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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关键作用

王志力

[摘要]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作长篇发言陈述正确主张,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力促组建成熟的党中央和领导集体。

[关键词]毛泽东 遵义会议 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

1.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挽狂澜,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1934年10月,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是怀着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强烈义愤和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深深眷恋踏上征程的。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惊慌失措。尽管广大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连续突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组成的四道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却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而且这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北上的路上设置重兵防守。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招致全军覆灭。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以来的巨大损失,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利用和王稼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行军的机会,经常倾心交谈,促使他们从“左”倾领导圈子中分化出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从此,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同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的斗争。随后,毛泽东又取得了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被采纳,中央红军开始改变长征初期的战略计划,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在猴场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被会议以《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下来。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1]p39。

2.遵义会议上恢复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也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博古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客观原因。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会议的转折点是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和他自己作的联合发言(也称反报告)。张闻天在反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2]p341-342他用充分的事实依据,全面、系统地批驳了博古、李德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会议作出了调整党和军队领导的几项重要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査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p342-343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也是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

二、力促遵义会议取得成功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方式,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重大路线斗争问题。遵义会议的成功,充分、集中地显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胆略。

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顺应和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愿、要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血染湘江的沉痛教训,深深地震撼和刺痛了广大将士的心。广大将士对临时中央和军事决策者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換领导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而且,他们逐渐认识到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勇敢地承担起拯救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工农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2.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用自己的正确意见去影响、帮助和团结周围的同志。“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2]p343毛泽东首先说服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并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几个人中间,最早受毛主席思想感化或者叫思想影响的,还是稼祥同志。”[1]p123张闻天也是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阵营中转向支持毛泽东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张闻天以党中央“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积极支持和配合毛泽东,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p39-40

3.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其策略就是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其方法就是用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作出正确的决议。正如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3]p67-68遵义会议与过去的诸多会议有所不同,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人并未采取冷酷无情的打击方式,而是给予其改正的机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其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从而端正思想,利用民主集中制及组织制度改变其领导观念,最终保障了正确路线的切实执行。比如,在对待博古的问题上,并未全面撤销其职务,而是让他一直担任中央要职。再比如,在会议上曾经和毛泽东进行过激烈争论的凯丰,之后也成了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知人善用,推荐张闻天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位。这样就最大程度地获得了领导层人员的支持,促进我党内部的团结和睦。

三、力促组建成熟的党中央和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一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4]p424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5]p309。又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5]p298

张闻天曾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6]p79-80遵义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决定。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云南扎西)的一个村子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其后,党中央经历了由洛——周——毛到洛——毛——周的一段微妙的过渡期。起初,洛甫在政治上“负总责”,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接着张国焘闹分裂,想当军委主席,“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7]p79。于是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其后周恩来病倒,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的下寺湾会议上,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军事指挥上的一把手,洛——周——毛格局转变为洛——毛——周格局。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后,张闻天“只在形式上当主席”,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标志第一代领导集体进入成熟期。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真正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得到了全党组织上、思想上的确认。

回顾这一段领导格局转换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毛泽东领袖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地位的确立,不仅与张闻天甘当“配角”,而且与周恩来的主动“让贤”直接相关。第二,不论是“洛——周——毛”还是“洛——毛——周”格局,真正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根据。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争权,但他终究成不了“核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随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要王明“不要竞争了吧”[8]p136-137。其后王明的态度有所改变。1940年5月30日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称赞毛泽东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8]p137。当时形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张闻天,毛泽东并没有“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类似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再次出现过。连王明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领导核心。而且,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核心”说最早竞出自王明之口,岂不更令人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把遵义会议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最初格局概括为“洛毛合作格局”[9]p120,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全面。因为在那微妙的过渡阶段,周恩来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不能简单地被排除在外。另外,就是前文所说的洛——周——毛到洛——毛——周,也仅仅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的格局。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与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成熟性。邓小平在论述第一代领导集体时,再三强调“成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过渡性就是不成熟性。邓小平讲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是对张闻天作为过渡性领袖地位的肯定。但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毛刘周朱开始的,而不是从毛张合作开始的。对张闻天,应该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但也要注意适当。

参考文献:

[1]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黨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8]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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