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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中国中央政府对瑞金的直接管辖

曹春荣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这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赣南瑞金隆重开幕。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称“赤色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即为“赤色首都”。同时,划定瑞金为中央政府直属县,进行直接管辖。

任免县苏主席、审核财政预算

中央政府对瑞金的直接管辖,首先体现在决定瑞金县苏主席职务的任免上。《红色中华》报1932年1月13日出版的第5期,刊登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今之國务院)在1月12日举行的第四次常会上,讨论和决定的重要事项,其中第六项为:

瑞金县苏,因主席黄正,每月向每个工人取六毛钱的津贴,剥削工人的行为,决定撤销主席职务,请求批准事。决定批准黄正撤销主席职务,其主席职务暂由副主席代理,并交工农检察部检查。

这段文字清楚表明,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为请中央政府批准撤销黄正担任的瑞金县苏主席一职,呈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常会上予以讨论并作出决定,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瑞金的直接管辖。

黄正虽然是工人出身,却反过来剥削工人,为苏维埃政府所不容,被撤职并查处,体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争取和保障工农群众利益为要旨的历史事实。

黄正被撤职后,即由时任瑞金县苏副主席的危辉椿代理县苏主席。1932年5月召开的瑞金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李崇葵为县苏主席后,危辉椿继续担任县苏副主席。同年6月,李崇葵调离瑞金县苏,危辉椿接任县苏主席。危辉椿系叶坪乡东升村人,共产党员。1928年即参加革命,历任东郊乡贫农团主任、城市区苏主席等职。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但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较差,难以胜任县苏主席一职。故此瑞金县苏呈请中央政府,将他的主席职务撤销。1933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6次常会,专门讨论了此事。鉴于撤职与调动工作二者性质不同,会议认为:“危辉椿虽有个别错误,但主要是能力弱,领导不了瑞金这样开展的许多重大工作,应该调动工作,而不是开除一切职务。”这一纠正,体现了中央政府对瑞金的直管,对工农干部的爱护。危辉椿后来调到中央土地部工作。

瑞金县委、县苏的财政预算,也直接纳入中央政府预算管理。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6月22日会议决定的《苏区中央局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文件中,在“财政与给养”部分拟定的“中央政府的预算”项下,载明当年7月份瑞金县委县苏预算金额为7400元;8月份起,瑞金县委县苏的财政预算依例纳入中央政府总预算中安排。其财政决算,则直接呈报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审核。

成立瑞金卫戍司令部

在《苏区中央局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的“军委后方工作”部分,提出了设立瑞金卫戍区域的计划。文件中写道: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与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红军全线出击的现在,更须巩固这一中心地,不使任何一个敌人任何一个反革命派混入,以巩固全国革命总的领导的核心。因此将瑞金定为卫戍区,设卫戍司令部。以红军学校校长为卫戍司令,县军事部长为副,卫戍部队由红军学校及其所属各直属部队与地方武装组成之。卫戍的责任,不仅是配置部队执行严格的赤色戒严,并须发动领导和组织地方武装对外县边区及敌人后方去实行进攻敌人的游击行动,以保证中心的巩固。至[于]一切卫戍的计划,应由卫戍[司令]部切实规定并执行。

据此,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6月25日召开的第17次常会上,议决设立瑞金卫戍司令部,并委任了正、副司令;同时相应设立总兵站。6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达第16号命令,公布上述决定。命令称:

一、现因军委出发前方,对于瑞金之警卫和统一军事指挥起见,决定设立瑞金卫戍司令部,并委刘伯承同志为卫戍司令,刘联标同志为副司令。凡留在瑞金之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部队,以及警戒事宜,均统属于卫戍司令部节制。

二、各军团暨各军留在瑞金之留守机关,名目既多,指挥复杂。查桥头暨有各军团之办事处,瑞金不应再有重复机关之设立。决定留瑞之各军团暨各军之留守机关限尅日一律取消,归并于桥头办事处。

三、凡应留瑞之医院及留后方之工作人员,均统属于后方总兵站主任杨至诚同志管理,以后关于各医院、留瑞各部队之给养费用等,均统属于总兵站筹划支配。

刘伯承时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联标,亦作“刘连标”,共产党员,先后担任瑞金县苏军事部长、红三十五军团长,战功显著。刘伯承调赴前方工作时,中央政府又委任现任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兼任瑞金卫戍司令部司令一职。

指导县苏维埃代表大会

1932年5月2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0期,报道了“瑞金县苏在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下,于本年5月15日至19日召集了全县代表大会”的经过。这是瑞金县工农兵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5天中讨论了如下问题:

(一)政治报告(拥护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动员);

(二)县苏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土地问题的检阅;

(四)扩大红军与执行红军优待条例;

(五)财政经济问题;

(六)整顿赤卫队的问题;

(七)县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学习问题;

(八)选举执行委员会。

大会在城内杨家祠(今八一小学)举行(会后县苏机关亦驻此处)。到会代表178人,其中工人、苦力雇农37人,贫农127人,中农13人,士兵1人;代表中有女子25人。

大会的召开,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前一日,各区群众敲锣打鼓送代表来开会。15日开幕那天,全城张灯结彩,晚上还有提灯大会。会上讨论每个问题,总有几十个人发言。大会“把瑞金过去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严厉的指示出来,并决定将来工作的具体方针。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具体和详细的决议,这些决议是到会代表一致所通过”。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县苏执行委员会,有正式委员35人,候补执行委员9人。这些委员中,工人、苦力雇农占四分之一,有4名中农。从中农所占代表及执行委员名额,可以看到“这次大会,纠正了过去排斥中农的错误”。新一届县苏执行委员会选举李崇葵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瑞金县工农兵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拥护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决议的宣言,全文刊登在1932年6月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2期上。《宣言》表示:本代表大会一致的热烈的拥护中央政府对日战争的决议,并坚决在中央政府动员令之下,号召并领导瑞金全县24万工农群众来执行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训令,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的工作。

1934年1月4日至8日,瑞金縣第五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凰岗历任村李家祠召开。到会代表140余名。这次大会依然是在临时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中央土地、内务、司法、教育几个部的领导高自立、梁柏台、何叔衡、徐特立、胡海等亲临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业已开始,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将召开的特殊时刻举行的,因而详细讨论了各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工作,还有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组织各种合作社、抓紧春耕生产、借谷给红军、做鞋慰劳红军,以及拥护二苏大会等。

会上,各地代表踊跃表态,共动员880名新战士加入红军,其中下洲、武阳区各100名,城市、黄柏区各90名,云集、下肖区各80名,河东、九堡、下宋区各60名,合龙、官仓区各50名,桃阳、隘前区各30名。同时,还有各区妇女代表另外表示要动员新战士及做草鞋慰劳红军,数目不等。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存在于县苏执委会主席团及部分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对县苏财政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展开了斗争。大会决定撤销相关人员的职务。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苏执行委员会,杨世珠、邱士桂、周宗源、高自立、王观澜等55人为执行委员,另有候补执行委员6人。在新执委中,工人17名,贫农30名,雇农3名,中农5名;妇女12名。同时选举了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70名(包括挂选的)。大会闭幕后的次日,新执委扩大会选举杨世珠为县苏主席,邱士桂、周宗源为县苏副主席。县苏机关稍后迁驻城南南门岗。

布置、督查各项工作

中央政府希望瑞金各项工作都能走在中央苏区各县前头,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因而对瑞金各项工作的开展以至总结都给予特别的关心,并进行直接的布置、督查,乃至处理。

为培养瑞金工农干部,使之尽快提高理论、政策和文化水平,适应工作需要,中央政府专门举办了两期苏维埃训练班。训练班每期1个月。第一期全班学员22人,于1932年2月29日结束并举行毕业典礼。训练班主任何叔衡和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项英,在毕业典礼上分别讲话,详细指示工作方针及实际工作办法。次日,即由瑞金县苏介绍,分派各区实习。紧接着,第二期又开学了,学员系瑞金各区苏的主席和委员。

1932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员检查了瑞金全县工作,经过详细讨论后,于本月29日作出了长篇决议,“以指示和纠正以后工作”。决议首先肯定瑞金县工作自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某些方面有相当的进步,表现在:

(甲)在统一财政上,县苏和部分区苏相当的执行了财政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浪费及漫无限制开支的现象大为减少,开始实行预决算了。(乙)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而言已纠正了过去随意捕人、偏信口供和使用肉刑的错误做法;对过去的政治犯,县苏也已遵照中央政府第6号训令,进行正式开庭审理。(丙)扩大红军有相当成绩,留红军公田已实行……

决议随后指出了瑞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包括对土地法的执行不彻底,有乱打中农现象;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不积极;以怠工形式和太平观念对待中央命令;对妇女权益的维护做得很差;各地苏维埃政府充满事务主义,职责不明,办事推诿,还有贪腐现象;选举运动也存在宣传不够,与当前斗争联系不紧密;等等。针对检查结果,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瑞金作出了多达14点指示,重点在于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法令、政策和指示,严肃财政纪律,加强学习,改进工作,以达到“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之目标。

此后,中央政府更多地派员直接领导(指导)瑞金的各项中心工作,使之出好成绩、好经验,成为全中央苏区的榜样。

1933年春耕备耕时节,中央巡视员在瑞金各地巡视时,发现武阳区尤其是该区石水乡的备耕工作做得最好,春分刚过,全区就准备莳田了。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得悉后,即着人通知武阳区苏主席邱世桂和石水乡苏主席周邦池到中央政府开会。邱、周二人详细汇报了区、乡组织发动群众,健全合作社、兴修水利、广积肥料、开垦荒地等情况。毛泽东想到以武阳经验推动中央苏区的夏耕运动,遂决定春耕过后,由中央政府在武阳召开春耕生产运动模范赠旗大会。5月18日至22日,赠旗大会在武阳隆重举行,瑞金及江西、福建苏区各地军民代表,与武阳区万余群众一道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次日还向大会作了夏耕生产运动动员的报告。大会组织了现场观摩、讨论和竞赛活动,代表们情绪极为热烈。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总结,并代表中央政府将书有“春耕模范”的奖旗分别授予了武阳区和石水乡。

1933年2月,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主持这项工作的毛泽东,指示中央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带人到叶坪乡搞查田试点。王观澜搞了一段日子后,写了题为《叶坪乡的查田运动》一文。毛泽东见了此文,又亲自去叶坪视察,跟王观澜交换意见后,决定把叶坪查田运动经验逐步推广到瑞金全县,使瑞金的查田运动搞得很好。这些经验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交流后,影响到赣、闽苏区各县。

对于某些影响重大的民生问题,中央政府还直接派员处理。瑞金四区白露乡一、二两村,有条共用水陂,但开陂放水一向由毛姓少数土劣说了算。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经协调解决问题,但第二村毛姓仍有少数人利用封建迷信,煽动落后群众,恃强阻碍协议执行,以至影响下游合龙乡。合龙乡群众因春耕迫切需用陂水,便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中央政府即派员前往该乡调查,并于1932年3月8日,召集瑞金县苏、四区区苏、白露乡苏与合龙乡苏负责人,以及白露、合龙两乡群众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会议做出决定后至3月底,毛姓少数人又寻衅闹事,捣毁双方新开引水水圳,违反土地法令。白露、合龙两乡群众遂向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控告。这回是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亲自出马,约同瑞金县苏裁判部负责人来到白露乡,再次召集有关地方干部、群众代表开会,取得毛姓大多数群众支持,问题终于以调解方式得到解决。

进入1933年以来,中央苏区的检举(贪污浪费)运动渐次深入。中央工农检察部除指示各级工农检察部进行检察外,特别抓紧了对瑞金县苏的检举,发现了几个贪污案线索,并向瑞金县苏主席团及时提出问题的严重性。然而瑞金县苏主席团听了却漫不经心,拖了一个月之久还不检查。最后由中央工农检察部代部长高自立直接派人查办,终于查出2000余元的贪污案。当年12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对瑞金的贪污案处分如下:

县苏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变卖公物的谷子,以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其经手的浪费中还有贪污,尚不算在内。决定将他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县苏财政部长蓝文勋,工作失职,掩饰唐仁达贪污罪行,应予撤职查办。

县苏主席杨世珠,对主席团于唐案事先全无觉察,又不上紧检查负有责任,予以警告处分。

同时,中央政府通过自己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大量地刊登了瑞金各地在各项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出色成绩和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瑞金县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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