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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功勋

周根保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回顾人民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辉历程、展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光明前景的同时,高屋建瓴地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科学评价。他说:“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1]如何正确评价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一直是党史军史界的热门话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我们理解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它的历史功勋在于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的历史功勋,作出了精确定位。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1]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对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作过高度评价。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疯狂攻击南昌起义是城市起义的“黑样板”,南昌起义老战士萧克以满腔义愤,驳斥了“四人帮”的攻击。他说:“我曾经亲自去见了周总理。总理说:‘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2]p43朱德在总结南昌起义历史经验教训时说:南昌起义军“离开南昌南下到达广东省东部以后,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次起义仍然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3]p853。

特别值得重温的,是毛泽东对“第一枪”历史地位的认定故事。1949年初,毛泽东预见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指示解放军总部制作我军军旗方案。总部从各地上报的方案中,初选了12种,供中央领导审定。周恩来回忆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有‘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后来毛泽东在亲自听取总部制作军旗方案汇报时又说:“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義,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4]p4毛泽东一言九鼎,从法律上确立了南昌起义历史地位。1967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把“造反派”要砸烂八一建军节,要把9月9日作为建军节的重要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胡说!”“什么九九建军节,他们胡来,懂个屁!南昌起义在前,秋收起义在后嘛!”毛泽东态度极其认真,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1933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作出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他还指示:“今年的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5]p13毛泽东一锤定音,维护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习近平总书记,如此重视“第一枪”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南昌起义“第一枪”,它的历史功勋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彪炳千古的。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内不少同志甚至相当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对开展武装斗争缺乏正确认识,对党独立掌握军队缺乏应有的政治自觉。“第一枪”打响前,党还未独立组织、领导、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开展工作,同时强调秘密工作应力避与国民党产生摩擦;另一方面,忽视了建立中共自己的军队,不去发展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结果在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在蒋介石、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面前,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者纷纷退缩,有的甚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了,乌云笼罩着天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要么高举义旗,奋起反抗。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又继续战斗了。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在许多仁人志士心境苍凉、不知如何是好的危急时刻,在全国人民面前竖起武装斗争的榜样。它似春雷,报道革命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它似旗帜,在革命失败的形势下,给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指明了武装斗争的方向。它展示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勇气,使千千万万人民看到中国革命希望所在,激励起他们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勇气。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大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正是因为南昌起义,中国革命才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进入了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新时期;也正是因为南昌起义,共产党人才深刻吸取失败教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便是在南昌起义中诞生的。正如陈毅指出的,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震惊中外的“第一枪”,不仅展现了南昌起义将士敢于牺牲的血性胆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魄,而且凝聚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当年,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委员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除面临反动势力血腥屠杀外,还面临两大政治压力。

一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这个压力是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当时,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据有关史料记载,1923年至1927年,莫斯科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有人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依照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给中国革命开药方。南昌起义是中共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后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示,进行了补报。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从莫斯科吹来一阵冷风:“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6]p235“如果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暴动”,可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都退出来,派往农村中去工作[7]p148。共产国际的回电,语气模棱两可,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立场。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期间,共产国际还电告共产党,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共产国际代表根据莫斯科指示,作出两条匪夷所思的决定:一是对起义不提供经费资助;二是禁止俄国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暴动活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坚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体现了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革命担当。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张国焘对起义的干扰。这更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当年的张国焘,并不是像现在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党的一大,他是主持人,从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他就长期居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他在临时常委会中位列第一。这次他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企图在前委扩大会上说服和阻止起义的举行。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错误主张遭到大多数起义将领的强烈抵制和反驳,尤其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前委再次开会经过数小时辩论,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听到起义前夕前委会开会与张国焘争论的介绍时,他停下脚步,笑着对大家说:“当时真的的确是很激烈的。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起来竭力反对,气的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周恩来还说:“拍桌子的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2]p23周恩来以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洞察和远见卓识,坚定地认为,只有不失时机地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有出路,害怕失败而不敢进行武装斗争,党将从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贺龙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会夭折。”[8]p234试想,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前委不果断做出决定,稍有迟疑,我党仅有的这一点武装力量将会被断送。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正气浩然的形象跃然纸上。

二、八一起义,功在上井冈,它的历史功勋在于开始找到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从艰苦卓绝的西进北上的转战中,从失败中奋起,攻坚克难,发展壮大,最后率领起义军登上井冈山,就是理想信念伟大力量的写照。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搬俄国的成功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南昌起义的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走先城市再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南昌起义主力军失败于南下途中之后,当时起义军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把部队转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正如粟裕在《激流归大海》中写道:南昌起義部队进军广东遭受失败之后,朱德、陈毅“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9]p476。

朱德率部分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到饶平县茂芝村,得知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后,军心立刻混乱。这时,4万敌人从三面围逼而来。紧要关头,朱德在茂芝召开干部会议,围绕要不要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要不要坚持起义军的旗帜,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提出:主力都失败了,我们留下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好了。朱德反驳道:“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0]p271他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来,朱德把会议决策概括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大家熟知的朱德在安远县天心圩军人大会的讲话,充分表明了他在最困难最黑暗的岁月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后来,朱德在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向工作人员说:“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同志们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们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在起义军最困难、最无望、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革命意志,起义将士从他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的信念,朱德在行将溃散的队伍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茂芝会议和天心圩军人大会,是南昌起义军余部从挫折中找到武装斗争正确道路的起点。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堵,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迅速向西北山区转移,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11月初,起义军到了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起义军按照朱德的指示,化整为零,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组织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做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为了适应作战方法的转变,起义军余部在犁铺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任教,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转变。作战方法的转变,使这支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朱德率部发动湘南暴动后,与进犯宜章的国民党军许克祥部激战,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敌人六个团,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在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专门就“关于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启示”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后期的实践活动,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南昌起义虽然指明了武装斗争的大方向,但对武装斗争怎么搞,开始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南下广东的战略,实际上是模仿国民党当初起家的老路,还是大革命时期的运作模式。南下广东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使起义军陷入与优势敌人决战的危险境地。正如萧克所说:起义军南下广东,占领大城市,“这种思想当时很普遍,是不奇怪的。十月革命、辛亥革命都是先攻下城市才成功的。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就认识到,要把部队开到农村去,上山下乡都是逼出来的。下农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但他也是攻打长沙失败后,才认识到的。他觉悟早,决心大,一直坚持不动摇。南昌起义的同志开始有攻打大城市的思想,随着潮汕失利,也开始认识到要下农村,朱德和贺龙就是代表”[8]p237。

朱德上山下乡,历经了曲折艰辛。朱德在茂芝會议上,决定不拘泥于原定方针,率领部队向闽粤赣山区发展。这一决策,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9p177朱德非常重视这一段历史,他在回忆这段斗争实践时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9]p489粟裕回忆说:“在赣南的几个月,我们看到了在农村干革命大有可为,增强了信心和决心,潮汕失利后仅仅四个月,朱德就领导发动了湘南暴动,广泛发动和组织农民先后解放了五座县城,武装力量发展了好几倍,震动了全国。这是武装斗争向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7]p237。

1928年4月,湘敌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南昌起义军余部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按照“不击则游”的原则,不顾湘南特委反对,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朱德成了第一个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合作者,“朱毛红军”宣告诞生,井冈山斗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研究南昌起义,许多学者把南昌起义与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历史割裂开来,以至于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造成不小误读。

周恩来同志在1961年9月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1962年6月,朱德发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谈话纪要,详尽地介绍了起义军千里转战上井冈山的经过,把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斗争联系在一起。1961年2月,朱德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凝视了很久。他说:“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这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许多同志英勇浴血牺牲,才终于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2]p28

毛泽东对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队伍上井冈山的历史功绩给予了特别重要的评价。据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造朱德的反,要揪斗朱德,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许多干部。”[4]p5

对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的伟大意义,井冈山早期斗争参加者谭震林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的那一支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军事素质比较差。他还经常说,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我们都是守势,守住山头就不错了,下山打这个打不过,打那个也打不过,战斗力非常弱。而南昌起义队伍上山后,因为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11]p105。

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朱毛”领导的这支红军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历经艰难曲折,一路披荆斩棘,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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