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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及影响

游国斌

[摘要]20世纪初,一批在省内外求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闽东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他们一方面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当地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迅速改变了闽东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状况,对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闽东 早期传播 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一个重要视角,而且可以为依托闽东红色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闽东的大众化传播提供有益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在闽东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愈益深重,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兴起,马克思主义在闽东传播的条件逐渐具备。

第一,近代以来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愈益深重,闽东地区经济社会严重衰败,迫使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探寻新的出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掠夺与渗透,封建政权的剥削与压迫,给闽东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闽东和全国一样,社会经济日趋衰败。“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1]p104,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生活艰难竭蹶。人民群众为谋求自身解放,前赴后继地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然而,无论是清咸丰年间的金钱会起义,还是持续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均未能改变闽东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辛亥革命爆发后,反清革命浪潮遍及全国。福建革命党人借势发动反清起义,光复福州、连江、罗源。随后,福宁所辖闽东北地区也纷起响应,未发一枪,兵不血刃,光复全境,清廷在闽东260余年的统治遂告终结。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福鼎、连江、福安等地各界民众先后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讨袁护国、“丁巳护法”和“民七革命”等,但由于北洋军阀势力过于强大,这些斗争最终都偃旗息鼓。革命的挫败、社会的动荡、民众的苦难,促使闽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首先觉醒起来。他们开始意识到“青年学生除了学习科学知识,还应该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为劳苦大众谋解放”[2]p27。为此,他们开始探寻拯救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出路。

第二,反帝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和民主思想的广为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来,中国逐步走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出,各地学生闻风而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求学的闽东籍青年学子,纷纷参加各地的罢课、游行及抵制日货的斗争,声讨北洋军阀卖国行径。消息传到闽东,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古田、连江、罗源、屏南等县的进步知识青年迅速响应。他们发起成立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开展宣传演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声援北京学生。通过声援五四运动,尔后又经历声援五卅运动,闽东人民特别是青年学子,进一步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以宣传民主、提倡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

第三,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开放,使一批外出求学的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储备了中坚力量。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闽东各县旧式学堂如私塾和义塾纷纷解体,新式学校逐渐发展起来。例如宁德,1913年全县共有新式学校27所,在校生990人。1915年,除3所高等小学外,国民学校增至36所,其中县城5所、分设于各乡有31所。1917年至1929年间,全县又新增明伦小学等6所学校[3]p154。而福安,1918年新式学校增至20余所,1925年全县公私立小学发展到45所,在校生近2500人[4]p146。而屏南,从1907年兴新学到1917年的10年间,全县办有完全小學7所,初级小学13所。到1928年,全县高小增至12所,初小增至25所[5]p12。而连江,1911年全县有5所高、初合并两等小学堂,7所初等小学堂。五四运动后,全县中小学达110多所[6]p42。新式学校开始实行新学制,增加新的教学内容,比如自然、常识、几何、代数、修身、英文、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生理卫生等。各县中小学普遍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使用新标点,推广普通话(官话),革除方言教学旧习惯。各学校开始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要求入学学生剪辫子、留短发、不缠足、倡天足,宣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当童养媳等。连江的许多中小学师生积极创办剧社和宣传队,用白话文演出《打倒卖国贼》《焚毁日货》《山河泪》《爱国魂》等带有反帝反封建主题的话剧和新编剧。福安紫阳小学的师生排练了《青蛾》《孔雀东南飞》等表现反封建内容的文明戏,到城乡各地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新式学校的兴办,培养了一批爱国、进步、开放的新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下,闽东各县的有志青年相继走出家门,外出求学,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闽东最早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群体,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闽东早期传播的生力军。

二、马克思主义在闽东早期传播的概况

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一批先进分子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不停地寻求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审慎思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他们的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步伐加快。在此基础上,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批在省内外求学的闽东籍青年学子,在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分别在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参加进步社团,加入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一方面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当地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在福州师范读书的霞浦籍学生游寿,开始接受新知识,阅读从北平、上海等地寄来的进步书刊,并将这些书刊带回霞浦,在青年学生中传阅。翌年7月,游寿、邱碧珍、郑啸琴等3人,利用暑期回到霞浦,在城关开办妇女工读补习班。通过教学活动,启发提高妇女对革命的认识,号召妇女进入社会,从事生产,自食其力,在当时颇有影响[7]p12。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前后,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和“十月革命”胜利的进步刊物,例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陆续传入连江,对连江先进知识青年影响尤深。此间,由林祥谦、施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连江早期党员郑乃翼、林开庚等利用回乡探亲机会,向琯头、壶江一带亲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及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的主张,使革命志士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1924年,在福州读书的连江籍学生严明杰、卢珍端、吴本琼、陈兴桂、陈茂文等,受新文化运动熏陶及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先后加入福建青年社、福建涤社等进步社团,协助陈任民、方尔灏、陈聚奎等创办《尖兵》《工学报》《福建青年》《血钟》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他们大声宣示:“我们正乘着真正炽烈的热心,张着满月的弓,搭着利镞的羽箭;满望弦声响处——就是贯穿我们鹄的之一日。”[6]p45与此同时,严明杰等经常带着方尔灏、叶敏修、何天衢等先进知识分子回到连江,在黄岐、城关、马鼻、晓澳、透堡等地与学生、市民、农民等广交朋友,进而组织他们讨论政治时势,宣传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5年,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回国的罗源籍中共党员林可彝借返乡探亲之机,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向乡亲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虐待婢女。他支持倡导新学,联合邑中热心人士筹建毓秀小学,帮助选定校址,延聘教师,充实设备,让贫寒子弟免费入学。他还亲自到校讲课、辅导,从中宣传革命道理。林可彝成为闽东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之一。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福安籍青年、中共党员王骏声,两次从北京寄回附有大量图片的书刊,反映五卅惨案真相,详细介绍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迅猛掀起的罢工、罢课、罢市等斗争情况。这些书刊在亲朋好友中竞相传阅,引起很大反响。

此间,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就读的宁德籍学子郑长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向家乡亲友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屡次在家书中向家乡亲人宣传“只有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想[8]p3。寒暑假期间,他将所收集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等进步书刊带回家乡,在亲朋好友中秘密传阅,成为宁德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同一时期,在福州求学的古田籍学生林大鸣参加了福建青年社,不久加入了青年团,成为福建青年团支部第一批10个团员之一。陈炳加入了福建勉之学社,成为骨干成员,参与了将福建勉之学社改组成福建涤社的筹备工作,并创办了《涤之》周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涤荡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为办刊宗旨。在校期间,陈炳与同乡校友黄孝敏、陈宗远等,组织进步青年魏耿、黄增琦、陈仁材等阅读《福建青年》《创造》《语丝》《涤之》《怒潮》等进步刊物,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陈宗远还将学习心得体会发表在古田旅榕同学会主办的刊物《古声》上,与大家互励互勉。

1926年秋到1927年春,在福州求学的屏南籍进步青年学生黄德信、郑鸣西、胡葆仁、陆章炎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胡葆仁在福州组织“新经济研究社”,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他们不仅通过各种渠道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提高思想认识,而且还采取通信或投寄宣传品等形式,向家乡亲朋好友传播新思想新知识。黄德信、郑鸣西等根据中共福州地委指示,利用寒假回乡的机会,携带《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史》《向导》《新青年》《洪水》等革命书刊回到屏南,在青年中广为传阅。黄德信在双溪、郑鸣西在康里还分别办起平民、农民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扫除文盲,灌输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火种,培养革命骨干。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民革命军攻克福建。中共福州地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先后派遣宁德的郑长璋、蔡泽鏛(蔡威),福安的陈毓麟,连江的严明杰、林铮、陈聚奎,屏南的黄德信、胡葆仁、郑鸣西、陆章炎,古田的陈炳、黄孝敏等一批中共党员回闽东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大力宣传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公开推荐《三民主义》《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广大进步青年争相阅读,踊跃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在宁德城内的明伦堂,蔡泽鏛把导师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课堂上宣传的革命主张、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言简意赅地传授给进步青年和社会贤达。他还教大家唱起了由瞿秋白首译成中文的《国际歌》[2]p44;在福安,共产党员联合以叶鉴清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古田,陈炳、黄孝敏、魏耿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张贴“打倒军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大造革命舆论[9]p15。在中共党员的鼎力帮助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及至1927年2月,宁德、福安、霞浦、连江、罗源、屏南、福鼎等地都筹建了国民党县党部,开展工农运动,打击土豪劣绅,支持北伐战争。福安县党部筹备处办公室内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肖像,公开阅读进步书刊。县党部的一批热血青年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演出话剧、教唱革命歌曲《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提倡婚姻自主”等宣传标语,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青年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通过积极行动,把古老的福安社会汹涌了一番[10]p40-41。

1927年冬,在北京求学的福安籍中共党员郭宣霖、周泽万、郑眠石等从京城寄回或利用寒假返乡机会,带回《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以及《洪水》《创造月刊合订本》《新青年》《语丝》等一批进步书刊。通过设在福安县城的蔡元记书店店员、进步青年郭文焕之手,公开或半公开地在进步知识分子、开明人士及社会青年中传阅,引起很大的反响。

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对闽东革命的影响

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福建各地逐步得到了传播。由于闽东四周有自然屏障阻隔,交通闭塞,文化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时间较晚,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且主要集中于为数不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范围内,但它迅速改变了闽东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状况,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为闽东革命培养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领导者和骨干。闽东最早接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后,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他们把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动领导革命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闽东革命的蓬勃发展。后来成为闽东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和骨干的,例如福安的马立峰、郭文焕、陈铁民,寿宁的叶秀蕃、范浚,福鼎的黄淑宗、黄丹岩,宁德的郑长璋、颜阿兰,古田的黄孝敏,连江的陈兴桂、杨而菖,等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确立了自己的信仰,积极投身于革命。他们历经风雨而矢志不移,直至为闽东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闽东革命运动的结合。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举办学校,培养工农干部。譬如,严明杰、卢珍端、吴本琼、吴本华等在连江城关明伦堂创办平民夜校,郑长璋等领导的宁德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举办平民夜校,黄德信、郑鸣西分别在屏南双溪和康里举办平民、农民夜校,马立峰等在外地就学的进步青年在福安城关明伦堂创办暑假平民识字学校,以培养工农运动骨干,支援北伐战争。二是成立民众社团,推动工农运动发展。在郑长璋等领导下,宁德县国民党党部筹备处相继成立了工人协会、农民协会等各种民众社团,入会者达万人。连江县以及福安柏柱洋乡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减租减息、反霸抗捐等一系列斗争。三是建立青年团组织,为党培养输送干部。1925年7月19日,共青团(1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福州地方委员会成立。作为团组织重点培养对象的连江籍学生严明杰,在斗争中表现突出,很快被吸收入团。之后,严明杰又吸收了进步青年学生吴本琼、陈兴桂、卢珍端入团。经团中央批准,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成立。其后,福安等地的一批进步学生也先后加入中共的外圍组织反帝大同盟和济难会,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为闽东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正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闽东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三民主义的信仰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在党的教育引导下,他们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各地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把马克思主义同闽东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闽东革命具体实际的认识,从而为中共闽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翌日即下发文件,将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转为中共连江特别支部,任命严明杰为书记,林铮、陈聚奎为委员。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派遣陈炳、黄孝敏、陈宗远、魏耿等古田籍共产党员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是年3月,在古田旧城五保街成立中共古田特别支部,陈炳为书记,黄孝敏、魏耿为委员。这是闽东人民历经无数次革命斗争挫败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认识并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连江、古田特别支部的建立,促进了闽东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标志着闽东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新的征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的早期传播,唤起了闽东人民的进一步觉醒,使科学社会主义开始逐步深入人心。闽东人民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帷幕从此拉开,闽东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色地域文化亦开始逐渐生成。

参考文献:

[1]林强.中共福建地方史(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本书编写委员会.蔡威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3]政协宁德市蕉城区委员会.民国宁德[G].(宁)新出(2011),内书第69号.

[4]政协福建省福安市委员会.民国福安社会[G].(宁)新出(2012),内书第56号.

[5]中共屏南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屏南历史(第1卷)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6]中共连江县委党史研究室.连江革命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7]中共霞浦县委党史研究室.霞浦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8]郑贻雄.郑长璋、蔡威受命回宁德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过[M].宁德市蕉城区郑长璋研究会.郑长璋研究(5)[Z].201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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