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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一般担当: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取得胜利的柱石

侯震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历经数次艰难险阻,共产党人的担当是我们党渡过难关、走向辉煌的重要柱石。在目前新形势、新常态、新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先锋使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担当 柱石

中国革命的阻力是巨大的,道路遍布荆棘。中国共产党在28年的民主革命艰苦斗争中,面对着封建军阀、官僚反动政府、帝国主义的层层打压,历经数次生死存亡时刻,是何种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危机,渡过种种难关,最终取得胜利?很多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所谓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阵营的扶植等等。以上观点均没有考察历史史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辉煌,多种因素并存,最为重要的是每到危机时刻总有一批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

一、担当是中华民族传统瑰宝,是时代赋予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要求

担当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瑰宝。“脊梁铁铸,担当社稷”[1],明代儒学大师唐顺之在给抗倭前线俞大猷的信中写道,“若夫为国家出气力,担当大任”[2]。古代黎民士庶、文人武将,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勇于担当起匡世救济之任。西汉宫女王昭君出塞“和亲”,嫁给两代匈奴单于终老草原,承担起了汉匈友谊、稳定北部边疆的重任。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原,豫州刺史祖逖不顾东晋皇室消极态度,率部北渡长江之际,猛击船楫立下“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誓言,勇于担当起北伐光复中原的重任。蒙古灭金之际,金朝西北城池接连被蒙古攻破,抑或归降蒙古,唯有郭虾蟆在金朝灭亡后坚守孤城达3年之久。明清之际,面对清朝八旗铁骑汹涌之势,南明典史小官阎应元率6万百姓拒24万清军于江阴城下达81天,连折清朝三王十八将,歼灭清军七万五千人。堪称“血泪史”的晚清,依然有可歌可泣仁人志士挽救民族于危亡。清末淮军将领刘铭传,1884年督办台湾军务,在孤立无援情况下,以弱搏强抗击法军8个月;清末海军将领邓世昌,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虽弹尽舰伤,仍下令加快速度猛撞敌舰吉野,不幸被鱼雷击中,与全舰官兵250人壮烈牺牲。他们的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担当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瑰宝,在世界也颇具影响。美国总统林肯曾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林肯在美国濒临分裂之际,担当起维护国家统一之任,他的担当之言也成为此后美国历任总统的座右铭。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担当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共产党人的担当,有别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担当和西方所提倡的担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为旗帜的担当,历经漫长的血与火革命考验和艰难探索、拼搏,最终走到今天的辉煌。

“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的重要精神内涵。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谈执政理念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3]2015年12月,习总书记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4]。可以说,“铁一般担当”成为新时期赋予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要求。

二、党的光辉历程诠释着“铁一般担当”:共产党人渡过难关、不断取得胜利的柱石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经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艰辛,曾多次有被扼杀的危险,而中国共产党却不可思议地化解了种种危机、踏破多重困难,最终走向辉煌,所依仗的力量就是铁一般担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壮大,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总结过往革命斗争,“我们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斗争的二十多年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可以说,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长征精神、南方红军游击队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从苦难走向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途转战15个省,被迫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原、草地、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平均每3天1次激烈战斗,遭遇战达400多次。各个主力部队从由出发时的合计约30万人锐减到25000人。正如八路军军歌开篇,“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展现了长征的伟大精神。而在这不平凡的征程中,党和红军亦经历了数次生死存亡的考验,最为典型的当属血战湘江、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巧打腊子口。

1.血战湘江。红军长征突破桂粤军阀的封锁,由于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干扰,红军主力强突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湘江,在强敌封锁和包夹下损失惨重,红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师级、副师级干部分别牺牲2人,正团级干部牺牲8人,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所部掩护全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各机关,阻击敌人追兵,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杀四天五夜,在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后身陷敌人包围,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掩护战友脱险后,被敌人俘获,他以“断肠”自尽的方式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5]p126的誓言。

2.突破乌江。1935年1月,红军长征至贵州省乌江渡口。乌江两岸悬崖峭壁,水流湍急。红军先遣团第一次试渡失败,8名战士牺牲。在后有追兵的危局下,先遣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召集党员骨干:“同志们,一定要渡过去。就是一个人,也要渡过去。”战士们纷纷泣血请缨,“我们要过去,一定能过去。”在总结第一次试渡失败教训后,先遣营以超凡的胆识和智慧终于渡过乌江,占领对岸渡口,为红军大部队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城作出了重要贡献。

3.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红军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然而国民党反动军队紧追不舍,蒋介石妄言“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中革军委根据形势的变化,“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千钧重担压在了红一军团第四团的肩上,政委杨成武命令团党总支书记罗华生到第二连挑选22名战士,凡是干部,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及排长,首先要挑出来。曾经是战斗英雄的,比如在强渡乌江立过功的,也要挑出来,必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码也要是入党入团积极分子!最终,22名勇士不负众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渡桥重任,党和红军再次转危为安。

4.巧打腊子口。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甘南重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腊子口成为北上的障碍,红军左侧有当地土司的上万骑兵,右侧有胡宗南主力,后侧有川军刘文辉的川边军侧翼,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被敌人四面合围的危险。面对险境,机智的红四团由团长王开湘率团主力迂回包抄,连长胡炳云率第六连主攻突击,虚实结合,以极小的代价突破腊子口天险,为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扫清了最后障碍。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历经数次生死存亡考验,正是由于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先遣团第一营、红四团、红六连等英雄集体,以及陈树湘、孙继先、罗华生、大渡河22名勇士、王开湘、胡炳云等党员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付诸行动甚至年轻的生命使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二)南方红军游击队精神。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八省留守红军游击队共开辟15个游击区。游击区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支持,各自为战,并与国民党军几 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兵力相周旋。然而,残酷的斗争并没有使游击健儿屈服,正如新四军军歌所言,“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反而将他们磨练得更加坚强与成熟。

红军大部队离开中央苏区后,留下武装人员1.5万人,1/3的人用的是单发步枪,人均子弹3至4发;部分人用的是大刀长矛。还有3万多红军家属和伤病员。而此时国民党军20多万人,配有火炮、战车、飞机,合围中央苏区。留守指战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央军区司令员、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坚定而激昂,“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从实际情况出发,“保持干部,保持游击队,保持政治旗帜。插一杆红旗在山上,准备在适当时候给敌人以打击,打破敌人的‘围剿来壮大自己,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一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6]p565。项英和陈毅承担起了保卫苏区之责。

国民党军向苏区发动最后进攻之时,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在突围中,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甘愿献身革命;艰苦斗争中,以毛泽覃为代表的党员干部在困境中与敌人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瞿秋白身陷囹圄从容就义。他们都在危难时刻承担起掩护同志、保守党的机密、坚持斗争之重任。

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苏区革命火种依然薪火相承。粟裕在红十军团失利后,带领余部在国民党统治核心区浙江开辟了“浙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自始至终在“闽西游击区”坚持战斗;红六军团先遣长征后,谭余保带领游击队留守湘赣边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红二十五军长征至陕北后,以高敬亭为代表的红军游击队两次选择留守鄂豫皖。可以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红军游击队担当起了延续苏区火种的重任,为日后组建纵横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东北抗联精神。“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东北抗联露营之歌,雄壮豪迈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联将士,在白山黑水苦斗14年的艰难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奉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讓。国破山河在,中国共产党选择与东北人民一起战斗,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明确提出:“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不驱逐日寇,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7]罗登贤的决心代表了共产党人承担保家守土、驱逐日寇的重任,罗登贤也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东北沦陷后,他接任满洲省委书记,短暂的一年时间重建中共满洲省委、团结义勇军抗日、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奠定了日后的东北抗日联军,给黑夜中的东北人民带来了黎明的期盼。东北抗联广大官兵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与所谓“皇军之花”、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搏杀14年,大量指战员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抗联各军领导人的命运也极为曲折。

东北抗联全盛时期共有11个军3.6万人,第一至第七军在党领导的武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第八至第十一军是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合编为第三路军。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员兼政委杨靖宇在日伪“全满讨伐”下,坚持抗战,拒绝转移至长白山区。“东北抗日联军,你不抗日,躲到山林里,日本鬼子能自己跑了吗?就算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有我在,东北抗联的旗帜就在。”杨靖宇将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战至最后一枪一弹为国捐躯。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战斗中,身先士卒,被流弹击中头部牺牲。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在杨靖宇牺牲后,继续带领抗联一路军抗日,“头可断,血可流,坚决把抗日的大旗扛下去”,积劳成疾抱憾而终。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心系东北抗日全局,从苏联奉命回国侦查,“宁肯死在东北战场,也绝不回苏联”,不屈而殉国。还有“曾举霸主鞭,驱马逐倭寇”的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带伤奋战,不下火线”的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胸怀“中国人不应该当亡国奴,中华民族只有抗战到底才是出路”,惨死于叛徒之手的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第八至第十一军由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抗联,尽管谢文东、李华堂投降,但第八至第十一军也不乏危难时刻勇于担当的干部。抗联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在李华堂投敌后继续率领第九军西征,直至1941年殉国;抗联十军军长汪雅臣,为掩护战友突围、群众转移而献出宝贵生命。

东北抗联14年苦斗中,许多女战士亦挺身而出,担起复土抗战之责。“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女政委赵一曼,离开家乡和亲人来到东北抗日,为掩护部队转移负伤后被俘,坚贞不屈。“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成为赵一曼回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临终之际,留给儿子的遗言更是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尽管东北抗联见证了东北光复的最终胜利,然而抗联各部队创始人大多罹难,堪称旷世罕见。在国民党抛弃东北人民的黑暗岁月里,共产党人的担当国难给东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以无限希望。

在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可查到姓名的党员烈士多达370多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涌现出邱少云、黄继光、周万派、孙征民、蒋金柱等舍生忘死,担当起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时传祥为代表的先进英模,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朽的篇章;改革开放以来,孔繁森、杨善洲、普发兴、谭竹青、沈浩等党员领导干部,殚精竭虑、忘我工作,是新时期共产党人担当的杰出楷模。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担当中奋力前行,带領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完成这三件大事,才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8]铁一般担当使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走向强大,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铁一般担当”在传承中前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苦的斗争,相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书写了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新篇章,重要的依靠力量就是具备“铁一般担当”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当起人民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重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亦勇挑大梁,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伤亡38万人的代价,在没有战略纵深的朝鲜半岛,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上甘岭精神、黄继光精神、邱少云精神、铁流运输线精神传承至今。1979年2至3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20万人从中越边界26个出口攻入越南,1个月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直捣河内,狠狠地教训了所谓的“世界军事第三强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血染的风采”担当起了捍卫祖国边疆的重任。1998年夏,长江、珠江、闽江、嫩江、松花江等江河相继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特大洪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解放军官兵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担当起抗洪抢险的重任。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9级地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解放军战士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担当起抗震救灾的重任。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上世纪90后出生的解放军武警消防官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丽诗篇,担当起了救火救灾的重任。

事业在继续,担当在传承。在血与火的革命年代里,共产党人的担当使我们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岁月里,共产党人的担当令我们重新找回失去的自信,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承担起时代先锋的责任。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让“铁一般担当”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宋]无名氏.沁园春·意一仙翁[O].文渊阁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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