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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探索与开拓创新

刘宇祥

[摘要]毛泽东的“上山”思想不仅源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以及农村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且还根植于对社会的深入了解,继而在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为天下先”的超人胆识和伟大气魄,上下求索、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引上社会主义前途的历史道路。

[关键词]毛泽东 “上山”思想 形成 地位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开始,在对中国社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来的。毛泽东从提出“上山”思想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标志着我们党从大革命的失败至土地革命战争开始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完成,而且也是我们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实际开端。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且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毛泽东“上山”思想的产生根源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通常认为,一方面源于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认识积累,另一方面基于对客观事物发展认识的再认识。毛泽东上山思想的产生,同样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1.青年时代树立的救国图强鸿鹄之志,促使毛泽东能够在当时的社会进步行动中获取初步的政治思想意识。1910年秋,年满16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可以说是他人生历程的第一次转折。“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言志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校长李元甫阅后,大为赞赏,对人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救国材。”[1]p13“在这里,毛泽东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眼界大开;他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开始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登山游泳,磨炼意志,增强体质。通过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打下的良好基础,青年毛泽东确立了高尚的人生理想及价值观,并为之努力探索和奋斗。”[2]1911年春,毛泽东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念书;后又辗转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后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1]p13正是在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影响下,毛泽东生活作风俭朴,严于律己,言行一致,作风谦逊,这些均为毛泽东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泽东学生时期养成的艰苦奋斗,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伴随其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以后,并时时以此要求他的战友们。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创建红军时,尤其重视工农武装与旧军队在道德情操方面的区别,从而使红军成为工农劳苦群众喜爱的队伍。”[3]

2.耳闻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凄惨的现状,促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深层次的思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腐败透顶的清政府战败求和而告终。耳闻目睹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屈辱情状,毛泽东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4]p577。这促使中国人民开始运用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p1471毛泽东的话,是对当时的艰辛探索者们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以至于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所作的正确抉择的最好概括,它揭示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局势的总的看法,启示着中国革命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3.国内反帝反封建思潮的接连推动,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变。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创办了《湘江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广泛讨论和宣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6]正因为有这种积极因素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评价较高,他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7]对此,他还评价道:“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对《新青年》的性质、社会影响进行了评点,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从思想启蒙、政治意蕴、文化转型、中共成立、国人解放等维度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从形式主义偏向、对底层社会影响有限等方面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8]

4.毛泽东长期深入的民情调查,促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心问题有着仔细的考量。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國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9]这段话说得很精辟。1926年9月,毛泽东在其《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0]p168到了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1]p13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长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没有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12]。

二、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历程

毛泽东为什么要“上山”,为什么能率先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顾国共合作期间到引兵井冈时毛泽东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这有一个逐步实践、认识的发展过程。他既是被“逼上梁山”的,又是主动“上山”的。他靠的不是什么天才的“未卜先知”,靠的是深入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的警醒。面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大屠杀,毛泽东预感到共产党的劫难即将来临,他徘徊在武汉黄鹤楼前,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一诗:“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3]p10到了1927年6月中旬,出于作为共产党人的强烈责任与压力,毛泽东等人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训令》,一面抗争,要求严惩凶手,一面号召各级农协会严密组织、加强武装自卫。与此同时,他还赶赴长沙,以新的湖南省委书记身份,指示湖南各地的工农武装要加强组织,随时能够用武力来对付敌人。7月初,毛泽东从长沙返回武汉,4日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关于省农协有两种策略:1.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2.此外尚有两条路,上山或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0]p205。“‘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这种上山保存实力、创造基础的思想,再一次体现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武装的新认识。”[14]p19

2.基于实践中对武装、政权、农民和农村等问题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虽然八七会议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但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以及武装斗争后又该走什么路,抑或是向哪里发展,中央高层一时没能理出头绪。毛泽东后来承认:“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15]p332所幸的是,通过较长时间对中国国情调研,以及从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启蒙,到身为共产党人置身国共合作的工作体验,等等,使得毛泽东在中共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确立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按:指马日事变),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6]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17]p144。及至会议决定毛泽东重回湖南去领衔和领导湘赣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就当前形势再次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政权,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18]p143对于毛泽东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和务实精神,瞿秋白曾夸赞道: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3.基于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失利后的现实状况,进一步作出实事求是的探索。在中共湖南省委及毛泽东的努力下,秋收起义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然而,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进攻长沙的计划显然难以实现。经过浏阳周边几个乡镇的死命拼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有生力量损失已接近三分之二,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此时,“军威因是不振”,“竟致溃不成军”[19]p21。在这种情况下,自保都难,而要达到中央和湖南省委攻占长沙、夺取武汉的既定目标,是断难实现的。是进,还是退?在这个事关全局,乃至事关中国工农红军前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浏阳县上坪会议上,果断地写信给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并要已失利的第一团迅速向第三团靠拢退往萍乡。从这里看,毛泽东当时对攻打长沙的想法已经发生了转变。事实也是如此,随后他便率部向罗霄山脉一带转移。

4.基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逼上梁山”与井冈山的有利条件。文家市作出决定,将队伍转向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农村或山区去,但是湘中打不了,湘东去不得,湘南前景也不明朗。这时,毛泽东的心里一直很沉郁。没想到,当队伍来到莲花时,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更得知井冈山有党所掌握的武装在活动,遂进一步坚定了“上山”信念。在永新三湾和宁冈古城,通过对井冈山当时的情况调查了解,尤其是和袁文才的接触及得到袁文才等人的支持,“毛泽东通过‘去留自愿的原则基本上遣返了部队里面意志不坚定人员,并将全部伤员留下疗养,从而使部队更加轻便靈活,更具有战斗力了”。其间,“一方面为了静等山上王佐的答复,一方面为了扩大革命队伍的影响和补充给养,毛泽东决定先行带领部队在井冈山周边各县‘打土豪分田地”[20]。在酃县水口,毛泽东从部队搜集的报纸上,看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加之,在水口逗留期间,“发觉有敌军两个团由茶陵向水口前进时,毛泽东立即派出两个连袭击茶陵县城,以迫使敌军回救后方,部队主力则向桂东与江西遂川交界处转移”[21]p29。没想到,在遂川县大汾镇毛泽东的队伍突遭地主武装肖家璧的袭击,工农革命军伤亡60余人,队伍被冲散成两截。这使得原本想带领队伍去湘粤寻找和接应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计划变得不现实。就这样,“毛泽东带着不足两个连的部队,在王佐部队代表的迎接下,从荆竹山上了井冈山。……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下,在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及其所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被逼上了井冈山,在全党率先开始了由进攻到退却、以便在地利人和的井冈山有利的条件下再进攻的战略转变,当起了革命的‘山大王”[21]p30。194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同国民党中统头目陈立夫说:“那时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三、毛泽东“上山”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

毛泽东从提出“上山”思想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标志着我们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一次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完成,而且也是我们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的实际开端。

1.毛泽东“上山”思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新。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人普遍认同“以俄为师”的思潮中,一些中央高层领导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而毛泽东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2]p115尔后,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以及指导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多年后,毛泽东在批评中国留学生不会思考,只会遵循书本教条时说道:“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23]p798毛泽东对待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更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新。

2.毛泽东“上山”思想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树立了不倒的一面红旗,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之前,毛泽东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40年后,他先后同外国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18]p142从来没有想过带兵打仗的毛泽东,却能审时度势地全盘考虑怎样才能更好执行中央提出的土地革命政策。经过在湖南长沙等地的调查了解后,他对举什么旗以及暴动的时间、区域和土地问题有了自己成熟的看法。为此,他上书中央陈言:“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18]p142工农革命军这支队伍诞生后,无论是部队构成的成分还是部队的政治面貌,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划时代的。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由苦大仇深的工人农民直接参加,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新型革命武装。它来自工农,代表着工农民众的根本利益,肩负着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解放广大劳苦群众的崇高使命。它的诞生是我党正确路线与右倾投降主义进行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取得伟大胜利的标志。

3.毛泽东“上山”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毛泽东“上山”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新问题和伟大创举。它在“马恩列”领导的欧洲或俄国的革命中还从没有遇到过,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无法找到现成答案。而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上山”思想,是建立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和农民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的深刻分析基础上,并且是从革命实践中来而又经过反复检验过了的、具有一定基础的新论断,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的“上山”思想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不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杰出领导才能和智慧,而且对于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探索起到了巨大引领作用。

4.毛泽东“上山”思想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续革命的信念和决心。毛泽东在1927年6月至8月三个月中,集中提出和基本明晰的“上山”思想,在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实践和苦心经营下,很快形成了“六县一山”的巩固的红色区域。期间,毛泽东始终把井冈山当成长远的聚集革命力量的基地花很大的精力来建设,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自成一体,不惧敌人的封锁。后来,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都借鉴、吸取和采用了井冈山的经验,同时也鼓舞了革命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毛泽东、朱德后来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各项建设许多也是对井冈山根据地经验的移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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