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综述

李亚超

[摘要]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历史溯源、辩证关系,以及两者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基本路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今后学术界应加强基础概念研究,强化实证分析研究,深化评价体系研究,注重学科交叉研究,拓宽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历史溯源 辩证关系 重大意义 基本路径 研究展望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关系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课题,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关键性问题。十八大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将主要观点作一综述,并对下一步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展望,以期拓宽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历史溯源

多数学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视角,分析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历史溯源。

秦宣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国际以及帮助欧洲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中,非常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和党的思想建设,既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强大武器,又拿起“批判的武器”,彻底清理和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列宁为了解决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错误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特别重要的是,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了重要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高度重视组织纪律,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尝试建立党内监督制度、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制度建设作出重大贡献[1]p33-34。

姚桓认为,注重从思想上建党,解决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带来了党在受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如何保持先锋队性质的严重问题。1929年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了以思想建设克服错误思想的各种具体举措,首次提出思想建党的要求。抗战时期的延安整风,是思想建设的光辉实践,以此为基础,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系统阐述了“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思想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提出制度治党,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新中国成立以后,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党内各项制度,以使党和国家工作在制度基础上规范化、正常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通过总结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围绕制度建设,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尊崇和维护党章,及时修订党章,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完善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2]p4-6。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

大多学者一般从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分析论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尤其以前者为多。

肖光文从内涵的维度分析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第一,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为制度治党提供了基础。思想建党对制度治党的主体有着直接的影响,制度治党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干部,制度的贯彻和落实最终要靠全体党员干部在实践中的具体执行,作为执行者的党员干部的素质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执行力和贯彻力的大小,因此,思想建党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影响着制度的执行效果,最终决定着制度治党的效力。第二,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关键,为思想建党提供了保障。制度作为外在的刚性约束,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有着硬性要求,行为是思想的外化,思想建党取得的成果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因此,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了根本保障,全党思想的高度统一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才可以得到实现和巩固。第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中。思想建党本质上是要通过思想道德的教化形成约束党员干部的“软力量”,制度治党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党员干部的“硬力量”,作为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软力量”和“硬力量”,两者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3]p20-22

毛志华从外延的维度论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第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結合体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思想建党理论源于管党治党的实践,集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更好地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制度治党则是对思想建党理论的显性表达和巩固升华,并且更加直接地作用于管党治党实践。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就是既把党建理论成果作为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又以制度作为思想建党的支撑和保障,二者共同作用于管党治党实践。第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体现道德和法治的辩证统一。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员行为和党内秩序,不仅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以德自律,靠法他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思想教育手段和制度约束并用。第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体现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继承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制度规定,又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体现着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4]p21-22。

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

不少学者从现实缘由、实践价值、时代要求的维度出发,对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大意义进行探讨。

刘明认为,新形势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现实缘由是:第一,思想建设的整合力和动员力还不够强。一是当代社会多元多样思潮的快速汇聚和弥散,客观上消解了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如何在纷繁复杂观念之间保持生命力且抑制价值纷争,成为执政党在异质化环境下探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全新命题;二是主观上存在对思想教育重视不够的现象。第二,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还不够强。一是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不够,重视制度要素建设却忽视制度要素之间的有机衔接;二是制度执行力缺失,其结果便是制度虚置,最终形成“破窗效应”。第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的耦合性还不够强。一是过于强调制度力量,忽视甚至放弃思想教育,形成制度惯性或制度依赖,导致制度成本过高;二是过于突出思想教育的效果,不自觉地陷入“精神万能论”的误区[5]p39-41。

侯立红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实践价值是:第一,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规范权力运行。单纯的思想防线是不牢固的,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牛栏关猫”,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规范权力运行,只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第二,有利于增強党的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打造思想上“不想腐”、制度上“不能腐”两道防线,才能提高党员干部抵御风险、拒腐防变的能力。第三,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凝聚党心民心。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促使思想教育深入人心,制度规定贯彻落实,必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6]p34-35。

张明仓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要求。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推进党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推进党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也必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第二,应对问题挑战、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举措。只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我们党才能更好地经受“四种考验”,更好地战胜“四种危险”,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第三,推进党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正是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我们党治党理念和治党方式的重要创新,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科学方法和有效途径[7]p7。

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基本路径

目前学术界关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基本路径,众说纷纭,观点很多,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1.通过彼此融入实现紧密结合。第一,将制度元素融入思想建党之中,以严格的制度保障思想建党的成果。一是既要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包括全体党员参加的基层组织生活和领导干部参加的民主生活会,又要提高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制度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手里。二是要强化制度教育,培养高素质的能够经受各种考验的人,使他们成为制度治党的中坚力量、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中流砥柱。对于执政党而言,就必须大力加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制度教育,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二,将思想元素融入制度治党之中。一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贯穿到制度治党的全过程,在制度治党之中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说服、教育等工作,使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被执行者都能认同制度、信仰制度,在行动中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二是要加强制度治党、党内治理的相关理论研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吸收中外政党建设和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立足中国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共产党需要的制度治党理论和党内治理理论[8]p43-45。

2.坚持问题导向实现紧密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和以往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着眼于解决管党治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的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正是这种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的体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要针对党内存在的“四种考验”“四种危险”等一系列迫切问题加以推进,在两者紧密结合上下功夫,既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思想认识问题,又解决党员干部和党组织行为违规违纪问题。进一步说就是,思想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思想建设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制度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同样,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度治党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思想教育、思想斗争、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加以化解,使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以破解党内存在的各类问题[8]p42-43。

3.做到同时同向发力实现紧密结合。所谓同向发力,就是要求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目标、任务和要求上一致,避免反向而行。目标上的一致,就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要坚持统一的正确的方向,即两者要有利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活力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任务上的一致,就是两者要紧紧围绕各个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要求上的一致,就是两者都要坚持从严从实的标准和要求。而所谓同时发力,就是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起谋划、一并部署、一块推进、一同落实,避免“一手软、一手硬”,而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补足精神之钙,又要扎牢制度之笼,实现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只有坚持同时同向发力,有效克服重思想轻制度、重制度轻思想与“两张皮”等错误倾向,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的“软约束”和制度的“硬约束”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内外兼顾,才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9]p15。

4.构建体制机制实现紧密结合。第一,构建利益保障机制。无论是思想建党还是制度治党,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分析,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关照党员干部的物质利益,形成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工资协调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第二,构建制度意识养成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实现课堂教育机制、家庭陶冶机制与社会实践机制的耦合;二是健全动力机制,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党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障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落地生根;三是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既要严把党员入口机制,又要建立健全淘汰机制;四是建立健全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合理推进制度治党人才配置。第三,构建思想教育监督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媒介监督机制,利用现代新闻传媒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是建立健全工作问责机制,提高问责力度和扩大问责对象的范围,完善廉政教育惩戒制度,保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讲规矩落到实处;三是建立健全公开承诺制度,完善群众广泛参与制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让人民群众监督干部[10]p33-34。

五、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研究展望

学术界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研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为了解决新形势下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問题而提出的。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但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研究,时间还不长,一些领域还未涉及,因此现有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结合以往的研究,今后关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研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第一,加强基础概念研究。要理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边界。从实际的研究来看,存在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泛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涵。许多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历史溯源的梳理过程中,存在着将思想建党等同于思想建设、制度治党等同于制度建设的倾向。应当说,思想建党和思想建设、制度治党和制度建设两对概念的内涵存在着交叉,但绝不是一致的。二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就是“大杂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似乎任何党的活动和行为都可以促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避免这两种不良倾向,理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边界。

第二,强化实证分析研究。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学者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需要纯理论研究,又需要对实践进行总结和升华。我们可以对某一地区、某一党组织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该地区、该组织在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实践中的创新举措和现实困境,将其进一步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指导各地区、各组织的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同时,也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党组织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实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拓宽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深化评价体系研究。已有学者尝试构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成效评价的体系,例如韩强从“从严治党的实效、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推进”三个方面作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成效评价指标,但是该指标很明显面临大而空、不易操作的现实困境。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们应当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地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从中升华和提炼出操作性强、可复制推广的评价指标,深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成效评价体系的研究。

第四,注重学科交叉研究。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不仅涉及党史党建领域,而且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对其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和论述,比如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抽象的思考,从法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法规制度建设的研究,从教育学、心理学对其进行党员干部集体心理和行为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影响进行分析。因此,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参与的研究课题。从现实来看,致力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的学者以党史党建学科的学者居多,政治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学者参与较少,或基本没有参与,我们应当注重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提高关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的科学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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