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新四军

童志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博古于1937年7月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先后担任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后于1940年11月由重庆奉调回延安。在南方的3年多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4月8日,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幸同机罹难。这一时期博古与新四军的关系值得关注。

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国共双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工农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淞沪战事日急,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抗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而如何改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使之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便成为国共双方谈判中的重要议题。

对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因此,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还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在南方的游击武装。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谈判,因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于僵局。中共代表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博古遂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来遇到北伐名将叶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编游击队”的初步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答应,并开始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活动。国民党在南方“围剿”红军3年之久,师劳无功。而当时,叶挺脱离中共已10年,而且新近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中将高级参谋,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对日作战前线,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在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后5天,即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同中共中央正式谈判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个通报是迄今为止查到的最早出现新四军番号的历史文献。

但是,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更由于当时南方有些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时因受骗上当而遭受损失的严酷现实,使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的改编不得不抱着十分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再加上国民党蒋介石迫切要求南方红军迅速开赴前线以及在经费、编制、人事等问题上的苛刻条件,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改编新四军必然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

参与筹建新四军领导机关

由于周恩来在与叶挺谈请他“编游击队”不久即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因此之后中共在南方的工作便暂时由博古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获悉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后,立即于10月1日致电博古、叶剑英等人询问原委,并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它们”。电报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在屠杀方法失败以后,企图变换方法,借抗日作题目来拔去这些战略支点的阴谋保持警惕。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和叶挺出任军长等问题,中央书记处明确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叶挺须来延安,在行营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

叶挺于任命公布后立即分别向在南京、上海的中共有关人员接洽。10月5日,潘汉年在上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和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的情况,转达了叶挺“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的心情,并请示中央:“我们是否同意他去。” 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3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从叶挺那里了解的成立新四军的情况:“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并建议“南方各地游击队似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

10月15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潘汉年并告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紅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10月18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潘汉年,同意博古、叶剑英、董必武10月8日关于南方游击区由八路军节制的建议,并再次强调:“叶挺可管闽粤边何、张两部,在前电所述条件下,首先要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然后接洽张部。”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询问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在取得何应钦批准的前提下,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共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张闻天、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向博古、叶剑英通报:“我们正准备一批得力干部,经过叶挺派往闽浙赣三省整理各游击队。”

博古、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并迅速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取得批准。叶挺还向中共代表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不日即可启程赴延安,他已领得新四军关防及开办费5万元,其之所以至今尚未正式呈报就职,就是想等延安之行有了明确结果后再正式呈报。电报同时转述了叶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的声明。

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南方红军游击队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集中五分之三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电报同时又一次提醒南方部队“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从以上延安与博古等人的来往电报可见,中共中央对南方部队改编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先是只同意他指挥闽粤边张鼎丞部或闽浙边刘英部,以后又同意他指挥张鼎丞、何鸣两部,到10月底,才初步考虑从全部南方部队中抽出五分之三编成一个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副军长。与此同时,都还附有重要的前提条件。

葉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同叶挺商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在延安时,叶挺还同11月7日抵延安的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叶挺在延安一共逗留了6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11月12日返回武汉。由于此时的叶挺已成为国共两党都正式承认的新四军军长,所以他在抵汉的第二天,就首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接着叶挺去南京,同蒋介石协商新四军的编制问题。11月21日上午,蒋介石接见叶剑英和叶挺,明确表示新四军“不能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还拒绝了叶挺关于增拨新四军经费的要求。叶挺愤而向蒋介石当面辞职,又被拒绝。当天晚上,叶剑英、李克农就将蒋介石接见的情况向博古、林伯渠作了通报。11月下旬,叶挺从南京返汉口,在大和街廿六号正式设立新四军军部,一边招募工作人员,一边等待副军长项英的到来。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中央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王明、周恩来、博古抵达武汉,当日便电告延安:蒋介石已到武汉,明后日或可见面。同时催促项英早日来汉,“以便赶快解决新四军问题”。

妥善处理组建新四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国共两党从武装对抗到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在这个战略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都能跟上形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内战政策的暂时转变,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中,开始产生非常危险的右倾情绪。1937年7月,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因右倾麻痹,丧失警惕,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诱骗,集中开进漳浦县城,结果被全部缴械。同年9月,湘鄂赣边红军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派去的副司令员、副官主任、军需主任。为此中共中央特派董必武前去武汉,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向博古、叶剑英等人发出指示,指出湘鄂赣谈判“完全错误”,同时提醒鄂豫皖等地谈判不得重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最后严肃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在南方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中共和红军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项英,由于还不了解国共两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所以还在极力集中部队。在1937年9月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时,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曾作过被中央指有错误的演说,反映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各地游击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国内数家大报立即刊载了项英的公开信。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和叶剑英等,明确指出在目前“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我们是十分不利的”,“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着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致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0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又专门发出指示:“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方针。”

10月1日,博古向党中央转报了项英通过江西省保安处发给博古的第一个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当天晚上,博古亲笔起草给项英、陈毅的回信。在信中,博古除了详细介绍了主力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和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八路军等情况外,针对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特别以何鸣部队因集中进城被粤军欺骗缴械为例子,给项英、陈毅交待了党中央指出的“最低限度”之3点指示:“1.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地方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2.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3.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提醒他们不要受骗。博古将此信以及“陕北出版之《解放》全部14期及中央决议、宣言、大纲、地方工作指示与地方红军谈判必须坚持的条件各一份”,派与项英相识的交通员顾玉良(顾建业)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身份随身携带,急送项英。博古要顾玉良转告项英,按中央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来南京面谈。10月11日,顾玉良在江西大余县池江圩与项英会面。

10月20日,项英随顾玉良到达南京,受到博古和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博古向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项英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经过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与国民党的艰苦谈判和反复协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4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但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让步。12月28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何应钦亦于1938年1月初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人担任副军长、正副参谋长、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令。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武汉移至南昌三眼井。4月4日军部离开南昌,4月5日进至皖南歙县岩寺,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

恢复和重建中共南方党组织,为新四军输送大批领导骨干

为加强对南方各地党的工作的领导,在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博古即于9月8日到达南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住进设在傅厚岗66号的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为了尽快地恢复和重建中共南方党组织,博古花了很大的精力营救被关在狱中的同志。当时在南京有中央军人监狱、老虎桥监狱和首都反省院,这3个监狱关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经过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努力,先后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监狱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黄文杰、刘顺元、张琴秋、喻屏、李世农、张恺帆、桂篷、黄先、王鹤寿、王凯、刘宁一、张越霞、陶铸、曹瑛、顾玉良、萧桂昌、钱瑛、萧明、徐洁身等1000多名政治犯营救接应出来。

为了让这些出狱的同志尽快投入工作,博古让熟悉监狱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牵头,成立营救组,负责营救、接应、安置和审查工作。经过严格的政审,这些同志中一部分输送到延安,一部分被分配到南方各地,成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领导骨干。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汇报说:“现已建立江苏、湖北两省委,浙、粤、闽已派人去。南京已建立市委,现拟建立皖、赣两省工作,请富春注意準备南方各省干部。”许多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如陶铸、钱瑛、刘顺元、顾玉良、喻屏、李世农、张恺帆、桂蓬、黄先等,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和武汉长江局组织部分配到南方各地,大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积极贯彻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作战方针、斗争策略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明确的阐述。迅速开赴敌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大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是贯彻新四军战略发展方针的基本要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5月4日发出第一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作了具体规划,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战区命令向苏浙皖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已基本形成。6月2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再次强调:“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1938年9月至11月,博古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深刻领会了会议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六中全会决定对中央在各地的派出机构作出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与西南局。鉴于中央决定西南局统管包括粤、桂、港、澳、云、贵、川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周恩来、博古、凯丰于1939年1月7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在13名委员中设立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根据分工,3名政治局委员中,由周恩来任书记,博古兼组织部长,凯丰兼宣传部长。同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开会,7月因坠马右臂受伤,8月27日飞苏联疗伤,因此从8月27日起至1940年5月31日周恩来返重庆期间,由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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