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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导《解放日报》改版整风

王建柱


1941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困难的阶段。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报之使命如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也是《解放日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办报的宗旨。

1942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改为完全”的党报。

整风应该从宣传工作开始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由毛泽东提议,任命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毛泽东曾说过:“博古善于鼓动。”确实,博古熟读马列论著,说来头头是道。他用那略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说时,常常会使听众热血沸腾。他文思敏捷,能著能译,又办过报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点将点中了他。

博古从主观上也想尽力把报纸办好。但是,他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曾在中央负总责,多年形成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彻底丢掉,不时在工作中表现出来,一段时期内,《解放日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博古上任以后,从主观上讲,他也很想把这张党报办出大报的样子来。在编辑部讨论研究如何把报纸办好的会议上,他定的调子是:报纸的每一期必须要有社论、新闻、通讯报道。他说,缺一便不成为报纸,过去《大公报》和苏联的《真理报》都是如此。他还主张《解放日报》要像《真理报》那样,每天有一篇社论。按照博古的意见,总编辑杨松每天写一篇社论,日日夜夜伏案写作,一连写了近30篇,患了肺病,身体垮了。

后来,博古又让陆定一写社论,还说:“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等一碰头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只是陆定一没有照他说的那样去干。

在报纸栏目的安排上,《解放日报》用了3/4的版面,刊登国际国内新闻,把党的重要文件、方针和政策刊登在不太重要的位置上。版面的安排是:第一、第二版是国际新闻,第三版是国统区新闻,第四版是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和副刊。

这种安排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生活的实际,体现出教条主义倾向。读者纷纷反映,《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立论空泛”,有不少文章是“重复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的内容。例如有位叫罗李王的读者曾来信批评说:“今后社论,务必使其每篇都值得读者去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做空文章……比如像《宣布党八股的死刑》那样的文章,使听过毛主席报告的人不想再去看,未听过的人又看不懂。这一类的社论,今后最好不写不登。”此外,有些国际新闻的语言文白夹杂,咬文嚼字,晦涩难懂,不适合大众的口味。报纸还不时刊登一些散布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暴露出了我们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弱点。

对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和广大读者也有类似的意见,甚至连报社编辑人员也不大满意,特别是对博古要求一天写一篇社论提出了批评。

全党整风初期,为了动员全党进行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而这次整风又首先是从宣传工作开始。

“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

1942年3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举行。朱德、徐特立、谢觉哉、李鼎铭等有关党内外负责人和各方面专家7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有关方面的中央领导和与会者发言以后,毛泽东针对近来报纸出现的一些倾向指出: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常常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但要达到此目的,只有集体行动、整齐步调,否则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后继续说:“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了。利用《解放日报》并为其撰稿,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进。我们今天的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充分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

同时,毛泽东也对报纸刊登的一些不健康内容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了,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只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就是将来也是很难办到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指出:“我们今天的批评应该是严肃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改版座谈会开得很及时很成功,毛泽东表示像这样的会以后还要多一些。

毛泽东等同志对报纸善意的、耐心的批评和帮助,对博古的思想触动很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期间,博古参加了党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关于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讨论。对照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有关重要报告,以及《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检查反思了自己3年零2个月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认真学习领会了毛泽东关于办好党报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

1941年8月,即报纸创办3个多月后,毛泽东在看了《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后,特加了按语并推荐报纸发表。他以高克林写的鲁忠才等人由富县到三边长途运盐的调查报告,来纠正报纸及党的工作中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毛泽东给这个调查报告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学习和推广。他说:“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他又说:高克林的报告“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也不是那些党八股”。

全党整风开始以后,毛泽东于1942年3月8日亲笔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报上发表。

根据毛泽东的办报思想,博古认真地总结了10个月的经验教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去,我们把最大的篇幅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少系统的记载”,“对于边区中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记载了一些片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说不上推动和提高了”。

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由博古起草的《致读者》的社论。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改革,其目的“要使《解放日报》能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的心声,加强思想斗争,促进全党工作的改进。以此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陈规旧套,版面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和副刊。这样一来,就把边区的新闻报道摆在了首位,就像农民创造变工队的事迹也上了头版头条。报纸改版后,强调社论要有针对性,要有的放矢。因此,许多社论都能推动整风运动的开展。例如,在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的时候,党员干部和党员中存在着形形色色不正确的思想:有人认为文件还不是老一套,我不学也能参加讨论;有的认为“反省”是“惩罚”;还有的人只用马列主义照别人;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报纸发表题为《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社论,对种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善意的引导。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始终萦萦系怀。他为《解放日报》等报纸及新华社写的稿件,有许多是震惊中外的杰作,并成为新闻评论与通讯报道的写作典范。此外,由于报社和新华社的重要社论和重要新闻都要经毛泽东审定,因此他还在审阅的同时,亲自动笔修改了大量稿件。改动多的新闻稿件,有时几乎只剩下“新华社某月某日某地电”的电文开头未改。如果是审阅新闻战报稿,毛泽东会保留战果部分的文字不动,他很尊重原稿作者,尽可能保留原稿文字,只是将他认为不妥的文句进行删改。毛泽东在改稿时,往往会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论点、警言妙语,像撒金播银般注入他人的文章和著作里。在延安时期,许多细心的编辑、记者在读报时,往往能辨别出某文中哪些句段是出自于毛泽东的大手笔。因而不少人常常会到报社和电台,很感兴趣地寻找毛泽东的修改稿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同时从中汲取教益,获得鼓舞。

随着《解放日报》的改版,编辑、记者的思想作风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成为报社的响亮口号。

《解放日报》在1941年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社论、代论、重要参考资料等仅10篇,而1942年和1943年连同消息、通讯、杂文等共计250多篇,报纸真正成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力工具。博古表示:“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为了这“终身事业”,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患病之时,亦倔犟地拒绝休息。董必武赋诗赞颂道:“博古茅峰一俊人,主办报社甚劳心;嫦娥应悔偷灵药,风雨如磐反道真。”

博古以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态度,决心与“左”倾教条主义彻底决裂。1945年5月3日,他在中共七大上发言,全面深刻地检查了自己在“路线错误中的责任”,坦诚地讲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教育和帮助,使他彻底认识到“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浓厚的宗派主义”的危害。他发自内心地说:“我的责任是创造、发展、贯彻了这条路线,使党受到了很大损失,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应该负全面责任,我感到罪孽深重,毕生难忘痛苦和损失的不可挽救,特别是许多同志在这条错误路线的统治指导下献出了生命,是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的政策挽救了我……”

博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实际工作中他努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积极为党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多年来,博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十分注重为党的事业带出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解放日报》创办时是仓促上阵,一边战斗,一边练兵,在发展中陆续扩大队伍,但因形势的需要,编辑部人员时常调进调出。因此博古常常组织年轻记者、编辑进行学习和培训。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博古撰写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文章总结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这标志着《解放日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已经成熟了。

亲自为副刊征稿

副刊是《解放日报》重要的版面之一。它起着繁荣文艺创作、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向广大军民传播知识的重大作用,因此也受到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副刊的改革,也是《解放日报》改版和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改革内容是: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为综合性的专刊。因《文艺》专栏主编丁玲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同志派舒群(平型关大捷后由五台山奔赴延安)担任副刊主编。时年29岁的舒群,面对包罗万象的综合副刊,提出不能胜任这一工作,他说:“一个编者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而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这就难上加难了。”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耐心地做舒群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会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定能胜任这项工作。”一番话令舒群颇受启发,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还具体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他与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了《〈解放日报〉副刊征稿办法》,征稿办法指出:“《解放日报》副刊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人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要求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润色等全面把关。

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还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位约稿人,博古和舒群出席作陪。那天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即席致辞:“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了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启事,然后幽默地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白吃。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副刊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席间毛泽东不断给大家敬酒,众人尽情交谈,直到深夜。这次枣园之宴对解决《解放日报》副刊的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经过舒群等众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副刊面貌为之一新。各类作品与工农兵火热的生活日益接近起来。1943年4月25日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发表,成为副刊初见成果的代表作,继之,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

责任编辑 / 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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