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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民主制度的由来

谈志兴

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

1965年8月1日,贺龙元帅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人间奇迹?创造出那么多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使我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挡住,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的正义战争,是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由此出发,我们同一切旧的军队、旧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不但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而且完全打破了那种认为军队要打仗要服从命令,就不能有民主的陈腐观念,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支真正讲民主的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

井冈山时期:军队民主初创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思想长期受到禁锢。封建制度和观念也广泛地渗透到了军队中,使中国的旧军队几乎没有民主可言。

我军建军初期,由于红军是由国民革命军、农民、工人等多种复杂成分构成的,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对军队影响很大,因此在一些军官中严重存在着随意打骂和侮辱士兵的现象。官兵不平等,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就开始在红军中推行民主制度。

按照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确定的原则,红四军在军、团、营、连均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至七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三十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

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是:(1)参加军队管理。(2)维护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士兵委员会只能对军事机关某个问题提出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兵委员会开会时须由党代表参加,党代表等于是一个政治顾问。在非常时期党代表有权解散士兵委员会,或者有权不准其开会。

红四军各级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当时,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上级士兵委员会负责。军部军需处每月必须公布一次收支情况,由士兵委员会审查,军需处长必须出席亲自报告,并且答复解释士兵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最大限度地脱离了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从经济上充分表现了红军的平等精神。当时,红军有一副联语:“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就比较正确地概括了红军和白军官兵关系的不同。

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十分支持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带头贯彻官兵一致的原则。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朱德和红军战士一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朱德的模样穿戴,无不诧异,人们议论朱德说: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头。以至于后来“伙夫头”三个字成了朱德的绰号。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示范下,红四军官兵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

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有过描述:“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四军活跃的民主生活,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建设。陈毅1929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4元至5元的零用钱,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甚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剧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都能引起士兵的快乐。”

“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量提高士兵各种文化知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兵士作为好管理的奴隶。”

“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里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

“四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士兵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尤其伤兵同志在困苦万分,没有抱怨或持功骄傲等事。”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毛泽东在当时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然而,民主制度的实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并开始推行民主制度,但直到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时,红军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民主的问题,特别是肉刑问题还严重地存在着。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分析了肉刑的来源及废止肉刑的理由: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为了尽快废止肉刑,毛泽东提出要“举行废止肉刑运动”,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修改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为了更好地推行民主制度,毛泽东还强调了加强对新兵及俘虏兵进行民主制度的教育,讲清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红军中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废止肉刑与辱骂。

另一方面,毛泽东针对有人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错误主张,严肃地提出,要“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认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古田会议结束后,各地红军普遍贯彻了会议决议的精神,这样,我军的民主制度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总政治部在1933年冬向全军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取消了士兵委员会,而是用列宁室取代。《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在团、师、独立营及其同等之部队可设俱乐部”,“在红军连队及其同等的部队和机关,应设立列宁室”。但是俱乐部、列宁室的职能和原来士兵委员会的职能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只是“在红军战斗员和指挥员中进行课外的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等工作,使他们能得到共产主义的教育”的群众组织,并无关于保障士兵权利、发扬民主方面的规定,这就不能不使红军乃至后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民主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时期:军队民主发展

我军实行民主主义,后来总结为“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

在三大民主中,最早提出的是政治民主问题,即废除打骂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紧接着提出了经济民主问题,先是废除军官吃饭的特殊化,实行官兵同餐,后是士兵管理伙食。而军事民主的提出要稍微晚一些。

比较早地将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联系在一起提出要求的是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鄂西红军。根据《七十年史》记载,1929年至1930年,鄂西红军提出,士兵委员会应该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开展军内民主活动。政治上,要求官兵平等,互相友爱;经济方面,士兵的伙食由士兵推出代表负责,士兵委员会推出代表审查军需处的账目;军事上,“每次作战以后,照例应开批评会,其方式先由担负任务的官长报告经过,再互相批评,最后由一人作结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军队民主问题也有几次著名的讲话。

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他在谈话中强调:“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解放战争时期:

“三大民主”的发展

宏大的解放战争,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我军政治工作丰富发展的时期。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期间的部队民主生活,不论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还是经济民主,都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政治民主,比较充分地反映在新式整军运动之中。在1947年冬的新式整军运动中,部队普遍开展了评党员、评干部的活动;在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开展评教评学;在作战中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毛泽东曾把新式整军称作“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参加的民主运动”。

1947年11月,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巨大胜利。这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战役结束后,朱德亲自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座谈会,总结了打石家庄的经验。

12月10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转中央,报告了石家庄等战役的情况。他在信中特别提到,这次在攻打石家庄的过程中,发扬了军事民主,发动了士兵群众,上下一致,因而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信,非常重視,很快把它转发给各中央局和野战军。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朱总司令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的方式发动士兵群众,研究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这种做法叫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根据朱德信中提出的军事民主的经验,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和发挥,形成为著名的三大民主原则,即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为此,毛泽东于1948年1月30日专门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党内指示,《指示》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指示》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指示》没有专门提及政治民主的内容,但是毛泽东提出:“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对于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毛泽东明确提出:“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

为了保证三大民主的落实,各单位先后恢复和健全了一段时间内被取消的士兵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比如有的部队在三查三整中就已建立起了基本具备士兵委员会功能的学习委员会,并参与了运动的领导。

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晋察冀、华东渤海军区及西北野战军的经验,于1948年2月17日发出了《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认为:“部队中实行广泛的民主生活,经验证明,很有好处。”“总结这些经验,我军各部队似均可在连队中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并应将连队党的支部完全公开,使与士兵委员会之民主生活结合起来,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指示要求各部队接此通知后,即斟酌情形,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几个月作为试办期。

3月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就如何恢复士兵委员会组织及其名义问题报告了军委,报告指出:

一、士兵委員会名义,因易误解为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且士兵名词为战士不欢迎,以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较好。

二、因干部民主作风未很好养成,且能力经验均较差,我们部队中俘虏成分太多,觉悟程度仍有限,又在残酷的战争情况下,故对其具体权利,开始须稍约束,加强民主教育,视上述情况改变,逐渐放手。

3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认为:“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

“为了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就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

“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做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

周恩来提出了进行这一组织的五条基本原则:“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待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的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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