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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共产国际帮助广东建立中共组织述论

谭振权

[摘要]作为最早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之一的广东,苏俄和共产国际给予了各种指导和帮助。苏俄和共产国际主要在建党路线、宣传工作、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等方面提供了帮助,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给当今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苏俄 共产国际 广东 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东共产党组织是中华大地上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6个地方组织之一。中共广东组织创建的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共产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广东支部,时间跨度是1920年8月至1922年6月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前。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建离不开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的直接参与,同时苏俄、共产国际在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各种指导和帮助。

一、对广东建党路线的指导及实践

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主要任务有三项: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分子俄国游历[1]p548。维经斯基带着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任务而来,那么中国一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离不开他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直接观察,维经斯基认为:“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2]p28由此看出,当时他并不是急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共产党,而是希望先联合各种力量进行宣传和组织,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渐过渡到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这种思想影响下,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筹备召开了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为建立党的组织和共产主义小组奠定基础。经过维经斯基设立上海局进行宣传和组织等准备工作,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8月正式成立。陈独秀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广东,在广州尽快建立一个像北京和上海的共产主义集团[3]p113。

广东是无政府主义发源地之一,其理论在广东有一定的根基,十分盛行。在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下,无政府主义受到广州青年的追求与信仰。因此,在广州联合无政府主义的力量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就如他们跟国民党孙中山、广东军事实力派陈炯明和吴佩孚等人的接触一样,都是希望在中国革命运动力量分散和共产主义力量微弱时,可以先联合各革命力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奠定组织基础后,再过渡到真正的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能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一员,侧面证明陈独秀不是一开始就彻底反对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蔡和森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无政府主义派是暂时的同盟者之一[3]p28。

在联合各派革命力量建党的思路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着手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机构,联合并领导各种力量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苏俄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直接受维经斯基的指派,到广州进行建立革命局的工作[2]p31-33。1920年8月,他俩带着维经斯基布置的工作任务来到广州。他们一开始是与区声白、梁冰弦、谭祖荫等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后来还与无政府主義者合作成立了一个广东“共产党”。在广州无政府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党的决策层没有一开始就与无政府主义决裂,而是选择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宣传社会主义,建立中共广东组织。这是在苏俄代表的指导及实践下,联合其他革命力量成立中共广东组织的尝试,也是在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预想借助地方优势革命力量建党的结果。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二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提出了要明确区分被压迫阶级、劳动人民、被剥削者的利益,同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利益的一般概念;反对将非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4]p138、142。由此,给维经斯基的指示也开始发生转变。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维经斯基即在1920年8月17日去信,要求寄来关于共产国际“二大”的材料[2]p35。维经斯基在学习了共产国际“二大”材料后,认识也逐渐发生改变。1920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通过对广东革命环境的实地考察,他发现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早期加入广东“共产党”的7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而退出了该组织。于是,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陈独秀开始对广东党组织进行重组,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不久,维经斯基也来到广州,对广东情况进行直接观察后,他不再一味地反对陈独秀坚决要广东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并进而开始支持保证党组织纯洁性的重建行动。

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成立,直接受到了维经斯基先联合优势革命力量到保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建党路线的影响。在苏俄、共产国际建党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下,广州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明确了建党的指导思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广东组织顺利地完成从联合革命力量建党到保证共产党纯洁性的过渡,有利于广东党组织正常发展。

二、开展宣传工作,为广东建党奠定组织基础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潮,新闻报纸业受限制比较少,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少国内外的报纸杂志在中国出版发行,比如《新青年》《劳动界》《大陆报》《北京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推动党组织的创建都不能忽视报纸杂志这个战场。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和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前,维经斯基已经意识到占领宣传高地的重要性,并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邮寄关于俄国状况的报刊和材料。1920年,维经斯基来华不久,即意识到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报刊。他去信俄共(布),请他们寄来想要进行宣传的材料,对俄国(远东)的报纸“每周综述一次,如遇特别需要,次数还可以多些”[2]p29。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他便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报刊宣传上,形成了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四个出版活动中心。9月,米诺尔在广州去信给共产国际的同志,要求给他寄来《前进》和《生活新闻》这两份在哈尔滨出版的日报,还要求寄来苏俄方面的报纸、书籍、经典著作等材料[2]p43。广州虽没有成为其中一个出版活动中心,但这四个中心出版的报刊以及有关苏联方面的材料,有部分通过邮寄传入广州。这对在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成立宣传联络和领导机构。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宣传报道和组织三个部门。出版部负责印刷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书籍;宣传报道部主要负责为中国报纸提供苏联方面的消息和材料;组织部则负责联系学生、工人和士兵,在他们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维经斯基派米诺尔和别斯林着手成立广州革命局,下设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通过局代表会议把工作集中起来[2]p31-33。广州革命局的性质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就是作为一个开展宣传工作的领导机关。

维经斯基还亲身来到广州,与米诺尔和别斯林他们一起建立了俄国通讯社,推动广东共产主义宣传工作的进行。陈公博《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一文称:“B和别斯林来到广东,建立了俄国通讯社。”[3]p1这其中的“B同志”就是指维经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广州的俄国通讯社的性质是俄华通讯社的一个分社,负责广州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互通消息的工作,接收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资料,并为广州的报纸提供消息和材料[2]p42-43。俄国通讯社和广州局的成立使广州宣传工作有了固定的联系机构和领导机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

第三,在宣传方式上进行指导,支持宣传刊物出版。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后,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依靠开展活动。两人出资租赁光光眼镜公司作为活动中心,每个星期都召开一两次会议,定出一周的宣传提纲,并让无政府主义者按提纲内容到工人队伍中开展宣传工作,使工人运动在正确方式的指导下进行。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1920年10月,工人刊物《劳动者》周刊出版。苏俄代表米诺尔还出资资助了刊物的印刷费[5]。除了在金钱方面资助,他们还出力。陈公博在作报告时提到:维经斯基和别斯林到广东后,对组织工人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3]p1。

在苏俄方面和广东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1921年春,广东党组织顺利重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3月,远东书记处组成,维经斯基后来奉调回国。但受苏俄、共产国际影响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依然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宣传工作。例如,吸取维经斯基和夫人库兹涅佐娃曾授课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经验,在广东创立宣讲员养成所,培训宣传干部,并成立工会和工人学校。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存在期间,也吸取苏俄、共产国际重视报刊宣传的经验,抓紧《广东群报》的出版工作,使马列主义的宣传阵地不断得到加强。

第四,加强工人运动宣传。中共一大召开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共广东支部,逐渐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苏俄、共产国际依然关注着广东的情况。索科洛夫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当时广州政府的情况[2]p58。随后,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南下广州,观察了香港大罢工的情况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广东支部存在既不联系罢工工人,也不支持罢工,认为自己只能秘密工作等问题[2]p234。针对中共广东支部存在的问题,马林给出了与国民党合作,积极地参与到工人运动中,加强共产主义宣传等建议。加强工人运动的宣传,奠定了中共广东组织的阶级基础。

广东地处华南地区,近代以来屡开风气之先,有深厚的革命文化底蕴。陈独秀在对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和革命风气进行比较时,曾讲到:“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6]在广东良好的革命基础上,苏俄积极地通过邮寄共产主义运动相关资料、建立宣传机构和支持出版工人刊物等方式占领宣传阵地,进而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的路径,使更多广东青年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促进工人运动发展,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正确处理中共广东组织的党内思想分歧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在北伐和联省自治问题上的矛盾越发激化。面对孙、陈矛盾的激化甚至走向决裂时,中共广东支部也出现了分歧,开始冒出不良的思想苗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试探”了各方力量的态度,发现工人们对陈炯明赞扬备至,而他倾向于支持孙中山的态度则遭冷遇。1922年4月底,广州党的领导干部会议(广州会议)召开。在会议中,围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黨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分成两派:张太雷、瞿秋白支持达林,而广州组织的代表做了沉默的抗议,企图把全国劳动大会拉向陈炯明一边[7]p91。达林认为,正是党内没有坚定的政治路线,致使广州党组织公开反对孙中山的斗争,产生了不良影响,并以此批判了陈独秀摇摆不定的态度。因此,达林在会议上更多地以传达指示的口吻,强调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马林与孙中山会见,以及达林临时接到裴克斯向他转达的莫斯科指示,要求他与孙中山进行联系和了解等种种行动,表明了在广州会议上达林联孙的态度除了来源于其与孙中山的接触和共识外,极大可能是出于莫斯科的指示。

面对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和达林在广州会议上的强势,陈独秀在1922年5月与陈炯明进行面谈。其后,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发表了《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肯定了国民党对劳动运动的同情和力量,并强调各党派可以在劳动运动上结成联合战线,共同提携[8]p182。陈独秀强烈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的可能。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讨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问题。会后,张国焘向中共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对党内存在的关于国共合作的误解进行了批判。经过讨论协商,中共开始接受与其他政党联合,并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肯定国民党的革命性。1922年6月16日发生的陈炯明事变,更加速了中共广东支部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转折。孙中山不再回避与苏联的接触,并去信契切林,表达了现在的艰难处境是由自己一手扶持的陈炯明造成的失望心情,以及知会契切林,达林将会向他转告自己的打算。还让陈友仁向达林转达了苏俄是其在深处逆境的唯一朋友的思想和如果斗争失败,在上海也难以立足的时候就去苏俄的愿望[9]p109-110。这加速了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联合。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始改变对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态度,放弃了依靠陈炯明的力量发展党组织的期望。

孙、陈矛盾是中共广东组织分歧的导火索。在处理孙、陈矛盾和广东党组织内部分歧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周旋在孙、陈之间,并及时召开党内会议。在广州会议和抉择时给予了指导性意见,防止了党内分裂,促使干部思想逐渐转变。广州会议是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思想的方式,着手解决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的一次尝试。

历史也证明,苏俄、共产国际的联孙政策是正确的。正确处理孙、陈矛盾,同时解决党内分歧,有利于加强广东党组织的团结和发展。在解决分歧过程中,消除了工人在这次矛盾上的错误思想所引起的一些不利影响。开除了公开支持陈炯明和不听党中央调动的陈公博的党籍。处分了谭平山和谭植棠,并把他们两人调往北京,由此严明了党的纪律。正因在这关键时刻,正确处理了中共广东组织的思想分歧,纠正了党内的不良思想,保证了党往正确方向前进。

四、现实启示

苏俄、共产国际为中共广东组织的建立明确了指导思想,奠定了阶级基础,提供了组织条件。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难免与中国先进的革命分子产生分歧,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他们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能发展起来,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一,中共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必须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必须要明确党的建立与建设的指導思想。在中共广东组织初建时期,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如今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必须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第二,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历史上,中共广东支部在孙、陈矛盾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主要是因为一些党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本质。因此,党性教育对于党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党性教育能让党员清楚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持有的立场。只有党员清楚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应有立场,才能强化组织意识,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第三,党内要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陈独秀作为建党领袖,他在重建中共广东早期组织时充分凝聚广东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但他在处理孙、陈矛盾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反映了他没有发挥作为领导核心的作用。而且,当时在中共广东早期组织内形成领导核心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因而造成了组织内部的严重分歧。由此,为了能统一党内思想和有效解决党内分歧,除了通过党性教育外,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要充分利用好宣传阵地。无论什么年代,宣传都是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革命年代,报刊和演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动员革命力量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宣传方式。在互联网时代,要更加抓紧宣传工作,通过创新各种宣传方式,把握住媒体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好互联网宣传的有利因素,同时还要避免因互联网中一些谣言对党的形象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曲折的过程中,要时刻明确党的指导思想,要时刻坚守党性原则,更要时刻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保证我们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M].广东省档案馆,1981.

[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沙东迅.九访中共广东党的创建见证人——访刘石心(一)[J].红广角.2011(6).

[6]陈独秀君过沪之谈话[N].上海民国日报,1920-02-23.

[7][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

[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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