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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津县的农村宣传网历史考察

熊倩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逐步建立了覆盖整个乡村社会的宣传网络。江津县的农村宣传网经历了由试点到初创、在巩固中发展、经整顿至中止三个主要阶段。这一历程十分复杂,江津县委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中积极建网与巩固、整顿,取得较好成绩,但也出现了建网后领导差、制度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等问题。1956年,随着新兴传播媒介的普及,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宣传方式的农村宣传网逐步中止。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工作的实践,不仅有效配合了各项政治活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对底层民众的思想教育与整合。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四川江津 农村宣传网工作

新时期以来,随着相关历史资料的不断开放,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网的研究不断发展与深化,取得了丰富成果。从研究重点和分析路径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宣传网建立的缘由;二是宣传网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特点;三是宣传网的宣传内容及宣传方式;四是宣传网的中止及原因。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交織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新中国初期宣传网发展的基本面貌。同时,这一研究也存在薄弱环节。例如,对东北、华北等城市地区的宣传网研究数量较多[1],而对西南地区的宣传网建设仅有少数学者关注。

西南地区是中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旧势力雄厚。西南地区解放前,邓小平曾言:“民国以来四川从未统一过,抗战期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更甚于河北、山东。封建阶级武装数量很多。封建势力、军阀、土匪三者结合,加上流氓势力,将是我们工作中的强大敌人。”[2]p4加之解放后,江津县先后经历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等一系列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农民生活环境变化剧烈,加强对农村的经常性宣传,使宣传工作制度化显得尤为迫切。基于此,本文依托第一手档案资料,详细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工作的复杂历程,以期对当前我国农村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由试点到初创:农村宣传网的起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党的各级组织放松了对于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导致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加之反革命势力的破坏,以至有许多错误的反动的宣传和谣言经常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基于此,195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3]p2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党的宣传战线的任务》的报告,亦明确提出:“要建立党的经常性的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4]在中央的重视下,全国宣传网建设由在东北等个别地区的试点创建进入全国普遍创建的大发展阶段,江津县的宣传网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如同在全国大范围建立宣传网之前先在东北进行试点建设一样,按照先试点后铺开的工作习惯,川东区遵照西南局指示,也先后在北碚、酉阳、大竹、璧山、万市、万县、涪陵等地先后进行了重点实验[5]。根据实验的经验,1951年6月30日,江津县委制定《关于建立宣传员网的计划》,表明“坚决贯彻执行地委建立宣传网的计划,把宣传网迅速建立起来,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成为经常的、固定的制度”的决心,并强调开始建立时应是逐步建立[6]。

为了实现初步建网目标,江津县首先明确了党对宣传网的领导。虽然不一定要党员才能当宣传员,但宣传员网是党的宣传网,不能单独视为是宣传干部的事,因此就必须“统一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应明确建立宣传网是各区委和支部直接的责任”。此外,“宣传网受同级的党的支部领导,区委会应通过党支部进行领导,工会、农会、青年团建立的宣传员网,可通过他的党组或负责同志代表党直接领导”[6]。

其次,严格宣传员的选拔与培养。宣传网的核心为宣传员,宣传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宣传网的运作。因此,宣传员的选拔不允许降低标准,最好是结合政治运动在其中发现积极分子。江津县遵照上级指示严格制定宣传员的条件: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一般来说是工人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有威信;有一定的宣传能力。宣传员的选拔还必须坚持“工会、农会、工作组提名,支部审查(没有党支部的可由团支部审查),区委会批准,群众中公布”的正确步骤,不能指定或选举[6]。宣传员选拔出来以后需长期进行培养,方式主要有短期训练班、开会等。

最后,建立报告员制度和会议汇报制度。宣传网的发展、巩固情况与报告员制度、会议汇报制度的落实密切相关。报告员等于高级宣传员,报告员制度是巩固宣传员网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江津县计划区以上设报告员,由区委委员担任,“各区委必须于七月上旬报告县委批准”。报告员建立后,“应当月至少作两次报告,范围不限制,同时应经常向宣传员大会或代表会小组长会议作报告,交给宣传内容”[6]。此外,还要求报告员报告的内容应事前写好稿子经同级党委审查后再报告,同时将报告材料交县委一份,每月向县委汇报一次报告员工作情况。为了方便检查总结布置工作,县委决定一月召开一次宣传员大会或代表会,半月一次小组长会议,区委半月一次宣传员大会或代表会。

1951年末,江津专区的宣传网初步构建,“全区已发展了县以上报告员58人,宣传员1096人”。江津县委结合土改和复查工作,宣传网在个别党支部、乡、村有了初步发展,“如二、七、十一、十二等区建立和发展了73个宣传员”。但并未实现“凡有党团支部的地方坚决建立”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江津专区249个党支部,建立了宣传网的还不到10个”[7]。总之,宣传网在江津县乃至川东区初期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只实现了以个别党支部、团支部、村、乡为依托的点的分布。

二、在巩固中发展:农村宣传网的常态化

1951年底,全国宣传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了和加强了群众宣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全国已有宣传员一百九十二万多人”[8]。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党的宣传网一年来发展的情况和今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目标》的社论,指出:“目前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8]1月23日,中共江津地委下达《关于巩固和发展宣传员网的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凡有党、团支部的地方,都应首先全部建立宣传网,江津县每乡都应选择一至五个村先建立,然后逐步发展”。3月,江津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和宣传员代表会议,随后江津县建网工作有了迅速发展,自3月中旬到5月中旬两个月的时间中,宣传员由448人增加到1322人[9]。

在江津县宣传员数量增长的同时,农村宣传网的实际运行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是宣传网建立起来后领导差。一是表现在不系统不经常地推动各种制度的落实,使得宣传员普遍感到“没有本钱”,“老一套不好意思讲”。二是表现在领导干部对党支部与宣传网的关系不明确,由此导致发展党员为宣传员的比例太少[10]。其次是宣传员数量与质量脱节。一方面,宣传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1月,“2453名宣传员中,文盲558人,占23%;小学1545人,占63%;初中213人,占9%;高中以上137人,占5%”[11]。另一方面,宣传员的选拔存在拉夫凑数的现象。例如,六区发展的150名宣传员中,经检查只有15人按照手续批准了的,有的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是宣传员[12]。

显然,若无视这些宣传网问题,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很难承担起配合中心工作开展,服务生产建设,提高农民思想觉悟,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物质和思想要求。1952年5月16日,县委下达了《对进一步加强建立宣传网与巩固宣传网的指示》,强调了在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宣传网的巩固,特别强调“必须在党团支部内和有党团支部的乡、村进行建网,目前还有二十个党支部、五十五个团支部没有建网,建网必须以党团支部为基础”[13]。尤其是到了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宣传网工作的基本方针应是“以巩固为主,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地发展”。1月底,江津地委宣传部召开各县宣传干事会议,明确提出今后宣传网的方针是 “以巩固为主,适当发展”[14],进一步强调在新时期宣传网工作要以巩固为主。面对农村宣传网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中共江津县委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巩固:一是加强宣传干部学习,提高领导能力及丰富宣传内容;二是加强宣传网各项制度,例如加强党对宣传网的领导、坚持报告员制度和传授站制度等;三是在宣传方法上要求多做深入细致的宣传,例如召开小组座谈会、院子会等。

各区根据上级指示结合自身问题对宣传网建设作了相应调整,但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宣传网从空间布置、人员吸纳而言,基本搭建起了农村宣传网的网的形态。

说明:缺白沙、城关区数据,空白格为档案材料缺损。

资料来源,中共江津县委宣传部:江津县一年来宣传网工作总结(1953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藏:0001-0004-00565,第33-38页。

据1953年江津县农村宣传网的统计分析:第一,建网党支部情况。在44个党支部中建网党支部有40个,占党支部总数的90.9%;在已建党支部的10个区中,有8个区的党支部已完成了全部建网,比例达到80%。第二,建网团支部数情况。在182个团支部中建网团支部有160个,占团支部总数的87.9%;在已建团支部的18个区中,有12个区的团支部已完成了全部建网,比例达到66.7%。第三,建网村数情况。在842个村中建网村有500个,占村总数的59.4%;在已建村的17个区(除去第一区)中,宣传网未覆盖任何一个区的全部村。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直至1953年,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基本覆盖了党支部、团支部,但存在少数党支部、团支部中未建立宣传网的现象。与此同时,在乡村中只有66.7%的村完成了建网工作,宣传网的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经整顿至中止:农村宣传网的弱化

195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农村宣传网的整顿与改进提出了具体要求。8月,江津县委对过往的宣传工作进行深刻总结:第一,在整个宣传工作中长时期忽视了在各项工作中经常灌输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只是单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工作任务去片面地进行宣传,未注意如何首先占领思想阵地;第二,宣传工作中较严重地存有一曝十寒的状态,只限于突击性的运动,没有注意到经常工作的贯彻;第三,宣传中存在着混乱现象,比如乱提口号、错误的宣传等[15]。9月,江津地委在《关于今冬明春巩固、发展宣传网制度的意见》中提出“与发展的同时,对原有的宣传员要逐步进行整顿提高(但不能提出口号)”。整顿提高的内容是:“加强教育提高其觉悟,对作用不大或不起作用者,仍应坚持耐心教育;教育无效者,可以动员其退出;对作风恶劣,本质很坏者,则加以洗刷”[16]。经过整顿,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得到了一定的巩固。据《江津县志·党派群团志》记载,“1954年,全县有宣传员5659人,报告员1994人”[17]p563。

如表2所示,据不完全统计,1955年7月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基本达到了全面覆盖。首先,从建网党支部情况看:134个党支部中建网党支部达120个,占比89.6%;在已建党支部的19个区中,宣传网已完全覆盖了14个区的党支部,占总数的73.7%。其次,從建网农业社看:386个农业社中建网农业社数达275个,占比71.2%;在已建农业社的17个区(除去第八、第十四区)中,宣传网已完全覆盖了12个区的党支部,占总数的70.6%。最后,从建网村数情况看:869个村中建网村数达748个,占比86.1%;在已建村的18个区(除去第十四区)中,宣传网已完全覆盖了12个区的村,占总数的66.7%。

将表2与表1进行纵向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1953年到1955年宣传网的发展。从数量来看,建网党支部数由40个上升到120个,建网村数由500个上升为748个;从比例来看,建网党支部数占比由90.9%变为89.6%,建网村数占比由59.4%变为86.1%;从各区完全覆盖率看,各区党支部已完全建网率由80%变为73.7%,各区中的村已完全建网率由0上升为66.7%。经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并综合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宣传网的两个特点:第一,无论在党支部还是在村中,宣传网数量上实现了持续增长;第二,宣传网的覆盖范围总体呈扩大趋势,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总之,江津县农村宣传网以网状形式基本覆盖了整个乡村社会。

1956年1月,江津地委进一步对整理宣传网作出具体指导,要求“以合作社为基点,整理宣传网,对原有的宣传员,政治上不好的清洗,兼职过多或缺乏宣传能力的解除其宣传员职务,有条件的合作社或互助组中适当地发展一批贫农、下中农中间的积极分子,壮大宣传网,提高其质量”。[18]不难发现,1956年初江津县的宣传网建设都还处于整顿时期。

随着国内“三大改造”的完成,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提出以苏联为的经验鉴戒[19]p101。随后刘少奇、陆定一在不同场合就宣传工作及宣传网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56年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各种运动中间,总要有个组织、有个队伍。问题是临时抓还是经常搞。我们觉得都可以,这里没有原则问题。经常搞个网也可以,但是如果变成了独立的组织就不好了。现在没有网的,可以算了,但要建立也可以建立;已经有网的如果要取消,也可以取消,但是要有准备,谨慎从事。不论怎样,做宣传工作总要有个队伍,宣传任务必须完成。”[20]p159

在全国新闻舆论改革及波匈事件后东欧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借鉴苏联宣传网建设经验的农村宣传网也处于关键转折期。事实证明,江津县的农村宣传网发展逐步进入低潮。1956年10月,江津地委在《关于农村群众宣传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指出,“城镇、边缘地区,党的基础比较薄弱,可不取消也不发展,加以领导党组织较强,群众基础好,宣传员起作用,支部有领导宣传经验,可不取消,加以领导;若他们都不愿意要的,也可取消,但不要公开宣布”[21]。至此,江津县农村宣传网从群众宣传工作主渠道淡出,个别地区保留的宣传网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爆发。需要注意的是,宣传网从主流宣传渠道淡出,并不意味放松了在农村中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只不过原本由宣传网承担的宣传任务转由其他的宣传媒介承担。

四、小结

江津县宣传网逐步淡出主流宣传渠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而言,农村宣传网自身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从客观而言,新兴传播媒介的普及,对靠人际传播为主的农村宣传网造成了冲击。1956年10月,“江津县广播站开始通过邮电线路向农村传送节目,各区公所、乡政府安有低音喇叭一个”[17]p691,广播站基本能覆盖江津县的乡村社会,这个时期的广播站不仅在数量上提高,质量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例如,江津县广播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还自办节目,“自办节目里有文字节目和文娱节目,文字节目包括报告本地新闻、讲解政策、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消息、当地首长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讲话、生产经验介绍等方面的内容;文艺节目方面包括播送有歌曲和各种戏曲的唱片,民间艺人或剧团演员的演唱,以及教唱新歌等”[22]。从中不难看出,广播内容政治性与娱乐性并重,且还具备时间灵活的特点。

此外,在农村广播站普及的同时,报纸、书籍也逐步进入江津县人民的日常生活。江津县一直都没有报纸,直到1956年,中共江津县委创办机关报《江津农村》,此报为“八开两版的五日刊(如遇重大政治事件,也出四开四版),月出6期,县邮电局发行,初刊时仅发行4000余份,到1958年9月底,发行量已达10000份”[17]p695。与此同时,江津县新华书店在1956年与8个供销社建立业务往来,形成供销社经销图书网络。据统计,“江津县的图书销售量在1950年、1952年、1957年、1958年分别为33140册、1258555册、1595363册、2658787册,图书销售收入分别为1万元、19万元、27万元、35万元”[17]p697。由此可知,1956年后图书在江津县的销量急剧增长,这与江津县的阅读人数有一定正向联系。这些情况都说明江津县人民的阅读环境在改善,普通民众有更多看书看报获取资讯的机会。

总而言之,江津县农村宣传网在1951年到1956年间经历了由试点到初创、在巩固中发展、经整顿至中止的三个主要阶段,实现了数量上、空间上、结构上从点到面的全面发展,各区的发展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基本覆盖了整个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宣传网发展并非单纯的直线向上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螺旋向上的发展趋势,出现过领导差、制度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也成为宣传网发展出现反复、质量发展落后于数量的重要原因。

虽然江津县农村宣传网的发展过程一直存在一些弊病,在发展与巩固之间往往难以平衡,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发展与巩固的矛盾并非仅仅在江津县存在。在全国试点地区东北等老解放区宣传网的巩固问题也都一直突出,1953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网使它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社论,对全国宣传网的建立和发展以来的问题进行总结,明确指出“宣传网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现象还很严重。很多地方的宣传员、报告员,由于党委缺乏认真的领导,以致不能经常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23]。由此可见,江津县宣传网的发展与巩固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各个地区宣传网发展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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