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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评估与构建

王永乐

[摘要]网络文化不再是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网络空间内的文化,而是在网络时代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所产生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社会精神财富的总和。为了应对网络文化的时代性、矛盾认同性和双重效应性等特征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巨大挑战,本文尝试从尊重社会阶层的核心文化、强化社会阶层的亚文化、淡化社会阶层的冲突文化、培育社会阶层的重叠文化四个层面,论证网络文化语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网络文化 主流意识形态 评估与构建

特定的时代会形成相应的时代文化。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文化便应运而生。网络文化的网络时代性、矛盾认同性和双重效应性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化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域性和封闭性的碰撞,网络文化多元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性之间的效度对冲。在网络文化语境下,构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非常有必要。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每一个社会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网络社会,学界探讨网络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有助于网络社会的健康有序發展。但是关于网络文化的含义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其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学者还停留在网络文化是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但网络社会还没有形成。相应的,关于网络文化的解读也难以超越网络文化是网络平台和网络技术承载的网络区间文化的认知阶段。广义上,认为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或认为是人类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在网络上的延伸和展现;狭义上,认为网络文化是一种只在互联网上流通的独有文化,或是指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以及网络经济基础上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是人们在互联网这个特殊世界中,进行工作、学习、交往、沟通、休闲、娱乐等所形成的活动方式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总称。

然而,网络社会已经形成,网络文化不仅仅是网络区间或网络承载的文化,也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然而,网络社会形成不久,网络文化的形成具有滞后性,因此网络文化的科学内涵需要学界和全社会加强研究和探索。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1.网络时代性:任何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时代性。网络文化首要的特征就是网络时代性。网络文化的时代性,在于网络文化的形成基础是对历史积淀文化的继承,更在于网络文化的发展、整合和创新也被深深打上网络烙印。

2.矛盾认同性:网络的不可控性和无中心化决定了网络文化的开放性。网络文化是多元的,也是包容的,汇集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不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宗教和宗族的信仰,等等。但网络文化的区域群体性凸显,由于信仰、认同、认知教育背景的迥异,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更偏重于选择同质文化。

3.双重效应性(显性与隐性,现实与虚拟):网络文化是人类实践的活生生文化,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其载体网络又有虚拟的一面。网络文化的现实与虚拟性是由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如本尼迪克特(M. Benedikt)所说:“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的全球网络化,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1]p123网络文化的现实与虚拟的双重效应也决定了网络主体(个体、群体)行为的显性与隐性运作。

二、网络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网络文化对人类文化构建的挑战不仅在于网络时代如何对人类文化继承和整合,也在于如何发展与创新。对作为主流的观念文化,即主流意识形态而言,上述挑战不仅同样存在,还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主流如何实现的层面。

(一)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质属性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学者特拉西( Destuttde Tracy, 1754-1836)提出。特氏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希望通过“从观念还原到感觉”的方法,“摒弃宗教、形而上学及其他各种传统的、权威的门户之见,在牢靠的感觉经验的基础上,阐述政治、伦理、法律、经济、语言、教育等各门科学的基本观念”[2]p24。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学说获得了拿破仑的支持和认同,但随后又被拿破仑封杀。在拿破仑看来,淡化冲突色彩的意识形态观念说有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特拉西追求的纯学理性的观念学说只会让各种观念自由表达和涌现,有碍意识形态观念的统一。

在意识形态一词提出之前,把意识形态作为观念文化影响人类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屡见不鲜。秦始皇“书同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旨在全国形成和推广统一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一词提出200多年来,统治阶级旗帜鲜明提倡意识形态观念文化的主导和主流地位,但也有如美国社会把意识形态观念教育用立法的形式以民主自由等观念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

毋庸置疑,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雷蒙德·威廉斯所阐释的,意识形态“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种种有关世界意义的信息,是所谓的文化传统,文化体系,精神财富或价值观念的总和”[3]p57-58。

(二)网络文化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域性和封闭性的碰撞

网络文化的全球性与开放性,是和网络技术衍生的网络文化不可控性和无中心化密切相关。当前网络文化的全球性主导权被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表现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化,这是美国等掌控网络技术和网络话语权所决定的。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在2001年发布的统计表明,美国生产了全球电脑92%的中央处理机(CPU)、70%的系统软件,另外网络大型数据库的70%集中在美国,网上信息总量的80%和服务信息总量的95%均出自美国。

当前西方主导的网络文化的全球化,形式上表现为消费主义文化,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倡导消费至上、享乐为王,借助于好莱坞影视、流行音乐、西方生活方式等消费主义思潮,消解人类的审美情趣、品位建构、价值观念,解构国家情感、宗教信仰、集体主义情怀和公正等理想和追求,模糊民族文化和人类的基本价值情感和判断,仅仅是为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助一臂之力。恰如卡斯特罗所指出的,“这些休闲和消费杂志的商业宣传,都会诱惑我们的同胞。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首都的大街上,叫花子也看这种杂志,它向他们展示豪华的小轿车,伴有女郎,甚至还展示游艇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就用这种宣传使人们慢慢中毒,以至于连叫花子都残酷地受影响”[4]p78。与消费主义文化遥相呼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政治体制的构建所依赖的理论学说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轴心。三权分立是为了调和资本利益集团的矛盾,通过相互牵制,达到一种相对的弱平衡。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也是希望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模式成为“天下通一式”,通过复制和移植这种模式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当下盛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反复鼓吹新自由主义,打着“全球主義”幌子,披上资本资源市场自由的外衣,让资本要素便捷流通,寻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本要素的优化。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毫不掩饰地坦言:“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相互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5]p117目前,网络文化的全球化实质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域性和相对封闭性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首先取决于相对固定区域的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社会实践的裁决,选择符合人文情怀、价值判定的主体认知;其次与时俱进地吸纳人类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构建当下的、稳定的认同。比如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吸纳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等文明,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注重社会现代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在以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的认同中,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又如中东等伊斯兰教国家,在尊重伊斯兰教文明的基础上,充分吸纳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成果,选择了符合本民族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签于此,就不难理解,西方社会主导的网络文化的全球化与各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激烈碰撞,擦出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邪恶国家”,最后“一个眼中钉”(指中国)等火花。

(三)网络文化多元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性之间的效度对冲

当前,网络传播的空间无限化、结构的去中心化和传播内容的碎片化,网络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虚拟性等因素、导致了网络文化日趋多元。网络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制度构建与打着人权、民主、平等幌子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国家体制之争,例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冲突。与此相关支撑的学术理论在论证自我制度合理性的同时,也痛驳异己理论的缺陷,例如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普世价值主义和宪政主义之争。其次表现为自身制度的探究和探讨,例如社会主义、新左派和修正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再次表现为宗教、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的冲突,例如新儒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生态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等等交锋和碰撞。

据《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总体是稳定的,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6]。这里的严重威胁就是网络文化的多元性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冲击。

首先,网络文化的多元性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性。不同社会性质意识形态、主流和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社会思潮、不同宗教与文明的多元并存态势,稀释和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削弱了社会对主流核心价值的判断,影响了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整合。淡化和稀释的局面不可能人为改变,这是由网络技术的不可控性以及民族国家和社会组织有意识地输出自己的文化等因素决定的。

其次,网络文化的多元性对冲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性。这主要体现在异质文化的对冲和思想构建模式的失范。一方面,西方主导的所谓全球性文化力图同质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消费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全球性文化的消极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从长期来看,它(指消费)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7]。另一方面,非西方的国家政府宣传部门等职能思想教育部门透过顶层设计,强烈灌输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把关人的过滤和角色,传统媒体的导向型的议题设置,单向而有效地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可撼动的地位。当下,网络文化多元性以多向对单向、多向对多向等思想教育模式对冲了业已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效度,也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向度发力。

三、网络文化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的构建

构建网络文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体系,是实现多元的网络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包容,是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网络文化的引领性、外化为网络文化的认同性的关键一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中华民族文化为内核、与时俱进为观瞻等作为圆心,兼容多元的网络文化。具体来说,构建网络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话语体系包括尊重社会阶层的核心文化、强化社会阶层的亚文化、淡化社会阶层的冲突文化、培育社会阶层的重叠文化等四个维度。

构建网络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话语体系,是对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在前网络文化时代,意识形态或文化主管部门更多的是高调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阶级性,以“左”或“右”为判断标尺,分野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事实上,抽象的宣传与粗线条的灌输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文化的整合效度并不理想。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更加多元。首先,一方面,多元的文化是经济利益多维的反映。不仅社会制度多元,就是同一社会制度也采取合理和灵活的分配制度和方式,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诉求多元化;另一方面,多元的文化观念和社会思潮是多元社会心理反映。各种文化操守有着迥异的信仰、宗教和文化教育背景,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文化形成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的低级形式,其发展趋势将极大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整合。其次,在网络文化时代,网络不可控性与交互性为文化的多元并存提供了技术平台。社会各阶层利用网络的无中心化和虚拟特征与功能,充分展示各自的文化和宣泄个性的心理诉求。显然,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文化的多元性是由社会阶层的细化决定的。如何实现社会阶层文化的兼容并蓄是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关键。

构建网络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话语体系,就是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阶层的文化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旨在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文化多元性有效整合。厘清网络多元文化的关系,探究网络多元文化的具体思想和表现形式,特定社会阶层所皈依的网络文化应有不同的层级。核心文化是与民族文化和理想信仰教育有关,比如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等;亚文化①是与区域环境、年龄和生态等相关联,比如青年文化、老年文化,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等,沟通核心文化和外围层级文化;冲突文化是与社会分工、利益诉求、理想信仰不同而形成的,既有狭义的社会特定阶层内部的冲突文化,也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广义的冲突文化;重叠文化是指被社会大多阶层认同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优秀文化成果,比如民主、法制、和谐、诚信等等。通过上述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化的语境下,通过尊重社会阶层的核心文化、强化社会阶层的亚文化、淡化社会阶层的冲突文化、培育社会阶层的重叠文化来构建安全话语体系,才能占领网络文化制高点,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主导地位。

注 释:

①1950年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提出,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或次文化,指与核心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具有区域性和集体特性,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理念情怀,起着桥梁的作用,沟通着核心文化与社会心理和冲突文化。

参考文献:

[1]Benedikt,M. Cyberspace: some Proposals(A). In M. Benedikt (Ed).Cyberspace: First Steps(c).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1994.

[2]Hans Barth:Wahrheit und Ideologie, Frankfurt:Suhrkamp Verlag,1961.

[3]Raymond Wiviams,Keywords: A Vocabulm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P,1983.

[4][古]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6]常红.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總体稳定,但面临着严峻挑战[EB/O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06/.

[7]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U .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July 25,1995.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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