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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

李华兴+杨宏雨

坐落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不仅以它古老的历史和精美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而且以它揭开了中国神圣的全面抗战的帷幕永垂青史。80年前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以卢沟桥事变为界碑,中日关系、国共两党的兴衰、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转折。

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

卢沟桥事变是近代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历史转折。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已有侵略野心。1855年,日本在被美、俄逼签所谓友好条约之后,吉田松阴等人就主张一面以“信义”结好西人,一面“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1868年的明治维新,既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起点,也是其全面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开始。1868年,明治天皇公开宣称:“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此诚可谓齿牙未有,野心毕现。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日本以“强兵为富国之本”,构筑了分五步走——攫取台湾、吞并朝鲜、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先后挑起日清、日俄战争,夺取了台湾,吞并了朝鲜,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前两步,并为侵占中国东北奠定了基础。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成立由它控制的伪满洲国,完成了大陆政策的第三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夺得东北以后,华北是日本对华作战的第一线,其显要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着日本大陆政策第四步的实施和完成。因而,挑起事端、全面侵华已是弦上之箭。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事变爆发四天后,即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大规模增兵。到1937年末,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共出动陆军6个军共20个师团,空军大部主力和海军第二、第三舰队。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日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状态。1937年8月,日本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次年5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

“多行不义必自毙!”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踏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但等待它的不是昔日的辉煌。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粉碎了日本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使它在中国战场上陷入长期作战的深渊。然而,日本侵略者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侵略扩张的邪路上越走越远。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全面点火。玩火必自焚,不到4年,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局部点燃、卢沟桥蔓延扩大、珍珠港全面拉开的战火,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烧得灰飞烟灭。历史以正义者的胜利,在卢沟桥竖起了一座警告侵略者的信号台。

从不抵抗到抗战建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仅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整个东三省。“九一八”是中国创巨痛深的国耻纪念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则是招致国耻的重要原因。

不抵抗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中日纠纷与战事的外交处理上,主要表现为依赖国联的“仲裁”。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相信“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们领土”,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挑衅“极力忍让”,“力避冲突”,以致事变爆发时,沈阳迅即失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呼吁全国“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结果在等待国联裁决的过程中,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步步退缩,丢掉了整个东三省。国民政府企盼国联主持正义,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最终等到的仅是“李顿调查团”提议中国政府以“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的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不满意,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这对期盼国联主持正义、唯国联之命是从的国民政府不啻当头棒喝。

贪得无厌是一切侵略者的共同特征。1933年春,日军越过长城,侵入华北。5月底,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日军在华北滋事挑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歐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寻求政治、经济援助,增强国防实力,另一方面调整对日政策,从过去的不抵抗逐步趋向强硬。1934年4月,日本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不仅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进行严正交涉,而且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1935年9月,在对日两次做出重大让步(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仍无法缓和中日矛盾的情况下,蒋作宾奉命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双方不互相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年10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月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说:“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

在对日交涉趋于强硬的同时,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国防最高机构——国防会议(1936年7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定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推行国民军训。国民政府还确立了配合国防建设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1935年4月,成立了从事国家资源调查研究、动员开发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当年,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并从1936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立起21家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设主要从国防考虑,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等内陆省区。国民政府还加紧进行交通建设,截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公路109500公里。国民政府在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日本日趋强硬的态度,是国民政府从不抵抗政策到奋起抗战的过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蒋介石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8月14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主张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行。纲领规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抗战建国纲领》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抗战建国方针的确立。

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抛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但在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花了整整6年时间,走过异常曲折的道路,才达成共识,从生死对立走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30年代初,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内有宁粤之间的对立和红色政权的革命烈火。基本对策如何定?蒋介石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全力以赴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布:“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企盼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一面重提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并将九一八事变前的“攘外應先安内”,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此后,蒋介石的众多讲话,都反复强调统一第一、御侮第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这条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非但没有理顺纷乱如麻的内忧外患,反而使国事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开始犹犹豫豫地“通匪”了。1935年12月9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很高兴。”同月,蒋介石令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接触,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36年1月,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声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国共合作、国内和平的橄榄枝终于伸出去了。

30年代初,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蒋介石无疑是恶魔的化身。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残酷的军事“围剿”中,蒋介石欠下了共产党人太多太多的血债,以致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合作。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口号“反蒋抗日”,即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同时并举。

转变艰难而缓慢。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正忙于指挥第三、第四次反共军事“围剿”,共产党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指引下,实行着“打倒一切”的政策——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各派国民党,——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自然无从谈起。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武装侵略华北、国难日深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联合发表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对方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三个条件下,与中国的任何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对于“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政策,宣言无疑是个突破。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中共。10月1日由王明、吴玉章等人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8月25日,王明在莫斯科首次提出了建立联蒋的、以蒋介石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向全党发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次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在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至此,“反蒋抗日”的口号被全面突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被全党确认并付诸实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转折。

有了合作抗日这一共同意愿之后,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国共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接触和磋商,但因多种原因,未能达成协议。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典范。它成为转变中国时局的枢纽,为国共两党结束内战、重新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推力。事变发生的当天,即1937年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7月9日,彭德怀等率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提出“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8月18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話,表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国共之间虽也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磨擦,但两党间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总动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1年10月,马占山首先在嫩江桥举起抗日大旗。随后,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土炮、土枪、大刀、长矛,组织起民众自卫军、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白山黑水的怒吼正是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先声。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割据一方,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会后,除原先已在前线作战的地方部队外,川军、滇军、晋军、桂军等均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各地方实力派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听候调遣,英勇杀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王铭章式的英雄人物,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拥有自己武装的两个党,是抗日的主力。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要求“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17日,蒋介石发表演讲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在卢沟桥炮声的催促下,国共两党迅速携起手来。

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带动和影响了中国其他各党各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1937年7月10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各中间党派还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援抗战,以及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贡献良策、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有许多中间党派成员,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英勇捐躯。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调停国共。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促成谅解,为全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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