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泰斗 改革的智囊

曾思政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里多个事件与他有关。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奔走于多个发达国家搞调研,并筹备和主持过多个重要的、具有里程碑式的国际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他发表过大量有关经济体制改革论著,曾深刻影响中国改革进程,被誉为经济学泰斗、改革的智囊。他就是与薛暮桥、杜润生、马洪等齐名,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廖季立。

奔赴延安 投身救亡

廖季立,原名廖信元,1915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金滩镇东溪村,1993年12月14日因过度操劳,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廖季立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一生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为党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耗尽了最后心血。

廖季立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读书上进。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此时,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巨大,气焰十分嚣张,于1937年7月7日借故制造事端,进行武装挑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时我军民义愤填膺,奋起抵抗,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毛泽东在延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举国上下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随即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在中国名校复旦大学,校园内形势报告会、声讨会、动员会,以及游行示威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此起彼伏,爱国师生同仇敌忾,情绪激昂。血气方刚的廖季立,为了抗日,为了救国,不但参与和组织了这些活动,而且与同学们商定,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抗日救亡。不几天,廖季立和几位同学便结伴而行,走上了革命的征程。他们历尽艰辛,几经l辗转周折,长途跋涉一两个月后,才到达陕西泾阳县蒋路乡的安吴堡。安吴堡离泾阳县城16.2公里,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抗日青年培训班就设在该村旁嵯峨山脚下的一座庄园大厅里。他们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培训学习中去。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经组织引导,廖季立等离开吴安堡,来到了距泾阳县277公里的革命圣地延安。驻足巍巍的宝塔山下,眼望涛涛的延河水,——这里就是革命的圣地,抗日的大本营,——廖季立心情是多么的激动!1938年6月,廖季立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在抗大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自救运动。尽管条件艰苦,吃小米、住窑洞,但学生出身的廖季立并不畏惧,始终怀着饱满的热情,经常高唱抗大校歌,以苦为乐,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品质。正是延安如此艰苦的锻炼,廖季立才能在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昂扬的斗志,吃苦耐劳的精神,一直坚持在经济领导工作岗位,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也颇有造诣,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涉足经济 颇有建树

1940年,廖季立调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此后,他一直从事经济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廖季立曾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处长兼财政金融贸易处处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处长。1954年起,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年度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秘书长。1980年,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廖季立任副主任。198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廖季立是核心成员之一,任委员、顾问。后兼任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副部级待遇。

廖季立涉足经济领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个单位和部门,担任各种主管经济的负责人。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共产党员本色。为了革命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与研究。他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忧国忧民,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1958年的“大炼钢鐵”运动,严重违背了实际国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廖季立等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痛心疾首,大胆地向最高层建言停止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大炼钢铁”应紧急刹车,并建议将1959年计划钢产量从3000万吨降为1070万吨,把煤、粮和棉等不切实际、浮夸风的指标都降下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会前,邓小平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报告的框架和内容,决定报告为四部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廖季立等负责起草了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报告中直言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这是牵动、影响随后20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廖季立的胆识和才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后来邓小平慧眼识才,“钦定”他为改革智囊核心人物。

1970年,廖季立被当成经济领域的“走资派”,发配到财经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他分在羊班(即二连负责养羊)。廖季立身在草原,心系经济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每每出去放羊都要揣上一两本有关经济类书籍,躲起来研读。有时他专心看书摘笔记,羊跑进地里糟蹋了庄稼,便被“造反派”污蔑为破坏行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批判是少不了的。然而,廖季立“总不悔改”,一直坚持潜心钻研经济学,为以后的复出积攒能量。

廖季立还参与了国家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在工作中,廖季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有时为一个提法、一个数据力排众议。廖季立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得到了中央有关高层的充分肯定。

廖季立一生著述颇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主要有《从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谈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论计划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平衡调控》等。

殚精竭虑 当好智囊

改革的号角在神州大地吹响,廖季立等一批经济学精英汇聚在邓小平麾下,高举改革开放战旗,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

纵观中国改革历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建立,廖季立是核心成员之一,参与了“商品经济”架构设计。他和薛暮桥、杜润生、马洪等一起作为改革智囊,为市场经济的起步发挥了关键作用。改革开放初期,从思想解放角度看,有两次会议起到了非比寻常的作用,后来为学者们所津津乐道,这就是分别于1982年举行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举行的“巴山轮会议”。而这两次重要会议的召开都与廖季立有关。

1982年7月,国家体改委以中国物价学会的名义在杭州莫干山召开了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这次会议被一些学者称为“莫干山会议”。会议系廖季立主持,邀请了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和世界银行的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以薛暮桥、廖季立等为首的中方经济学家与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深入剖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提出了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相应解决办法,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的改革要分步进行的观点。这次会议是中国本土学者对苏东改革理论思索和重视的开端,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够做出这样的举措,体现了改革前辈们的睿智。会后薛暮桥、廖季立撰写了《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此报告上报中央,得到了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并指示应对照研究,具体落实制订改革措施。

1984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对于问题的出现,我国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准备,也基本没有相应公认的理论工具进行解释,迫切需要引入外部理论进行支持。莫干山会议使中国学者认识到苏欧改革理论的局限,如何突破“苏东模式”的限制,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成为理论界和政界思考的核心问题,于是更广泛深入地听取其他国家学者的意见被提上日程。事实上,这也是“巴山轮会议”召开的特殊实践背景。

1985年初,国家体改委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围绕我国如何管理市场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相关问题、整合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经验三个方面进行讨论。9月2至7日,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旅游船上召开,史称“巴山轮会议”。会议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国际经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等问题。这次会议上,国外专家多认为应该采取“一揽子”改革方式,并且应该以价格改革作为核心。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推进我国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对借鉴外国经验有进一步促进。

“巴山轮会议”前期,年届古稀的廖季立负责领导筹备工作:组织几个团分赴各发达国家考察,自己亲率一个团赴匈牙利等国进行综合考察,还频繁邀请国外经济专家和学者前来访问,对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发出与会邀请,并拟定会议的议程安排。廖季立协同薛暮桥、林重庚和杜润生等总是事必躬亲,以至于会议前夕终于病倒了,遺憾地未能出席会议,本来计划由他主持,只好临时改由薛暮桥主持兼致开幕词。

1979年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廖季立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所有制是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怎么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怎么形成这种组合形式。廖季立的真知灼见得到经济体制研究小组组长张劲夫等高层的认同。9月3日,为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和全面实现经济改革,国务院财经委决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技术引进、经济理论与方法四个小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小组由张劲夫任组长,廖季立任副组长。12月3日,体改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真真实实地给中国带来了福祉。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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