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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王相坤

最近热播的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指出:“从陕北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人民群众的冷暖与期盼,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沉淀在习近平的心中,成为他带领新一届党中央担负起最大责任的认识起点。”认真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轨迹,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發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知青岁月确立的群众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萌芽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确立创新、协调、绝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十九大报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写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4个基本方略之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理论贡献,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这一思想在习近平陕北插队时期就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父亲冤案牵连,习近平度过了被歧视、被批斗、挨饥饿的悲苦少年时代。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当年的梁家河村,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习近平要适应这里的生活,需要过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过去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习近平被咬得浑身都是水泡,只得在炕席下洒农药粉灭蚤。过去没干过农活,到梁家河后样样都得会。1995年,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那时候什么活都干,开荒、种地、铡草、放羊、拉煤、打坝、挑粪……几乎没有歇过。最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煎熬,父亲的冤案成为习近平政治上的一个“坎”,想入团、入党多次被拒绝。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和乡亲们鼓励他、帮助他,给了他顽强斗争、磨炼意志的勇气。大队党支部书记不怕受牵连,一次又一次往公社帮他送入团、入党申请书。经过8次申请入团、10次申请入党,他终于解决了入团和入党问题;团县委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大队搞社教,1974年1月选举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上大学问题上,县教育局局长赵如斌认为他表现好,为他仗义执言,积极争取……

七年的知青岁月,对习近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当时我离开梁家河,人虽然走了,但是心还留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条件,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梁家河的经历,使习近平真正读懂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这本大书,当时他立志要为老百姓办好事的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初表达。之后,他自觉践行誓言,先是从政从军,然后从县委副书记干起,并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化,不断深化这一思想认识。

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他提出以“百姓之心为心”,强调“为群众办实事是多方面的。下基层为群众解决一些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是办实事;到农村去宣传党的农村政策,搞好形势教育,解开群众思想上的疑虑,是办实事;帮助基层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办实事;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同样是办实事”。

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为民办实事对象是‘民,要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掌握民情、分析民意,民主决策、科学安排,落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做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真正使群众成为利益的主体。”

担任总书记后,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明确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5年8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10月12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重大问题时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概念。

从“为老百姓办好事”,到以“百姓之心为心”,再到“让人民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人民群众满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瓜熟蒂落,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被确定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十九大上又升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四个自信”的思想基础肇始于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树立的个人自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四个自信”的最早表述。2016年6月28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首次正式使用“四个自信”的概念,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成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基本遵循;成为新时代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战胜困难、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维护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攻坚战的锐利武器;成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解读中国之治、西方之乱,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力量之源。

习近平青年时代所形成的个人自信对“四个自信”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他认为这一时期获益最大的有两条,其中之一就是培养了自信心。2002年,他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这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2004年8月,他在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时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显然,习近平在插队时期所树立的自信,主要表现为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坚定为人民办实事的人生目标和为人民办实事的能力素质。坚定的自信,成为习近平此后人生路上不断迈出坚实步伐的精神支柱。

在报考大学时,他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毅然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主动提出下基层工作。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之初,一些青年对脱贫致富、振兴正定缺乏信心,他发表讲话,激励他们坚定信仰,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追求,树立爱祖国、爱家乡的坚定信念;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求学意志,勤奋学习、立志成才;传承正定历史上“有悲歌慷慨之风,无繁华柔曼之习”的良好民风,做精神文明的带头人;以抗金英雄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伟大精神,为实现振兴正定贡献青春。在他的影响下,正定青年树立起“振兴正定,青年当先”的强烈自信,成为发展正定的主力军。这是习近平将个人自信转化为一个地区发展自信的初步实践。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同志致力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树立强烈的人民自信、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上。2012年11月17日,他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表达了强烈的信仰自信。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他表达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自信,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他号召全党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坚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历史性实践不断书写出巩固、发展“四个自信”的伟大篇章。如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绩单,世界上任何政党都难以比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信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号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就这样写在了党的旗帜上。

改革创新的思想在习近平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奠定基础

改革创新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占据重要一方;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理念排在首位。谈到改革,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的改革,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谈到创新,他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他还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习近平的改革创新思想,在正定县工作期间就开始萌发。那时,正定是有名的“高产穷县”,为了完成每年7100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不得不压缩经济作物,导致种植结构单一、增产不增收,群众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在回忆刚到正定报到的情景时说:“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根据正定的南部和西部与省会石家庄市接壤、交通便利的实际,习近平提出了围绕石家庄盘活本地经济的大思路,后来被概括为从“高产穷县”变为“高产富縣”的“20字经”,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种“半城郊型经济”模式的实施收到很好效果,198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比1981年增长75%。那时,习近平已经认识到单靠发展农业种植难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必须考虑别的出路,而寻找出路的关键是人才。为此,他提出了“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的人才发展思路。“上请”就是聘请专家、学者当顾问;“下挖”就是发现、使用本地既有一定知识素养,又有商品经济新观念新意识,并在发展经济中崭露头角的人;“近补”就是抓好干部职工的文化补习、知识更新、培养提高;“远育”就是用战略眼光和战略观点抓好教育,重视智力投资。为此,县委制定了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提出了欢迎外地各种科技人才来正定发展、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千方百计为人才的调动和流动提供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习近平还亲自写信,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为正定发展贡献智慧。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等53名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知名人士欣然应聘,组成正定顾问团,在正定经济起飞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以《正定翻身记》为题,报道了习近平领导正定的这场改革。报道中,习近平把正定改革经验概括为“依托城市,引进智力,加速‘两个转化”。两个月后,习近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杂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指出:“改革不仅仅是改变。解放社会生产力,解除旧有观念对人的桎梏,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在改革进程中,要研究国情,要把握群众心理,要避免破坏性震动,否则,盲目改革只会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弄不好,还会给事业带来损失。”习近平还围绕改革创新提出了五项基本要求:“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党的优良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而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相适应的好办法、好经验,都要敢于探索、采用和推广”;“一切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使自己领导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和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抵制、制止”。

这些改革创新思想和实践,生动地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把当年习近平的改革创新思想和实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梁八柱”做一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他当年提出的“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实际上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科技兴军战略的朴素表达;他当年提出“要研究国情,要把握群众心理,要避免破坏性震动”的思想,与“7·26”重要讲话中关于“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思想极其相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其实就是30多年前他关于“要避免破坏性震动”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精准扶贫思想萌发于习近平知青时期、成形于任职宁德的实践中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014年3月,他在参加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指出“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细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在扶贫对象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2015年6月,他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不行。”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的提出,创建了“精准思维”,形成了“精准理论”,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向新高度,对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种“精准扶贫”的思想基础,可以追溯到1969年习近平到延安农村插队时期。在《2015减贫与发展论坛》大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说:“上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态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之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仍然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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