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丹心永向党

抗战烽火起,投笔从戎为革命

我的母亲肖里,又名肖国贤、肖清华,1918年9月生于河南省商水县谭庄乡肖谭村一个地主家庭。她祖父为清末进士(武魁),官至御前侍卫。她父亲因病早亡。她外祖父李安卿,家境殷实,富甲一方,是开明人士,抗战期间拥护抗日,不断寄款到延安支持八路军。母亲兄妹5人,大哥肖矜乐,妹肖虹、肖炎,弟肖健。

母亲幼读私塾,后进学堂,先后就读于邓城县立第二小学,开封梁苑女中、开封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开封女师一向居河南女子教育之首,曾在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开妇女运动解放的先河。

据母亲的同学王展回忆,她们在1935年同時考入开封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河南省仅有三所师范学校,开封师范是唯一的女校,直属省教育厅管辖。1935年报考女师有2000多人,但只招了80多人。王展和母亲同在甲班。在她印象中,肖里个子不高,圆圆脸,大眼睛,很活跃,喜欢运动,篮球、排球打得很好。当时大家在一起排演过话剧《雷雨》,由三年级三个班合演。还演过讽刺剧,讽刺蒋介石消极抗日,肖里扮演的是八路军女战士。

母亲在开封女师期间受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12月23日,母亲参加了开封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12月27日,她加入万人卧轨索车行动,要求赴南京请愿,在数九寒天坚持卧轨斗争四天四夜,有力地支持了一二九运动。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母亲不回家,不去大后方,拒绝报考国民党所谓“战干团”,而是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于1937年10月在开封女师加入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河南大学抗日干部训练班”,又称“抗敌工作训练班”。

抗训班由河南大学进步教授稽文甫、范文澜任副主任,学员主要来自开封大、中学校进步学生,其中有肖里等20多名党员。训练班成立了党支部,接受地下党领导。讲课内容紧密结合当时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丰富生动,主要有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等。母亲认真听课,从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年12月下旬,国内形势吃紧,地下党决定结束抗训班第一期培训,抗训班改为“河大农村工作服务团”,深入广大乡村宣传抗日。

千里奔延安,刻苦学理论

1938年初,在党组织安排下,母亲连同其他青年同学离开河南,经过长途跋涉,先抵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最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行前,母亲动员当时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的妹妹肖虹也去延安,她对肖虹说,日本人打来了,书不能读了,如果回老家去,家人就会给找婆家,让嫁人。妹妹接受了姐姐的忠告。肖里到延安不久,就把报考“抗大”的介绍信寄回家中,成了弟、妹后来参加革命的向导。妹妹肖虹、弟弟肖健先后抵达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确山县竹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肖虹奔赴延安到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肖健被派往湖北京山县,在新四军五师战斗工作。

母亲到延安后,于1938年4月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四大队学习。同年7月,她被选入政训班学习;9月,调到抗大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她和郑律成同在一个党支部,郑律成是抗大政治部的音乐指导,母亲在开封女师就学过弹钢琴,一直喜欢音乐,她跟郑律成学唱歌,郑律成创作的《延安颂》是她最爱的歌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都常在家唱这支歌,并教孩子们唱,要后代记住延安精神、继承革命传统。

1939年2月,母亲到中央党校学习。陈云、谢觉哉亲自讲党史、党建课,党校的理论教育得以加强。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他指出: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母亲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顿时觉得眼界敞亮了。当时党校搬迁到新址,急需修建校舍,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校舍建设,和学员、职工们一道,自己动手挖掘窑洞作为校舍。

1939年4月,母亲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同年7月至1941年1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

延安女大成立于1939年7月20日,成立当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到场祝贺,毛主席、周副主席讲了话。毛主席说:“全中国妇女起来之时,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主席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女校学员,母亲深受教育,她和学员们激动地振臂高呼:“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全国去!”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到女大讲课。艾思奇讲毛泽东《矛盾论》,王鹤寿讲党的建设,张琴秋讲妇女运动,朱仲丽讲妇幼卫生,丁玲是文学教师,冼星海是音乐教师。母亲在女大刻苦学习,锻炼成长,增强了党性,提高了理论水平。

1941年1月,母亲到中央军委二局工作。军委二局位于安塞县碟子沟和黄崖根两个村庄,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和军队重要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主要工作是接收、发送解放区和敌占区的秘密电报,监听和截获敌台信息,分析情报提供给中央。毛泽东对军委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曾题词“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母亲在艰苦的环境下坚守工作岗位,生活再苦也不怕,她在那里几乎吃不到青菜,主要吃土豆蘸盐水。

革命好伴侣,陕北一路到晋绥

1941年7月,母亲回到延安,再次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她工作勤奋严谨,努力提高自己认识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1941年8月30日,经孙志远(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夫人赵磊介绍,她与担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政委的父亲李井泉结婚,时年23岁。

父亲当时在延安北关小桥沟中央党校学习,母亲在枣园工作,两地相距较远,两人不能常见面,便通过写信来交流工作、学习体会,说说心里话。两人的信写在一个小本子里,通过通信员捎带。这是一本延安“两地书”,感情真挚,史料珍贵,真实记载了抗战时期延安的战斗生活,抒写了抗日青年的理想情操和乐观精神。

1942年秋,父亲在延安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秘书长,母亲转到司令部参谋处工作,并在那里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抗大总校从太行山区返回陕甘宁边区绥德,父亲调任总校政治委员,母亲在延安一面参加整风,一面独自照顾孩子。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整风中搞“抢救运动”,大抓“特务”,诬陷河南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所谓“红旗党”。母亲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又参加了河南地下党,被社会部审查,强迫交代“历史问题”,身心倍受煎熬。她强忍冤屈,自证清白,不让丈夫分心。1944年10月,母亲为了使组织上搞清楚自己的历史,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最终于1945年8月由所在党支部作出结论,所谓“历史问题”得到澄清,使父亲始终能够一心一意投入抗大总校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母亲来到晋绥革命根据地,在地处兴县的晋绥军区任直属政治处主任,分管军区直属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当时她与父亲住在兴县蔡家崖后木栏杆村,与贺龙、薛明同住一个院子达四年之久。隔壁住着廖汉生一家。1949年5月,母亲随晋绥军区和晋绥分局从兴县南下临汾,为进军四川调集、培训干部开展相关工作。

随军下四川,革命情谊不一般

1950年初,母亲率晋绥行署家属团离开山西临汾南下四川,这支队伍有十几辆大卡车和几部台吉普车,前后由解放军护卫。当时的川陕公路路况极差,沿途还有残余土匪骚扰,特别是秦岭一带,坡陡路窄,汽车轮子都包上铁链才能开动。这时母亲已怀孕五个月,挺着大肚子,坐在车上指挥车辆安全运行,不时还爬上爬下,查看路况,了解周围形势,与司机和保卫人员仔细研究,务求全团安全。她不顾自己身体一心一意为大家,令同志们深受感动。经过十几天的颠簸,这支部队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南下后,母亲任西南革大成都分校教育科长、教导处副处长,主管革大校刊工作。

根据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西南革大面向社会招收无业人员入学,经过短期培训,达到“清除旧的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要求,然后分配到各条战线当干部。当时革大招收了2000多学员,教学方式是上大课,讲革命史和革命理论,学员再通过小组学习和讨论,建立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母亲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的政治理想教育,为培养新中国急需的年轻干部付出了心血。

母亲在革大工作严谨,生活俭朴,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据革大教师杨伯涛回忆,初到学校的母亲穿一身布质浅灰色列宁装,足上着一双带襻的布鞋,谈吐口齿清晰,态度和蔼可亲,报到以后就住在校部,步行往返学校和家里,后来学会骑自行车,就骑车来去。开始谁都不知道她的爱人是川西党委的主要领导,她也从不动用公家的小车接送自己。母亲关心身边的同事,每逢编报纸晚上加班,她就自掏腰包请几位年轻教师吃街边小面,当时一碗面800元(旧币),是挺贵的。母亲怀孕后坚持上班,5月末一个星期五下午,同事劝她在家休息待产,她笑笑说不要紧,我的预产期在后天,我明天进医院也不迟。结果她一直坚持到星期六下午才离开岗位,当晚就生下一个女儿。母亲的忘我工作精神,深深教育了大家。

1952年秋,母亲离开革大,先后任成都针织厂筹建处副主任、主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母亲工作进取心很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她任筹建处主任时,住在工作单位,只在周六才骑自行车回商业街川西区党委宿舍与家人团聚,星期天又骑车回住处。她担任厂长以后,每天骑车往返,和工人们一同排队买饭,坐在台阶上边吃边话家常。雨季来了,她和工人一起挖排水沟,鞋湿透了,晚上回家就用火烤干。最初她和女工们一样都留着长辫子,有一天车间发生惨剧,一位女工的辫子被机器绞住,头皮也被撕下来了,为了安全生产,她毅然带头剪掉自己心爱的辫子,戴着女工帽上班。

母亲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刻苦钻研业务,当时她已30多岁、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为了学习引进的外国纺织技术,她孜孜不倦地复习俄语、学习英语,俄语水平提高很快,可以同苏联专家对话,受到专家们的称赞。

母亲在革命战争年代生育了五个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育了二女一子。她和父亲将其中三个儿子送给战友抚养。三子送给了孙志远(时任晋绥野战军独二旅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和夫人赵磊,取名孙巨。五子送给了张达志(中将,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和夫人申国藩(老红军),取名申在望。张达志与申国藩后来离婚,申在望随养母申国藩南下四川,改名申再望。最小的儿子送给张经武(中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和夫人杨岗,取名张华川。母亲把三个亲生骨肉送给了战友,显示了宽广的无私胸怀。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抚养教育李黎风、李明清、李新桅、李大蓉、李力清等五个子女长大成人,做到了革命工作和养育孩子两不误。

工作成绩显,艰苦奋斗又清廉

此后,母亲先后任四川省工业厅轻工局局长,四川省轻工业厅日用品工业局局长、纺织工业局局长,四川省轻工业厅办公室主任,中共四川省轻工业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为改变四川省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布局、推动四川省轻工业快速发展,她日夜辛劳,工作成果显著。她关心职工生活,经常深入基层,蹲点跑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母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公正不阿,廉洁自律,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1963年她为自己立下四条规定:1.坚决不特殊化,不利用职权乱批条子(因轻纺中名特产品多)。2.与群众同甘共苦,克服一切困难,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3.不请客、不送礼、不送往迎来,杜绝铺张浪费。4.反对一切假公济私,禁止多吃多占。她把這四条贴在办公室,自觉接受监督,深得群众爱戴和好评。

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商品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母亲到北京参观学习。她说,展览会叫人大开眼界,我们带回不少样品,回来要好好研究,去工厂找人商量开发新产品,争取尽快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她强调,生活用品就是要不断搞新花样,群众不稀罕老一套。在她的指导下,重庆北碚玻璃厂工人大搞技术革新,研制出刻花玻璃水杯,产品出口国外,广受欢迎。

母亲还着力抓四川雪茄烟的研制生产。据四川什邡卷烟厂退休职工、人称“雪茄老人”的范国荣回忆,母亲作为省轻工厅副厅长,直接抓该厂雪茄烟特制工作,对技术工人十分关怀。该厂创制的高级雪茄烟采用什邡原产烟叶,全用手工卷制,分为13号和2号,包装用白盒,编号“132”。这种特供烟经贺龙向毛主席推荐,从1965年开始走进中南海,毛主席对2号雪茄最为喜爱。母亲曾赠送给范国荣一幅毛主席手持2号雪茄烟的照片,一直被范国荣所珍藏。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和副主席邓颖超召集参会的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各部委领导的夫人,妇女界的部分代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共86人在中直机关礼堂会面合影,指定母亲作为地方干部的召集人。这次大合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留下了珍贵的画面资料。母亲出色地完成了蔡畅和邓颖超两位大姐交给的任务。

中央启动西南三线建设以后,母亲投身到支持三线建设的热潮中,尽力做好配合工作。她随我父亲先后陪同邓小平视察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三线建设工地,陪同贺龙视察成昆铁路施工隧道。为了让程子华的秘书拍好邓小平视察的照片,母亲专门到四川省公安厅借用外国相机和冲洗设备。有一次拍摄集体合影,闪光灯突然不亮,母亲急中生智提起充电箱往软椅上蹾了几下,断了的线头接通了,及时排除了故障。

母亲经常对子女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身体力行。她喜欢踩缝纫机,为孩子们做衣服,缝缝补补是她的拿手活儿。一件厚实的大衣,传了五个孩子,哥哥穿了弟弟穿,弟弟穿了妹妹穿,有了一点儿残破,她就一针一线缝补,她的口头禅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紧缺,国家规定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母亲孩子多,每顿饭都按照各人不同的标准量米蒸饭,一人一碗,谁也不能超过。她虽然定量也不多,却总是把她的饭拨一些给正在念小学、长身体的孩子。当时住在成都市东二巷一个院子,有不少空地,她就带领全家孩子开展农业生产,挖掉花园里的花草,种上红薯、南瓜、玉米、青菜,不仅养了鸡,还在公共厕所里养了猪。她给孩子们讲延安精神,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教孩子们挖地、松土、浇水、施肥,一边劳动,一边唱“南泥湾”的歌。

母亲喜欢书法,曾为此请教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于立群送給她一副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母亲练书法主要写毛主席诗词,写好之后就细心保存起来,从未送人。

遭害于动乱,丹心一片永向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运动初期,她被四川造反派揪斗,一夜之间头发全白。1967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接见四川造反派,煽动说:“怎么,你们还没有把李井泉那个地主老婆关起来?”四川造反派对母亲的批斗立刻升级,把她关进设在成都昭觉寺的秘密监狱。母亲身陷黑狱,经常被批斗和体罚审讯,可是她相信党的政策,对未来充满希望。1969年2月,她在狱中与即将到江西临川县务农的两个女儿说:“家里的缝纫机还在吗?你们一定要带到乡下去,等我放出来,我也去江西,今后就靠缝纫为生。”但是,她生前再也没有等到那一天。1969年4月23日,母亲在成都被迫害致死,时年51岁。

母亲被迫害致死,激起了许多老同志和群众的义愤。1971年12月,我和两个妹妹到南昌看望邓小平和卓琳,邓小平听了肖里去世的情况心情沉重,他说,肖里和井泉都是好人。当晚邓小平亲自下厨做饭炒菜,抚慰我们。

1978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为肖里正式平反昭雪,并在成都举行了肖里骨灰安放仪式。中共四川省委为肖里做出结论:“肖里同志参加革命三十多年来,努力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党忠诚老实,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为党、为人民积极工作,是有贡献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干部。”

2003年,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父亲和母亲的部分骨灰从临川县唱凯镇寿岗亭迁至抚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合葬安放。墓地的背后有一道高墙,墙上镌刻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十四个大字,如一盏红灯,点亮碧海。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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