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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信仰: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地位及当代反思

梁君思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整体上呈现出“不信任”的基调,党内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习性等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大批知识精英加盟,但战斗在中央苏区的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信仰的传播和苏区精神的提炼、总结、升华贡献了集体智慧。

[关键词]中央苏区 苏区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知识分子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留下两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是苏区知识分子在反“围剿”战争中设计并留下的革命文物、旧址等历史遗迹,二是以苏区精神为鲜明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苏区精神是中共领导苏区军民,在开辟、巩固、扩大和发展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反“围剿”斗争过程中,由中共领袖知识分子和基层知识分子提炼、总结、升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争,不同以往局部性的一省“进剿”或几省“会剿”,而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大规模“围剿”战争。在特定的、历史的、具体的斗争形式下,“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1]p562。“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指导革命战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这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2]p3“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3]p216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遵义会议之后中共迅速“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4]p612。

一、革命的呐喊: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苏区精神形成、丰富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苏区精神是对现实的超越,但离不开苏区革命的现实土壤。“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3]p193早期中共知识分子在推动苏维埃革命传播过程中,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重塑了乡村关系、整合了分散个体,还弥合了阶级划分之后的社会裂痕,并催生出旧社会胎胞中无法成熟的思想。

(一)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是苏区精神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5]p54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国民党内部新一轮的军阀混战与国际资本主义危机构成了苏区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到1928年间,“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个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个省都要多”[3]p106。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开始在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反“进剿”、反“会剿”的斗争,对敌斗争经验的初步概括与理论总结,构成了苏区精神形成的理论背景。“任何一种精神,与当时的环境、任务及其所作的贡献,都是密不可分的。”[6]p65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因为“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7]p396-397。在中共领导苏区军民开辟、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围剿”与反“围剿”成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苏区军民反“围剿”战争中依赖的军事力量、经济情况、人力动员、物质资源、地理环境等客观物质条件,以及在此客观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军队、经济、政权等建设活动,共同勾勒出苏区精神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丰富和拓展了苏区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苏区精神的形成,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共领导苏区军民实践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总结。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将苏区精神主要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中央苏区时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红色政权,建立了独立、民主的新中国雏形。中共不仅要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要推进政权、经济、文化、廉政等建设工作,在实践上拓展了苏区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因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1]p120。而且“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也表明军事反“围剿”作为中央苏区革命实践的核心活动,内在地贯穿于整个苏区精神之中。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弘扬和发展苏区精神的现实动力

中央苏区连续五次大规模军事反“围剿”战争,推动了苏区精神的传播与认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是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1931年2月《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8]p143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解放了赣东和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连续取得了粉碎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9]p5,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10]p59,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中央苏区经济、政权和文化等项建设发展至鼎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中共的深层次思考。“‘左倾错误在许多方面对苏区精神是种抑制,苏区精神是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得到发扬的。”[11]p85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苏区精神的红色基因伴随着史诗般的长征散布到更广的区域。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和以陈毅、梁柏台为正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苏区军民继续斗争,使得苏区精神薪火相传。

二、信仰的力量:苏区精神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苏区精神不仅包含了初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还包含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符合民族心理习惯经验的“活的灵魂”。苏区精神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和传承,知识分子是把苏区精神从一种特殊的“群体意识”转化为一种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物质力量”的关键群体。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进取精神等革命信念,是推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

“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12]p650赣南闽西等中央苏区所在地,历来经济发展落后。中共既要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又要与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危机、过高估计主观革命力量发展等“左”倾路线作斗争。对于当时整体革命处于低潮的工人农民斗争,斯大林认为那不过是“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13]p175。毛泽东也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3]p191。红军只有在“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斗争中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一方面要求在敌强我弱、长期反复的战争中始终保持坚韧的忍耐力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求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残酷形势下必须具有执著进取的战斗精神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14]p1039中共的历史成就在实践上证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5]p144

(二)实事求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工作方法,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根本方法和逻辑起点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3]p170“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3]p181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著作中指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6]p182-183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斗争中创造局面的思想路线”,才能反对脱离实际“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才能理顺社会结构、激发革命动力,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才能正确判断革命实际情况,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之”的方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针对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运动中歼敌”的方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针对蒋介石“分兵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采用“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p204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针对敌人“分进合击”的战术,灵活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术,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没有坚持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实事求是“从斗争中创造局面的思想路线”等根本方法,机械地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进攻中实行冒险主义,受挫防守时推行保守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三)坚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等信念以及群众路线,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夯实了群众基础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3]p136,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4]p509。1929年周恩来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陈毅起草)中,第一次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并强调在红军地方工作中要注意“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运用。当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指出:“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8]p376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方面,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土地法令》等一系列体现“在苏维埃法制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制度。在发动群众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方面:“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为了一支生力军。”[17]p351在中共领袖、干部、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下,苏区军民“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共同铸就了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举世瞩目的苏维埃符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星火燎原(選编之一)[M].北京:战士出版社,1977.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肖甡.略论中央苏区的贡献与苏区精神[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1).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肖锡洵.刘礼菁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10]中国共产党历史大纪事(1919.5-2005.12)[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1]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6(1).

[12]列宁军事文集[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13]周恩来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M].见:回忆中央苏区[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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