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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中共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刘君

[摘要]长征时期,中共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各族人民支持,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为党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于当前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长征时期 民族地区 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从1934年10月撤离根据地,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在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先后经过彝、苗、瑶、壮、布依、土家、侗、纳西、白、藏、羌、回、维、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经过这些民族地区时,中共高度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一、突出时代性,紧贴形势任务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发动各族群众起来救亡图存。

(一)用一脉相承的共同渊源强化认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p244,在历史脉络渊源、经济生产方式、文化心理认知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长征途中,我们党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共源同根特征,用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团结各族群众。通过彝民聚居地区时,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2]p131,刘伯承还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兄弟,有效发动彝族民众支持和参与中国革命。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3]p265。尽管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各异,但各族群众血液里流淌的共同家国情怀亘古不变。

(二)用民族存亡的共同危机启发自觉。日本武力侵华步伐的加快,逐渐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着眼化解这种共同危机,中共沉重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3]p262-263。长征路上经过每个民族地区,党都会针对性启发各族民众共赴国难、共同抗日。在藏区发布了《告康藏民众书》,指出“康藏日渐变成殖民地和屠杀场,民众日渐衰落以至于灭亡,生活日益贫苦,经济愈陷于破产与崩溃”,“灭种亡国的祸迫在目前”[3]p234。在回区发布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破坏你们的根本,灭亡你们种族的大祸已经临头”[4]p125。针对内蒙古革命斗争形势专门下发《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蒙古独立政府已经成立,其军队正向绥东大举进攻,目的在变整个内蒙为日本殖民地”[4]p255。在中共的大声疾呼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三)用独立解放的共同目标凝聚力量。少数民族群众长期受着多重压迫,但由于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引,斗争反抗也多是原生的自发行为,缺乏全面性系统性。长征过程中,中共向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3]p265。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出“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我们欢迎瑶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为着瑶民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5]p982。党通过持续不断的思想政治工作,唤起了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各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抗战意识大大增强。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途中,仅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扩大红军近2万人,仅黔北地区参加红军者就达5000人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

二、把握针对性,回应民众关切

长期以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生活上十分困苦,文化上受到歧视,思想上闭塞落后。长征过程中,中共针对这些现实状况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回应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呼声关切。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长征途中每次经过民族地区,都会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1934年,黨提出“我们对瑶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与瑶民的彻底的民族自决权(即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5]p981。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红军“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3]p163。红军还推翻当地新旧军阀对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民族压迫政策,并对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予以禁止和更改。

(二)尊重民族风俗文化。长征期间,党充分认识到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各不相同,每到一地都作出严格的规定,要求各级“绝对的遵守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3]p163。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的回族聚居区后,为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军政委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制定了三大禁止、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6]p199-200。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滇、康交界的藏族聚居区后,“军分会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2]p433。军分会主席贺龙还亲自到当地最大的喇嘛寺出席“跳神”活动,并赠送“兴盛番族”的锦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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