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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发展性和继承性

陆智乐

[摘要]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判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是对原有判断的继承和发展。其发展性内容是对新时代国情的科学回应,准确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和国情的变化,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回归,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其继承性内容是对主要矛盾实质的必要坚持,实质上仍是人民内部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应然与实然的矛盾。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 新判断 发展性 继承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这一重要判断。相对于十九大以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言,十九大报告作出的这个新判断既有其发展性的一面,也有其继承性的一面。准确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的发展性和继承性,对于处理好新时代新矛盾“变”与“不变”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判断的发展性内容和继承性内容

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至十九大召开之前,我们一直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表述又可追溯至中共八大,它实质上是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的承续和凝练。直至十九大召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从实际出发重新判定。要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随着国情变化的实际转化,二是随着实际转化的认识转化。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既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是对原有理论的完善和深化。因此,它既体现着发展性的一面,也体现着继承性的一面。

与原有判断相比较,新判断中矛盾的一方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另一方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论原有判断还是新判断,矛盾双方在形式上都是一个偏正结构,由修饰语和中心语组成。由此不难看出,新判断相对于原有判断而言,“变”的内容主要体现为:矛盾的一方将“物质文化需要”这一中心语改为“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另一方将“落后的”这一修饰语改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将“社会生产”这一中心语改为“发展”。着眼于当前实际,两个中心语的改动,从“物质文化”到“美好生活”,从“社会生产”到“发展”,涵盖面更宽阔更广泛,是对原有理论的完善;一个修饰语的改动,从“落后”到“不平衡不充分”,描述更精确更到位,是对原有理论的深化。这几处改动,构成了新判断的发展性内容。

从字面上看,新判断“不变”的内容主要是:矛盾的一方保留了“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一修饰语,同时也保留了“需要”这一中心语的内核。也就是说,归根结底,矛盾的一方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新判断保留了“人民”这一主体的整体性,也保留了“需要”的动态性。从语义上看,在矛盾的一方中,不论是新判断还是原有判断,“人民”都理所当然地包括各階层的人民群众,指向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美好生活需要”也理所应当地内含着“物质文化需要”,所以二者中的“需要”也都指向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内的、不止一种的、非单一的需要。因此,新判断也保留了“人民”这一主体的层次性,保留了“需要”的多样性。在矛盾的另一方中,修饰语再笼统地将我国社会定义为绝对的“落后”已不符合实际,但“不平衡不充分”实质上也是一种相对的“落后”,这种相对的落后不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落后,而是相对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落后。此外,中心语“发展”虽比“社会生产”外延更宽,但也毋庸置疑地内含着“社会生产”这一内容。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2]。以上这些字面和语义上的“保留”,构成了新判断的继承性内容。

二、新判断的发展性内容是对新时代国情的科学回应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不断发展也推动着认识不断发展。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的发展性内容,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对已经发展了的时代和国情的科学回应。

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p11。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这样,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两个层面发生了变化:一是人民的需求面进一步拓宽了,早已不仅仅限于物质和文化这两方面的需要。伴随着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也已经从一开始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五位一体”总布局。二是人民的需求层次也进一步提高了,对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注重实实在在的心理获得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追求更高质量的需要是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必然要求。因此,“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理论概括已经不能准确反映新时代人民需要的实际,而新判断中“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发展性内容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实际。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p11。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言一样,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部分地区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部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已达到部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高铁、航天、计算机等领域的生产水平已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仍旧将矛盾的另一面笼统地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与社会生产方面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p11。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方面,新判断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发展性内容就正确地描述了当下的国情,准确地反映了问题的实际。

三、新判断的发展性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回归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一章中,提出了八个“明确”,其中第二个“明确”就是“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p19。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回归。

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界定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共同富裕”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要求的统一,“共同”体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富裕”体现了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因而“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过去,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曾一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侧重于生产力层面的要求,而暂时搁置了对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生产力层面的要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意义上,它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但对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一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来说,它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资本主义也讲解放发展生产力,但社会主义要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4]p182此处仅提及了“生产力”这一层面的内容。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此作了规范的表述:“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一直被沿用至十九大召开之前。就“落后的社会生产”而言,包括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也包括生产力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落后。由此可以看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有判断中,矛盾的一方只强调了生产力层面的内容,并不侧重生产关系层面的内容。

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中矛盾的一方,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它首先强调了“不平衡”的发展。有贫有富,有先进有滞后,并且贫与富之间、先进与滞后之间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这就是“不平衡”。“不平衡”具体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等,这是对生产关系层面内容的强调。同时,它也指出了“不充分”的发展。“不充分”是“不平衡”的题中应有之义。存在“不平衡”的发展,就会存在着“不充分”的发展。对于发展滞后的地區、乡村、行业等而言,“不充分”主要侧重于发展的量不充分;而对于发展起来的区域、城市、领域等而言,“不充分”则主要指发展的质不充分。因而“不充分”又强调了生产力层面的内容。既强调生产关系,又强调生产力,这与“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论述的。要辩证地认识到,从生产发展的角度,“达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但一旦超出这一范围,指向人本身的发展时,生产的发展又不成其为目标,而是手段了。生产发展的最终旨归理应是人的发展,“共同富裕”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也指向人的发展,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422而且恩格斯在后来给朋友的一封答信中也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了。[6]p646-647由此,江泽民从人的发展这一归宿出发,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7]p294从这里可以看出,要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仅仅“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主要矛盾新判断中矛盾的另一方,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它扩充了人民需要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新时代人民需要的全面性和高层次性。这要求我们既要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方面的生活需要。只有以社会的全面进步满足人民的全面需要,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更准确地指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代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继续高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当代回响。

四、新判断的继承性内容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必要坚持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这一重要论述,是从“不变”的角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换言之,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变化,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理论上的变化、判断上的变化,其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而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判断以及对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判断则没有变化。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这是从总体上而言的。实际上,如上文所述那样,新判断字面和语义上对原判断的“保留”,构成了新判断的继承性内容,这些继承性内容,则是新判断中“不变”的内容。而且,它们不仅仅保留了原判断字面上的部分内容,也不仅仅内含着原判断语义上的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坚持了原判断的矛盾实质。

首先,从矛盾的整体看,新判断坚持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实质。不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性质不同的矛盾之间的转化,而是性质不变的矛盾自身的转化;对其的新判断也不是对原判断的彻底颠覆,相反,恰恰是对原判断在矛盾实质上的坚持。

在历史上,我国社会曾经先后地存在过多种不同性质的主要矛盾,有过民族矛盾,也有过阶级矛盾,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直至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可能会与主要矛盾的实际产生偏差。比如,1957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党错将阶级矛盾判断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且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研判不同,决定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不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提出,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8]p204-214历史上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误判,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因此,新判断坚持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矛盾实质,是极其重要的“不变”,是最必要的坚持。

其次,从矛盾的双方看,新判断在实质上依然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质上讲的都是矛盾的“需求方”,都反映了矛盾的“应然面”;不论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质上讲的都是矛盾的“供给方”,都反映了矛盾的“实然面”。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进而从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实质上就是“需求方”,而“物质资料生产”实质上则是“供给方”(推而广之,也包括精神生产)。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在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现的。新判断坚持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实质,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国进行的一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努力实现的各项发展任务,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民对发展的理想要求,变为实际的发展状况,使发展的水平实现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变。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坚持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实质,有利于更好地明确未来发展的目标,同时更好地认清当前发展的现状,志存高远同时脚踏实地,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陈晋.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N].北京日报,2017-11-1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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