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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约法三章”纪事

孟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位高权重的周恩来,抱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态度,对自己严格自律,对亲属严格要求,杜绝任何特殊化,立下许多令人感叹的“规矩”。尤其是他订下的《我的修养要则》《十条家规》《过好五关》和其他层面的多个“约法三章”,更值得大家学习。

加强自身修养“约法三章”

1943年3月5日,在重庆开展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迎来了45岁生日。一位老同志泄漏了这一“秘密”。获悉这一“秘密”后,在共产党代表团驻地工作的同志们暗暗商量要庆祝一番。

当时,周恩来组织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干部,正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整风学习活动。当那一天到来时,周恩来给一群青年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简要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点,以反躬自省的精神对自己的經历作了一个谦诚平淡的总结,并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他坦诚地说:“我参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经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有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杀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周恩来在过生日之际,作这番深刻甚至有些过分的自我反省,这种直视自己弱点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在场的青年。

袅袅炊烟升起,围坐在草地上的青年们兴奋地簇拥着周恩来走向办事处大楼的救亡室。他们那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要给周恩来45岁生日庆贺一番的心愿就要实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来了,周公馆的同志来了,《新华日报》的同志来了,桌上几道简单不过的饭菜也已准备齐当。大家期待着寿星周恩来的到来。这一切都是悄悄地准备的,周恩来事先一无所知。

当周恩来跨进救亡室时,一切都明白了。他被同志们浓浓的情谊感动了。周恩来遭此“突然袭击”,当即严肃地表示:不需要以这种形式过生日。他说:“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唯有加倍努力才是。”略作停顿,他指着那时较为奢侈的桌上一道饭——面条,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好吧,你们当然可以吃面条,哪一天都可以,就是3月5日不行。”大家恳求说,我们不是真的要办一次祝寿宴会,不过是想让伙房煮一些面条换换口味罢了。最后,拗不过同志们的盛情,周恩来只好勉强同意,但却严肃道:“你们一定要切记:下不为例啊!”于是,周恩来吃一碗寿面以示纪念。那一桌菜最后成了同志们“打牙祭”的盛宴。

3月18日,周恩来在自己的办公室,以一个共产党人特有的襟怀剖析自己、反省自己、要求自己,字字千钧地订立了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规矩,即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并且郑重地写在日记本上,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要则》共七条: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以这种最有意义的方式,开始了自己45岁的人生。他严于律己的作风也为人们树立了一面镜子。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位高权重,但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始终秉持“过关”准则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为此,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教育后辈“约法三章”

周恩来一生没有亲生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个堂兄弟,因此他的侄辈却很多。作为总理,周恩来对这些晚辈十分爱护关心,而这份亲情则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上。他对晚辈进一步严格地及早具体“约法三章”,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

8月2日下午,周恩来像普通家长一样,召集了一次小型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向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来首先回顾了周家的历史,接着介绍他自己从小学私塾,到辽宁铁岭再到沈阳,以及后来到天津所受到的是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情况。他讲了自己由接受封建教育,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教育,再到后来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怎样逐渐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

周恩来通过给亲属们讲家史尤其是他自己的成长历程,帮助亲属们提高认识,抵制封建家庭的影响。他认为,要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他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讲如何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他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周恩来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去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如何过政治关。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如何过亲属关时,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他继续说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讲了如何过社会关和生活关。周恩来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待侄辈视同己出,但一直严格要求。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中,周恩来将侄女周秉建打发去了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后来她参了军,一次去看伯伯,周恩来却劝她脱下军装,继续回去当牧民。她回到内蒙古又几次放弃了上大学和去工厂的机会。她刻苦自学蒙古语,于1975年10月考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专业。毕业后,她遵从伯伯的教诲,又一次回到了已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的大草原,真正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才能够正常的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那个例子很多了,不去细说了,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更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一行从绍兴城出发去先祖的几处墓地祭扫。同行的还有一位正在读初中的年仅17岁的少年王戍。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故系周恩来的姑表侄儿。两天祭祀游览归来,周恩来都应邀到姑父王子余家吃晚餐。饭后,周恩来应亲友们的要求为大家题词留念。王戍见给自己题写“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后,激情澎湃,遂将父亲王贶甫拉到屋外说:“爸爸,你替我跟表伯说,我愿意随他一起去抗日前线打鬼子!”王贶甫进屋说出此意,周恩来说:“你年紀还小,应该继续上学,这次还不能带你出去。”膝下无子女的周恩来见王戍很难过,便亲切安慰说:“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王戍父子一听都很高兴,王戍马上行礼拜谢。周恩来当即为王戍重新写一幅题词:“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慕向是王戍的字)同时拿出10块银圆交给王戍,嘱咐说:“你年纪小,应该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以后还可以经常给我写信。”第二天,周恩来离开绍兴赴浙江省临时省会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密谈。他在繁忙工作期间未忘自己刚认的义儿,又特意于4月5日将自己的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随信寄给王戍。

自从绍兴老家一别后,王戍再未见到周恩来。1940年,由于日军大兵压境,王贶甫怕王戍发生意外,让他背井离乡到福建,由祖父王子余找关系,安排他到永安的福建省银行当雇员。他边工作边牢记周恩来“坚持刻苦读书”的教导,并于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考取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毕业时,上海刚刚回到人民手中,他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很快就被分配到福州市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此后他曾给义父写过许多信,但周恩来均未回信。周恩来不是不想念表侄义儿,而是考虑到若给他回了信,就怕因有这层关系而影响他的进步。这是后来他听父亲王贶甫说的。新中国成立后,王贶甫曾任绍兴市副市长并进京见过周恩来。而王戍入闽50年一直兢兢业业地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他一直牢记周恩来“告亲戚朋友”的《十条家规》,特别是将其中一条“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更是牢记在心中,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离休。

王戍与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直到1978年绍兴市委请他回绍兴回忆整理1939年周恩来绍兴之行的有关资料时,才被人们所了解。

对旧居使用“约法三章”

为了把旧居处理好,周恩来经常向家人了解情况。周恩来的堂侄媳孙桂云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伯伯两次向她了解故居情况,并且交代了处理意见。孙桂云回忆道,1961年8月,我第二次去北京,一天伯伯对我说:“家里的房子全部要让人住,不要空着,空着浪费。”又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叫邻居也不要说。”我根据当时县委的安排,向伯伯汇报说:“有的已做县委学习室,有的做儿童图书馆,其余的大部分让居民住了。”伯伯听了说:“房子要处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可以盖学校。”1974年8月1日晚,我最后一次见到伯伯。伯伯第一句话就问起家里的房子问题。伯伯问我:“还有没有人去(参观房子)?”我说:“县委很重视,层层向下传达了,不准去参观。但外地还是不断有人去。”伯伯说:“你们要劝说去参观的人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旧居。”接着又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主席的旧居比。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伯母(邓颖超)说:“你们拆迁,我们给钱。”我说:“拆房子要经地方政府的批准。”伯伯点点头。但是伯伯说:“坏了就不要修了。坏一间,拆一间,统统拆掉了,我也就放心了。”

据时任县委办事组王宝瑾的回忆录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受周恩来委托,打电话给淮安县委负责人谈故居处理问题严格规定“约法三章”的真相是:“1973年11月13日晚上9时,我在县委办事组值班,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吴庆彤说:‘要县委负责人接电话。当时正好刘守庭副书记在场,我把电话交刘接。吴在电话中说:‘总理听到了反映:1.要动员住在他家里的人搬家;2.要维修;3.要开放让人参观。是否是这个情况?总理要县委调查后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我一一记录在电话记录簿上,第二天立即向县委常委做了汇报。1973年11月14日,我带着吴庆彤在电话中提到的3个问题,观察了总理故居,并询问了总理侄儿周尔辉同志,周尔辉同志说:‘没有叫人搬家的,也没有维修,仅仅是外地有人来看看。晚上,我就向国务院做了汇报。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又来电话,还是我接的。吴庆彤传达了总理的3条指示:1.不要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1973年11月18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参加的人员有王永保、姚泽、江维邦、刘守庭、杨锦富),做了3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准维修房屋;3.我们要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动员,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江(维邦)书记说:‘要把总理意见和县委这3条,向地委办公室汇报。当晚我又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吴庆彤主任说:‘把你们这3条,我向总理汇报。1973年11月30日晚,吴庆彤又来电话,说:‘你们的3条,我已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表示满意。他说,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1973年12月5日夜里,吴庆彤来电话,指明要县委书记江维邦接电话,问他是否知道那‘3条?是否执行了?江回答道:‘已执行了。”

简单几字的“约法三章”,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宣传自己的崇高精神。

对伴侣严守保密纪律“约法三章”

對于自己倾心相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邓颖超,周恩来同样公私分明,坚持原则,更加倍地谨慎处事,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地真正做到了严守党内纪律和规矩。

1982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61岁生日前夕,邓颖超回忆起她和周恩来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时,十分感慨地说:“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邓颖超说,她和周恩来恋爱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他们在通信中,从不提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周恩来回国后经组织沟通,才知道彼此都是党员。结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常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并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就要离开武汉,当天晚饭前后,他才告诉邓颖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直到50多年后,邓颖超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当周恩来冒死去从事党的工作的时候,作为妻子的邓颖超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经手的文件,都有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周恩来患癌症后,他对妻子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两人最终都没有说。

对出行“约法三章”

周恩来的出行当然不是一般人的出行。自从他当上总理后,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因此,他外出办事,总是希望所占时间越少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的航空事业还处于初创阶段,周恩来外出多是乘火车,后来航空事业发展了,他更多的则是乘飞机。

周恩来乘坐专列时,总要事先和铁道部打招呼,要他们调配好运行线路,尽量不影响其他列车的正常运营。曾任周恩来秘书的何谦深情回忆道:“总理说,铁路好比我们国家的大动脉,不能让它受任何的干扰。”

何谦还说,1964年4月21日清晨5点多,总理从长春乘车到吉林市时,吉林市的领导请总理下车到宾馆休息,这是原来计划安排好的。可是,总理望着车窗外乌蒙蒙的夜空,关切地说:“不用了吧,这时人们正在休息,我们不去打扰了,就在车上休息一下吧。”就这样,周恩来和他随行的80多位同志在车上打了个盹,吃点东西之后,就又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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