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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政治建军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牛力

古田会议,即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军队90多年的光辉历史中,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它表明毛泽东在人民军队诞生仅仅两年另三个月的时间,就全面回答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建设成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重大课题。

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井冈山斗争时期政治建军的实践经验为古田会议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三湾改编后,红军进入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政治建军原则,主要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贯彻落实并丰富发展的,并在《井冈山斗争》等文章中得到理论升华。

一是坚持抓部队党的建设。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的党组织建有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特别是连有支部,班有小组。毛泽东非常重视“支部建设在连上”这一制度。他强调,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坚持抓民主建设,实行官兵同甘共苦。红军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从抓官兵同甘共苦入手改变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落实三湾改编确立的军队民主制度。那时,以毛泽东和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同大家一样穿两层单衣,一样挑粮上山,一起过着“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盖身上”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指出:“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红军像一个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三是立足农村建军实际,完善各项纪律制度。在井冈山斗争中,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对内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东西等情况,毛泽东深感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必须有铁的纪律,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红军的纪律。1927年10月,在荆竹山雷打石正式形成三大纪律。1928年1月底,在遂川李家坪正式形成六项注意。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5月在闽西又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是强化政治教育,培养革命精神。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旧军队习气和农民阶级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战斗力的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題。”为此,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上政治课、讲演和组织讨论等形式强化政治教育,培养官兵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提高官兵思想觉悟,激励部队士气。

政治建军原则在红军扎根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催生了古田会议。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了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斗争。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也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一是随着部队成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人员的不断增加,加之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有力的政治教育,从而使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保守、散漫和极端化思想倾向经常地大量地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形成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愈加滋生和蔓延的状况。二是部分指挥员虽然身为共产党员,却不清楚党究竟该如何领导军队,“对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存在着“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和“军事领导政治”等单纯军事观点。特别是从旧军队过来很快就当上干部的一些人,把旧军队的一些思想作风带入红军中,一部分人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红军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错误。主要表现为1929年的中央“二月来信”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认识,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在红四军中产生了不好影响,部队内部议论纷纷,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漫延。四是党内一些干部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5月初,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军事、刚刚回国的刘安恭,被中央派到红四军。刘安恭担任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和红军建设的特点,却自视资格和学历甚高,盛气凌人,看不起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总想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他下车伊始就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横加指责,挑起了关于政治建军原则的争论。他认为,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刘安恭甚至搞宗派活动,制造朱毛对立的舆论,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极大的混乱。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围绕着党对军队的领导、政治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红四军党内甚至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便发展起来,并日趋激烈化、尖锐化、公开化。

这场争论主要涉及政治建军的四个重大问题:第一,党如何领导军队问题。包括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前委与军委的关系,实质是党应当如何实施对军队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第二,军队的职能定位问题。是偏重军事观点还是群众观点,以及战斗队与工作队、宣传队的关系。第三,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的关系问题。第四,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式方法及职能原则问题。

这场争论造成严重后果。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前委时,中央指定的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离开了红四军,去指导闽西地方工作。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铸成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一大曲折,也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中的思想混乱。直到军事上吃了败仗,许多同志才意识到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是正确的,开始转变看法。虽然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政治建设,削弱了部队战斗力,但它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需求,成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历史表明,没有这场争论,就没有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就不能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就没有后来红军的发展壮大。

党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指明了方向。1929年7月,陈毅奉中央之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8月下旬,陈毅突破敌人严密封锁赶到上海。没有携带任何资料的他,用了一周时间,全凭记忆将红四军全部情况写成《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份书面材料,对红四军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等基本情况,特别是对红四军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都作了非常客观翔实的汇报。中共中央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红四军出现的党内分歧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周恩来审定,史称“九月来信”。全文共9个部分,主要涉及下列问题: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全面总结了并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政治建军的正确原则;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要求对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应以坚决的斗争态度来肃清之”;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以及朱毛工作方法的错误;明确前委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要求朱、毛团结合作;等等。周恩来明确指出:“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了红军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红军党内围绕政治建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争论,加强了红军党内的团结,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支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政治建设的重要理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组织保证。

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革命家以党和军队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以诚相待,各自坦率嚴肃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老战友握手言欢,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团结的榜样。随后,大家一道投入古田会议的筹备之中,毛泽东更是废寝忘食,忙碌异常。白天,他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与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兵士代表一道揭露存在于红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晚上,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灯光下整理资料,起草最终创造性地写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政治建军原则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原廖氏宗祠召开。

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关于废止肉刑和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专题发言。朱德作军事报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红军政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古田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开了两天,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并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18500字,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等8个决议案组成。其中,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贯穿整个决议的红线。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反对单纯军事观点。这就明确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区别。

第二,确立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解决了党必须领导军队和如何领导军队的根本问题。每连建立一个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必须健全连以上各级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以建立党的领导中枢。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成决议就必须执行。必须严肃党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第三,明确了军队中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军事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强调在组织上,有人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以军队管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了加强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了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本途径问题。要求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求红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应当积极地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其阶级觉悟,坚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第五,为建立良好的军队内外关系,提出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明确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长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纠正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尊重地方党和政府。要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在我党“创建新的革命军队”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在我军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稳固的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促进了红四军的发展。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总结了三湾改编以来政治建军的经验教训,澄清了红军建设中一系列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树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良好典范。

第二,制定了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方法,找到了适应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建军模式。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划清了人民军队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塑成了人民军队所独有的政治特征,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基石和政治工作基础,为新型人民军队定了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报送中央之后,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周恩来欣喜异常地说:“对!我们的军队就应该这么办!”周恩来要求迅速将决议转发各地红军学习贯彻。决议对全国各地红军建设都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红军的建设。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注重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的建党纲领。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通过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教育,不断开展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保证党和红军内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并具体规定了开展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这就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上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党的建设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第四,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探索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道路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紧紧围绕革命斗争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办法,是古田会议给我们提供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工作思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信息学院教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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