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科技界“三钱”

水新营

“三钱”这一称谓是周恩来总理最早提出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周恩来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并称为“三钱”。对于科技界“三钱”,周恩来始终给予极大的关心。同样,“三钱”对周恩来也一直抱有浓浓的情意。

“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34年夏,他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次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后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被称为“世界导弹之父”的冯·卡门,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并参与了二战时期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1949年10月,当新中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回到祖国效力。然而此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人,竟遭无理羁留长达5年之久。“钱学森是制造火箭导弹的顶尖专家!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红色中国!”1950年夏天,时任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说。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监禁钱学森的行为。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當场宣读钱学森请求协助回国的来信,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临行前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我为你感到骄傲。”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人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从洛杉矶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0月8日,回到广州。当晚,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陶铸设宴款待钱学森,并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好好接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为了让钱学森更多地了解新中国,中国科学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1955年11月起,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地区参观。12月底,在北京,钱学森出席了周恩来为欢迎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1956年2月4日,钱学森向叶剑英元帅和陈赓大将汇报了研制发展火箭以及导弹的初步设想和考虑。随后,在叶剑英和陈赓的引见下,他第一次单独见到了周恩来。见面时,周恩来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好吗?”钱学森听到周恩来一直称自己为“同志”,感到非常激动。他用力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2月17日,钱学森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新中国发展航空及导弹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及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3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他说:“今天军委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会上,钱学森结合《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的内容,作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4月13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国务院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负责筹备。

5月26日,周恩来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做出了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后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及发展导弹的决定。会上,周恩来说,中国发展导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针。钱学森担任导弹研究院首任院长,享受正兵团级待遇。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也是在5月26日,周恩来、聂荣臻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愿景规划工作的300多位科学家。当周恩来走到钱学森面前敬酒时,语重心长地说:“学森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赴苏联访问,为中苏新技术协定的顺利签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苏关系破裂后,面对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困难局面,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钱学森等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导弹航天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突破。1960年2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9月,我国首次使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第一枚苏制近地导弹;11月,我国首次成功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之后短短几年时间,新中国的各类导弹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66年12月27日,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取得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同年5月1日,钱学森与参加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险恶形势下,钱学森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1966年国庆节,周恩来安排了6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其中就有钱学森,这也是对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保护。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批准了钱学森等几百人应保护的名单,并提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他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逝世。钱学森非常悲痛,他把周恩来那几年的活动照片,从刊物上剪下来,按时间顺序,贴在相册上,常常翻阅……

“伟长同志,听说你这位力学家对装甲车很有研究啊”

钱伟长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1912年10月生于江苏无锡。1931年9月,19岁的钱伟长赴清华大学求学,原准备攻读文史类专业。刚刚入学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为此做出了一个决定:弃文学理,先后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经过七年不懈的努力,研究生毕业时他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后留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并于194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1942年至1946年,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工程师,与钱学森一起,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成为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专家。钱伟长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在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该文奠定了他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47年秋天,他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在签证时因其拒绝效忠于美国而未成行。

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新中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

周恩来对钱伟长的深入了解还是在国务院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1954年至1956年春,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们三人向总理建议除了制定56项重大科学研究任务之外,最重要的是确定6项紧急项目,即原子弹、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通信和自动化技术。“三钱”的建议受到许多科学家的赞同,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最后,周恩来拍板:“‘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就这样,“三钱”的建议确定了共和国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基础,也确立了年轻共和国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三钱”的称谓也由此传播开来。

1957年初,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当时高校和科研体制有不同看法的文章,授人以柄,被打成“右派”。在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的9年间,钱伟长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例如:曾代叶祖沛教授起草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祖沛在首钢的实验装置做了理论准备;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也到过钱伟长的住所,恳求钱伟长研究一下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钱伟长没有推辞,并将自己下放到新疆的学生潘立宙介绍到李四光处;还有关于人民大会堂眺台建筑增强承担力的方案,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等等。1968年10月,钱伟长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种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

1970年5月,恰逢美国作家韩丁、阳早夫妇来华访问,想了解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运动的情況。周恩来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遂亲自拍板,请学有专长且留美数年的科学家钱伟长全程陪同接待。

对于韩丁的此次来华访问,清华大学当时的掌权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随后将钱伟长从首都特种钢厂抽调回校,并给他家里调换了住房。在韩丁访问中国期间,钱伟长全程陪同并和他多次详谈,时间大约有一个月。此后,钱伟长还负责接待了美国记者斯诺、法国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葛林以及尼克松访华前夕的黑格将军等人来访。

一次,钱伟长利用向总理汇报接待外宾的情况时,借机向周恩来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议。周恩来静静地听,不时会意地点点头。1972年10月,由周恩来亲自点名,钱伟长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周恩来嘱咐钱伟长在随我国科学代表团出访期间,考察其环保情况。钱伟长回国后,向周恩来交出了一份长达5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在环境保护管理和政策上的建议,受到总理的肯定。

钱伟长从首都特种钢厂回到清华园后,依然致力于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结合珍宝岛战役的战利品,他就装甲车的研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为中式坦克研究出高能电池。该高能电池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1975年1月,钱伟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当时已身患重病,会议期间,他见到钱伟长,微笑着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伟长同志,听说你这位力学家对装甲车很有研究啊!”钱伟长笑着对总理点点头。总理接着问:“伟长同志,你们研究的那个高能电池情况怎么样?我看到一份材料,做得不错啊!”面对周恩来的关心,钱伟长激动地流泪了,有些语无伦次。

1976年1月8日,钱伟长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在收音机的哀乐声中传来了周恩来不幸逝世的消息。钱伟长顿时泪流满面,瘫坐在沙发上。为了寄托一家人的哀思,钱伟长亲手把周恩来的遗像悬挂在客厅的墙上,每天瞻仰,一直到很久很久……

“三强,听说你生病了,瘦了一些,要注意身体呀”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享有“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美誉,1913年10月出生在浙江湖州。1936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春天,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钱三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钱三强、何泽慧夫妻两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1948年下半年,钱三强夫妻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钱三强除在清华大学任教之外,还担任北平研究院原子所所长。

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钱三强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在西柏坡时就大力支持钱三强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

1949年3月18日,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的电文,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钱三强被安排随代表团出席。钱三强得知这一消息后,向组织上提出趁到巴黎开会的机会,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资料等。当钱三强的想法从北平传到西柏坡,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中央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卓识,钱三强十分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先后任副所长、所长。

1953年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钱三强任团长。此时,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为吊唁斯大林逝世,也来到了莫斯科,他抽出时间认真听取了钱三强等人的汇报,并给予指示和具体帮助,使钱三强有机会参观了苏联的一些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这年,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1955年1月14日下午,钱三强同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应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钱三强就原子能和铀资源等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告诉他们第二天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他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现场演示。

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面对领袖们事关国家安危的嘱托,为了更加形象直观地介绍对核辐射的测量,钱三强、李四光把带来的铀矿石放在会议桌上,进行了现场演示。钱三强把事先准备好的自制盖革计数器也放到桌上,接通电源,慢慢靠近铀矿石,计数器马上发出“嘎、嘎”的声响,会场上传出一片笑声。接着,中央领导们从钱三强那里接过铀矿石标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询问。随后,钱三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原子弹和氢弹原理。周恩来一边听,一边不时提醒钱三强哪个地方多讲一点儿,有时还替钱三强作解释。这是一次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后,周恩来还提出要组织原子能和平利用讲座,请钱三强等专家讲课,使更多的人懂得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营造一个全社会都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氛围。随后一段时间,钱三强前往机关、学校、工厂及部队作了多次演讲。他的演讲稿,经整理后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书名出版,发行达20万册。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组织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1958年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至此,在周恩来关怀下,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初步建成。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核合作研究并撤走全部专家,一些人还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在此关键时刻,钱三强认为靠中国现有的基础,完全可以造出核弹。他的认识和表现出的才干,为中央确定自力更生发展核事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主要组织者,钱三强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他牢记毛泽东等领袖们的嘱托,为了国家的全局利益,完全放弃了个人在科研上继续有所成就的机会,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调兵遣将”,做好多方协调、组织攻关等工作,确保将最好的科学家放在最重要、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抽调王淦昌、彭恒武和郭永怀三位科学家到核武器研究院任副院长兼第二、第三、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又将年轻的邓稼先推荐到核武器研究院担任领导工作……

事实证明,钱三强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这些人为核武器的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共和国最困难的岁月里,在广大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研制“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其中也包括钱三强。1966年12月28日,我国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周恩来点名把钱三强和二机部负责人等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还特地为钱三强等准备了简单的晚餐,破例让喝几杯酒。不久,钱三强受到冲击,后到陜西郃阳五七干校劳动。

1973年,有外宾提出要会见钱三强,周恩来亲自批准钱三强接待外宾。销声匿迹多年的钱三强在公众面前又露面了。这年5月27日,在接待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时,钱三强又见到六年多没有谋面的周恩来。他看到周恩来比以前更瘦了,头发更发白了,心里阵阵难受。周恩来热情招呼着钱三强,并亲切地对他说:“三强,听说你生病了,瘦了一些,要注意身体呀!”同年秋天,钱三强陪同周恩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他见到钱三强时又说:“你气色比上回见面时好了一些,还要注意呀!”可是,此时的总理却默默抵抗着严重病魔的侵袭,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钱三强悲愤的情绪在沉闷中变成泪水,痛苦地流淌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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