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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黄亚楠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论“初心”

平民主义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毛泽东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 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陈独秀)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

——毛泽东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919年7月14日)

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

——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

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 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二)》(1919年7月28日)

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

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毛泽东 《〈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1919年9月)

彻底的觉悟 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

——毛泽东 《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1919年11月19日)

全国人民的责任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毛泽东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真正可靠的党众 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毛泽东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 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十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十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十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

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毛泽东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中国坏空气太浑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 《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

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为多。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毛泽东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2日)

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基础,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毛泽东 《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21日)

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毛泽东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

不劳动的不得食 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毛泽东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921年11月21日)

专家解读:践行初心的革命道路探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引导下,到1920年夏,毛泽东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前后,作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人、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轨迹主要围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问题而展开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应中国,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其他政党不可能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从而形成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把人民群众作为主要依靠力量等重要思想。

——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种种救国方案相继失败的原因,形成“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等重要思想,为我们党确立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行动指南。

近代以来,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走过一段向西方学习的路子。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对封建王朝不断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彻底失去信心,认识到依靠封建王朝不可能救中国。毛泽东后来概括当时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时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真理的一派人物。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就开始“睁眼看世界”,在林则徐主纂的《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还提出了“师以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期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救国。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中,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某种形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之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组织群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动进攻。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运动,则是运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试验,最后以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6君子被杀而宣告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

为什么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毛泽东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时候,他把这个原因主要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开始认为到,改良主义办法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后来他回忆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便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无论怎样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怎样热烈地向它们表示友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不能得到它们的同情和支持。

既然中国保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有利,那么中国要改变这一现实必须另辟蹊径。这一蹊径就是人类社会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它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它的理论基础是比资产阶级价值观更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此之前,虽然马克思主义早已诞生,但由于它没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对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进行对比,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斗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他在《研究过激党》一文指出:“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1921年1月1日、2日,他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此一个多月前,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谈及“湖南建国”和新民学会问题时,指出:“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们“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里说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比做旗帜,就是要以它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常说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写在党的旗帜上,就源于此。

——注重从认识世界中把握中国,提出“民众联合”等重要论断,解决了中国革命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十分关注世界问题的研究,他在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共发表26篇文章,其中,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有16篇。在《各国的罢工风潮》一文中,列举了英、法、美、意、德、匈牙利等国的罢工运动,批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分赃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不顾国内问题,“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各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通过研究国际问题,毛泽东认识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最大”问题、“最强”力量的提出,最朴素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一个是“为了谁”——为了人民——底线是解决“吃饭问题”;一个是“依靠谁”——依靠人民——基本方法是实现“民众联合”。这一时期,他多次联系中外历史,论述“民众的大联合”问题。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一文中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1919年7月28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又提出“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的观点,深入浅出地阐述如何以小联合做基础来进行大联合的问题。文章说:“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1919年8月4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一文中,认真分析实现中华民众大联合的形势,认为过去中国反抗列强的斗争,没有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而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他号召人们觉悟起来,学会拿起大联合的武器,发出呼喊:“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民众大联合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分析古今中外历史得出的结论,这时他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思想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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