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融合:八一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

2018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1]这为新时代革命精神、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指明了方向。八一精神以其富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印记,凝聚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升华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境界,构筑着中华儿女的精神高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八一精神的形成既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的革命斗争实践,又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还源于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滋养。

一、八一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P3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坚持及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还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斗争、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因,也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不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与发展壮大。尤其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无形力量,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深深地烙进民族的心理、融入民族的性格之中。历经漫长曲折的演进,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这些致力于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爱国情怀,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这些爱国情怀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历史之中,又深深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精神支柱、深厚持久的思想情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砥砺前行、尽忠报国。

作为中华儿女的优秀分子,中国共产党人自觉继承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P534从创建起,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对待传统的情怀。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大多接受过良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他们早年孜孜不倦地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智慧。他们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培育形成了反映中华民族精神、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

八一精神是在南昌起义中形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白色恐怖,毫不退缩,毅然抛弃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序幕。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毅的态度、果敢的行动,在八一南昌起义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4]。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南昌起义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对起义的组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八一精神的孕育生成、发展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八一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创新者及八一精神培育的杰出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大旗,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本着一心为民的初心,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带领南昌起义官兵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为探求革命道路、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并融入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听党指挥的信念、一心为民的情怀,表现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培育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的民族精神。

八一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不仅深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创新性、时代性特征。

二、八一精神是对江西赣鄱文化精髓的升华

在江西特有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孕育滋养下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和精神内涵的赣鄱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南昌起义在江西南昌发起,起义部队余部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走上江西井冈山,都是与赣鄱大地息息相关,也都与赣鄱文化息息相关。赣鄱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贡献突出、影响深远,是江西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历史综合分析,赣鄱文化具有三个鲜明的个性特征。

其一,文、节俱高。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邦”。“文章”当中,有田园诗派开创者陶渊明、江西诗派创立者黄庭坚、诚斋诗体创造者杨万里、半山体创始者王安石;江西词家174人被收录至《全宋词》,占全书作者12%,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唐宋八大家江西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还有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魏禧。“節义”之中,被称为“宋之苏武”的南宋洪皓被金国拘十五年也不忘故土,宋末元初的江万里全家拒降而投“止水”,谢枋得一门忠烈而毁家纾难、谥号“文节”;还有“徐孺下陈蕃之榻”之节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骨气、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正气。文章与节义并重的传统价值取向深植于赣鄱人脑中,既孜孜求学后出类拔萃,又精忠爱国时舍生取义,是赣鄱人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其二,革故鼎新。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也是赣鄱文化精髓的“密码”之一。江西人勇于开拓创新、善于开宗立派,具有首创意识。自秦汉至明中期以来,佛、道、文、哲、画等领域在赣鄱大地全面开花,陶渊明、晏殊、欧阳修、黄庭坚、陆九渊等人都是开宗立派的人物。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勇气和革新图强的精神影响众多忠臣义士;理学则发源、定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最后完成,这对于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中华民族性格、思维模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瓷都、铜都、药都等“称都定尊”的辉煌,特别是为元、明、清三代专门烧制宫廷用瓷的御窑,与长城、故宫一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也凝练了赣鄱文化之创新精神。在明清时期与晋商、徽商三足鼎立的赣商曾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年,足迹遍及全国乃至海外,成为中国历史上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这些都是赣鄱文化中革故鼎新精神的突出表现,绵延注入赣鄱人的血脉。

其三,埋头苦干。赣鄱地区三面环山、南窄北宽,由南部向北部鄱阳湖平原开口的盆地环境,形成了农业生存的良好环境,依山者以山求生存,面平原者向平原谋发展。赣鄱“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古时临江面湖的生存环境带来的是便利的水上交通,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赣鄱人积极向外拓展的意识,骨子里带有山水交融、江湖交汇的特性。如果一旦有支点,靠山耕田者同样能够开宗立派、开拓创新。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大规模北民南迁进入赣鄱成就了赣鄱社会的开放兼容,中原儒家文化的进驻让正统保守扎根赣鄱,而先进技术的传入则带来小农经济的富庶。也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外来文化的综合影响,使得赣鄱文化体现出封闭内敛的特性,培育形成赣鄱人埋头苦干的风尚。

赣鄱文化在南昌起义酝酿、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培育和涵养八一精神的重要精神源泉和文化积淀,使得八一精神烙印上鲜明的赣鄱文化特色和印记。自从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成就了南昌这个“人民军队的摇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再加上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爆发地安源成为“工人运动的摇篮”,赣鄱大地拥有中国革命的“四大摇篮”,这与赣鄱文化的滋养也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赣鄱文化滋润下,赣鄱大地上的革命斗争风云际会,除了上者,还有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工农运动在北伐战争中蓬勃发展、方志敏领导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等等。

三、八一精神是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社会同整个人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5]从这个角度而言,八一精神的孕育生成、创新发展,同样离不开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吸收。

具有世界眼光是推动革命实践取得成功的重要素养。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革命家,他们在起义前就走出国门,远赴法国、德国,以勤工俭学或留学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接触相对更好的技术、更前卫的知识,零距离学习和感受国外积极的、向上的思想文化成果,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异域文化的直接熏陶,对中国革命、革命道路怎样走等问题产生了新认识,也使得他们的人生旅途发生着重大转变,对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周恩来在1917年9月就东渡日本留学,在抓好学习的同时,总想多到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想从中找到救中国的出路”[6]P37。这期间,“《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P30,也更早、更多地学习和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周恩来开启了两年多的法国勤工俭学生涯,期间还在英国居留了五个星期。这段时间里,他边读书、边写文章,兼做社会调查,以此了解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并让自己的留学生涯变成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祥地的实地考察。他以法国巴黎为活动中心,期间偶尔到比利时、德国等地,考察和领导革命工作。基于学习考察及所见所闻,特别是对当时欧洲的各种新思潮进行比较探究后,他进一步求索真理、重构自身思想架构,经过前后三年左右的深思熟慮,“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6]P63,还致力于把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青年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与赵世炎等在1922年6月组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6]P72,成为旅欧青年共有的共产主义组织,并负责这一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工作。之后,这一组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P7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活动,周恩来成为主要负责人。在欧洲的近四年时间里,周恩来由一名“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对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研究功底的共产党人,一名“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6]P88。

朱德在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时,已经36岁。他远涉重洋到欧洲的目的就是“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道路”[7]P63。在德国柏林期间,经过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学习工作之余,非常注重考察,几乎走遍了当时的柏林。对于在德国留学的经历,朱德认为:“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7]P71在欧洲生活三年半的时间,朱德对过去中国革命的失败、当前革命的开展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些新认识改变了他的人生旅途。他后来回忆道:“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8]P193

陈毅于1919年8月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做工间隙,他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普通法国平民的基本情况,逐步明白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也由此看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9]P7。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期间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前途”[9]P7。从这之后,陈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研究,也开始了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由此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侵凌、国弱民贫,周恩来等早期革命家在国外学习、了解、吸收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对同时期西方国家文明成果的见闻,对他们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促使这些早期革命家以更为宽广的眼界、更加宽大的胸襟,去观察、认知、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格局,并结合实际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这些对于南昌起义的组织实施、八一精神的孕育形成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对于将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入八一精神当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伟大的事业离不开伟大精神的引领,伟大的征程离不开伟大力量的支撑。精神与文化本身就是相向相随,精神是魂、文化是根。八一精神的孕育生成与多元文化的滋养是息息相关的,是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八一精神,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发挥其文化功能,将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8-02.

[5]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8]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79.

[9]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敖四江,南昌师范学院党委(院)办公室副主任,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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