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夕大规模出国考察潮

曹普

打破闭关自守,“实行‘拿来主义”成为共识

鉴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异常严峻的形势,关于打破闭关自守状态,大胆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利用外资外智,通过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思想,还在揭批“四人帮”之时,就被重申并进一步提出来了,并成为包括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在内的中央领导层的共识。

1976年11月16日,轻工业部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歪曲,提出:“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并不是提倡闭关自守,而是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特点,相互之间总是有交流和补充,有借鉴和创新,有继承和发展,有肯定和否定。翻开世界的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发展史,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垄断过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权。那种认为凡是引进先进技术就是‘洋奴哲学,就是‘爬行主义,实际上是主张‘闭关自守。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愚妄无知,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恶意歪曲。”

1977年3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提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破除“四人帮”对所谓“洋奴哲学”的批判,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同年3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尖锐地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在关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问题中,《汇报提纲》非常肯定地回答: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洋为中用,这样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善于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这是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那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也是爬行主义。华国锋也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1978年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华国锋指出:“要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发展状况,制定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的计划和措施,努力学习国内和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当年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进一步要求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在对外开放中搞经济建设。

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中国发展的起点,应该建立在大量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1977年7月正式复出后不久,他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提出:“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只有学到手了才能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7年9月29日,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他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同日,在会见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旅行团部分成员时,邓小平又说:我们要把因“四人帮”破坏而损失的时间抢回来,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有些外国朋友觉得惊奇。这有什么惊奇?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道理很简单,起码有个好的愿望,就是要干,想出好方针、政策和办法来干。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搞建设,单有雄心壮志不够,没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就像氢气球一样,一吹就破了。具体政策和措施之一,就是抓紧时机引国先进的东西。”1978年2月9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会议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注重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对欧洲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4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邓小平又插话强调:扩大进出口贸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问题是要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嘛”。出国考察热的掀起及带来的巨大思想震撼

要学习外国首先要了解外国。1977年7月2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引进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要“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华国锋也表示:“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聯系自己作为借鉴。”从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即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访问考察:轻工部派人去美国、联邦德国(西德)、日本、英国考察;地质部派人去法国、西德考察;农业部派人去意大利、法国、英国、丹麦、日本考察;冶金部派人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考察;石油部派人去美国、日本考察;国家经委派人去英国、法国、日本考察;等等。197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李先念让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到英、法访问,说:“你做经济工作的,长期关在国内不行,你得出去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干的。”袁宝华回国后向华国锋、李先念汇报了出访情况,李先念又让他带团到日本考察,“日本的竞争更快”。

到了1978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更大的出国考察热潮。

据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有529批,共3213人。重要的考察团有:3月至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4月至5月,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贸考察组,实地调研香港、澳门经贸发展情况。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其他考察团还有:4月至6月,中国农业机械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法国、英国和丹麦;5月至6月,中国农业代表团和中国基本建设代表团先后访问日本;7月至9月,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美国;8月,中国林业代表团访问奥地利、罗马尼亚;8月至9月,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西德、法国、加拿大;9月至10月,中国财经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10月至12月,袁宝华率国家经委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企业管理;11月,国家计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等等。这些代表团在国外都看到了什么,有怎样的观察和感受呢?

一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1978年3月28日出国,4月22日回国,访问了东京、大阪等地。在日本他们看到:日本工厂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很高。例如丰田汽车厂,有职工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過15万人,年产汽车却高达270万辆,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年产汽车只有6万辆。丰田的内燃机工厂,实现完全自动化,生产20种发动机,年产240万台,工作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人只有46人。新日铁君津钢铁厂,职工不到1万人,年产粗钢1000万吨,一座4000立方米的大高炉,一班只有4人。自1960年到1976年,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赴西欧五国考察团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历时36天,一共访问了西欧五国25个主要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及科研单位。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国工业设备技术先进,不仅技术复杂的大型工厂,即使原子能发电站、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铁等,也都普遍使用电子计算机操作,劳动生产率比我国高得多。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230万吨钢,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起落60架;法国的地铁,那么复杂的系统,到它们的控制中心一看,地铁运行情况清清楚楚,每个站台,卖票都是自动化。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整个欧洲连成一片。农业也是科技型、集约化的,从耕地、播种、施肥、除草,直到收割、加工,全部实现机械化;家畜、家禽饲养也逐步机械化、自动化,基本上消灭了手工劳动。法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供应国内消费外,1976年净出口谷物1255万吨。丹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有耕地4300万亩,农业劳动力只有13万人,占全国总劳动力的6%,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3个丹麦人口的需要。西德350户农民有一个科技顾问,专门负责指导种什么,怎么个种法。谷牧回国后,应邀到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大发感慨。他说:“过去,‘四人帮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的好,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二是,西欧、日本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城市住房人均达20至30平方米,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工人相差无几。访问日本的人介绍:1950年前后,日本国民生活非常困难,仅可满足温饱,有大米饭、咸菜、大酱汤,就很不错了。但从1955年到197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22年中增长了4.8倍,1978年达到近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工人平均实际收入,1955年到1976年增长2.1倍,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平均每人每年增长6%。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资收入的增加,国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普通工人家庭一般都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的家庭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物质生活同城市工人没有多大差别,一般都穿毛料子,服装样式很多。而当时的中国,农村还有2.5亿人食不果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等电器很多人连见都没有见过。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是:比比人家,我们真是太落后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民族、愧对时代了!

三是,欧洲、日本等国在发展经济上的很多理念先进,做法超前,值得中国学习。比如,重视环境保护。日本20世纪60年代大建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在各方压力下,日本政府自1967年起陆续制定防公害法律条例,采取严格措施,搞好环境保护,防止污染。经多年治理,赴日经济代表团看到的日本大钢铁厂,厂区都很干净,废气、废水都做了处理。东京、大阪等城市基本上解决了空气污染,街道上汽车噪声极少。联邦德国的一个露天煤矿,随开采随回填造林,整个矿区郁郁葱葱,除正在开采的工作面外,全有森林覆盖。又比如,重视科学技术。赴西欧五国代表团考察中发现,欧洲国家所以能在一二十年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欧洲经济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次新的科技工业革命,中国也必须进行这样的革命。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也在于重视科学技术。为提高产品质量,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工夫,制定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日本企业的工作效率高,时间观念强,情报发达,消息灵通,特别注意用户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有随机应变的极大灵活性。

各考察团回国后,都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把他们出访的观感和建议,向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汇报。1978年6月1日、3日、30日,华国锋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听取赴日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贸考察组和赴西欧五国代表团的汇报。6月1日,赴日代表团汇报中,谈了日本经济“为什么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关键‘窍门”:“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日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应用,并逐步出口。由于引进新技术,日本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經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付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贷款。“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到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赴日代表团提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赴港澳经贸考察组汇报了香港、澳门经济发展情况,并提出建议:要“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听取以上两个汇报后,华国锋说:“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说:要“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赴西欧五国代表团汇报是1978年6月30日下午3点半开始的,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结束,近8个小时。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等政治局委员和王震、康世恩副总理。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例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等,我们都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听了汇报,与会者纷纷发表意见。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说:“今年上半年,提出了派人出去看看。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出去了很多人。看来出外参观考察,是个很好的调查研究,开开眼界。”“承认落后,不甘心落后。”“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几十年。今年我们起步是三千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这次汇报后不久,邓小平约谷牧谈话,详细听取了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汇报,着重强调了三点:“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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