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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艺术人生

曹春荣

李伯钊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杰出的艺术家和领导者,早在苏区时期,她就在中央苏区的各类学校、剧团、军营和田间地头,展现了良好的艺术教学、艺术表演、艺术组织与指挥才能,被誉为苏区“三大赤色跳舞明星”之一,“全苏区有名的明星”。这一时期的艺术人生,不仅锤炼了她的党性和艺品,而且成为她毕生从事艺术创作与领导工作的原动力、营养剂,以及极其美好的记忆。教员、演员、创作员

李伯钊,1911年生于重庆,4岁丧父,13岁考入四川省女子师范,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而离川赴沪。1926年冬,年方15岁的李伯钊由中国共青团上海区委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杨尚昆结为夫妻,1930年冬奉调回国。在这期间,她还去工厂学了车工、纺织工,并开始了文艺创作,结识了沙可夫等文化人,这为她进入中央苏区从事文艺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1年春,李伯钊从上海经红色交通线到达闽西,即闽粤赣苏区,此时正值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一时阻隔了闽西去往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的道路。于是,她被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留下,担任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任彭杨军事学校政治教员。针对军校学员大都是粗通文字的红军战士和一些连排长的状况,李伯钊首先教唱革命歌曲,然后才给上政治课,讲解苏维埃建设。课余她也教学员们唱歌、跳舞,活跃学校文化生活。在此期间,李伯钊还和同事一道,排练、演出了她在莫斯科学会的、沙可夫的戏《明天》,参加闽粤赣苏区的“红五月”庆祝活动。这是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排演的第一个革命戏。此后,她在瑞金还和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沙可夫,有过多次艺术交往,例如参与沙可夫为主创的巨剧《我——红军》的剧本创作,并在剧中饰演小妹。

同年6、7月间,李伯钊来到瑞金,先在红军学校担任政治教员,兼做红校俱乐部工作。稍后又奉调协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与从上海来的胡底、钱壮飞组织大会筹备会的文娱小组。他们除了预备庆祝大会胜利闭幕的提灯晚会表演的社火与扇舞外,还准备了两个剧目:一是集体创作的《最后的晚餐》,由钱壮飞执笔;二是改编剧目《黑人吁天录》(又名《农奴》),由李伯钊负责。李伯钊不仅操刀改编该剧本,还饰演了剧中戏份很重的黑奴之妹一角。曾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被誉为“龙潭三杰”的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分别饰演黑奴、侯爵、黑奴主。法官一角则由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出演。他们饱含阶级感情的表演,激起了全场观众对奴隶主的强烈憎恨,对奴隶的深深同情。

这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被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为了改造这支旧军队,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除了给它调派大量中共党员干部,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考虑了通过文艺宣传去慰问,稳定官兵情绪。这项使命自然又落到了李伯钊等身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口给她说了这件事。

一天上午,胡底、钱壮飞找到李伯钊,说红军宣传队已经组织起来,要她一块去见毛主席,听听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招呼他们坐下后,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去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让士兵都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你们唱歌也好,演戏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毛主席还叮嘱他们要带上雨衣、雨伞、雨鞋。

红军宣传队共有17人,他们首先来到瑞金城西30里的九堡镇,这里驻有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部和所辖部队,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五军政治委员左权都在这里。他们告诉胡底等人,这些部队的官兵都是北方人,最喜欢唱歌演戏。于是,结合执行毛主席指示,宣传队决定第一场就演出戏剧,剧目即为《为谁牺牲?》。大家集体讨论出故事梗概后,由李伯钊执笔写出话剧剧本。剧本表现一个白军士兵在白军和红军中的不同遭遇,以及其妻盼他归来的心境,说明“为谁牺牲,为谁打仗”的主题。李伯钊和胡底分别主演剧中人物,演出效果非常好。落幕后,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红军万岁!”的口號声。接着,李伯钊一行还到红五军团第十三、第十四军驻地慰问演出,历时一个来月。

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开展查田运动,要查出富农隐藏的田地的指示,李伯钊创作了三幕话剧《战斗的夏天》,在1933年6月召开的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演出。剧情是在一个土地革命不够深入的村子里,地富分子隐瞒身份,混进了共产党内,分得了好田,且埋藏财物,欺骗工农群众。在查田运动到来之时,他们深感危险,遂秘密开会,造谣生事,毒害耕牛,还企图杀害乡苏主席。种种迹象,引起群众警惕。此时,上级派来查田“轻骑队”,终于查出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及其破坏活动,并将其逮捕法办,从而强健了苏维埃政权,深入了土地革命。该剧虽为配合中心工作之作,但剧中表现的乡村生活情趣和丰富的人物性格,依然受到观众欢迎。

此外,李伯钊还根据现实生活,创作了揭露白军残害苏区人民的独幕剧《残忍》,表现苏区扩红的小歌剧《志愿当红军》,描写白军士兵经过革命转变参加抗日的《一起抗日去》,帮助红军家属耕田的《拥军优属》,以及少共国际师战士奋勇杀敌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小戏。

相对于编剧、演戏,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更以创作、改编、表演舞蹈出名。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她就常在学校晚会上表演苏联舞蹈。到红军学校任教后,她毫无保留地把在异乡学到的《海军舞》《陆军舞》《空军舞》《工人舞》等,教给红校“八一剧团”的演员,并和他们同台表演。

曾在中央苏区受教于李伯钊,并与李伯钊同为“赤色跳舞明星”的石联星记得,在迎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李伯钊带着她和刘月华等共同创作表演了反映苏区现实生活的《红军舞》《工人舞》《农民舞》(又名《村女舞》《中国农民舞》),获得极大成功,《农民舞》尤其深受观众欢迎。1934年1月24日的《红色中华》就以《一个精彩的晚会》为题,盛赞“三大赤色跳舞明星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的村女舞,她们为着二苏大会开幕,表演极为精彩,一拍一跳,谐和着悠扬的琴声,再加上美丽的背景更为生色。特别是李伯钊同志的表演纯熟,博得全场观众不少掌声”。1月28日的《青年实话》也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尤其出色的,是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三同志的苏维埃中国农民舞蹈,引得大家频呼‘再来一个!。”

校长、团长、书记长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三年多时间里,担任了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表演团体的团长,虽说都是兼职,但她全身心投入,既精心擘画,又亲力亲为,忠实记录了剧团几次巡演的经历得失,以及经验教训,从而为苏区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看看李伯钊这方面的简历。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开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内设教育人民委员部,瞿秋白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身份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但他远在上海,未能到职视事,部长一职暂由副部长徐特立代理。中央教育部下设艺术局,李伯钊即为艺术局局长(直至1934年2月瞿秋白来瑞金后,她卸任)。

一苏大过后,红军学校(址设瑞金城内谢家祠)俱乐部内设戏剧管理委员会,李伯钊为戏委会委员。戏委会主办俱乐部每周的晚会和编演话剧。

1932年4月,红军胜利打下漳州,红校的话剧工作任务加重了几倍,从事话剧的人员也增加了不少。在红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等负责人推动下,红校以戏委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话剧创作与表演团体——八一剧团。李伯钊为剧团委员会委员,也是主要演员。

同年9月初,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吸收其他戏剧工作骨干分子,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专门机构——工农剧社。工农剧社初隶于红校政治部,后改属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业务上接受中央教育部艺术局指导。《工农剧社章程》规定:剧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介绍并发扬世界无产阶级艺术为宗旨。李伯钊据此创作了《工农剧社社歌》(崔音波谱曲),歌词写道:

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

艺术是我们的武器,

为苏维埃而斗争。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指示新世界的光明。

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

就在革命与战争,

赤色革命的战士。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

阶级斗争的工具,

为苏维埃而斗争。

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面,

指示新世界的光明,

创造题材与故事英雄,

就在革命与战争,

赤色革命的战士。

社歌鲜明地昭示了革命文艺的方向、任务、工作重点,以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这对此后革命文艺运动,以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有深刻影响。例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区别于政治等。

1933年4月4日,工农剧社创办的旨在培养苏区文艺骨干、推进苏区群众文艺活动的蓝衫团训练班(后改称蓝衫团学校),在瑞金开学,李伯钊担任学校校长,兼蓝衫团(表演团体)团长。蓝衫团系承袭苏联的名称,苏联的群众剧团,多为不脱产的工人农民集合的剧团,他们的表演服仍是日常穿的蓝衫,因此称其为蓝衫剧团。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履职后,将蓝衫团学校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仍由李伯钊任校长;将蓝衫团更名为苏维埃国家剧团,亦名中央苏维埃剧团,团长仍为李伯钊。

瞿秋白兼任中央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后,对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建设及业务工作关怀备至,李伯钊也因此受教良多。1950年5月3日,在瞿秋白逝世15周年之际,她撰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之纪念。文中深情地忆及瞿秋白怎样劝告戏校同学,尊重被俘白军军官中擅长美术与舞台装置者,虚心向他们学习。瞿秋白对戏校教学方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学校要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以鼓动士气;平时按圩期到集市上流动表演,以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并搜集创作素材。二是学校除普通班外,还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在剧本創作和舞台表演上,瞿秋白强调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说台词,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为此,他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瞿秋白的这些教导,成了李伯钊对苏区文艺工作的长久记忆之重要一页。

蓝衫团学校学员系从中央苏区各县征调的青年工农,大多数为共青团员,还有从红军中招收的“一大批活泼的小战士”。他们政治热情高,肯吃苦,爱学习,就是文化程度很低。李伯钊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一面对学员分档补习文化,使他们能识字读报乃至写作;另一面让学员从比较简单的艺术形式入手,使他们树立信心,又能较快发挥作用。她把自己从苏联学来的“活报”表演形式介绍给大家,还给每个蓝衫团员置办一身蓝衫,三角形的上襟,里红外白。登台时,不用多事化装,翻出红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动人物。表演内容简单明确,人也可以代表机器车马等等事物。由于活报表演类似于红军的化装宣传,所以学员、团员很快就能掌握并熟练运用。

为充实学校、剧团的师资力量,李伯钊除自己什么都教,还聘请沙可夫、胡底、钱壮飞、赵品三、洪水、崔音波等做兼职教员,把石联星和红校的文化教员,以及台湾籍的刘月华、施英、施月娥、沈乙庚都调来当剧校的专职教员。

蓝衫团学校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却仍然勤学苦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或练歌喉练腿脚,或帮红军家属劳动。利用月光在草地上练习白天学的歌舞课程,互教互学,亲密无间。排练、演出就地取材,例如化妆以木炭代墨,以红纸泡水代胭脂,松明火代汽灯,被单代幕布,用猪油代凡士林。连演出服装有些也是女演员自己一针一线缝起来的。不消说,李伯钊在这方方面面都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也享受着其中的欣慰和喜悦。惟其如此,这些点点滴滴才会深深地铭刻在她心底,成为心灵的慰藉和前行的动力。

中央苏维埃剧团(及此前的蓝衫团)负有在中央苏区各地巡回表演的任务,李伯钊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汗水。巡演出发前,要充分准备剧本,排练节目。到达演出地后,要跟当地联系沟通,做好演出准备及宣传;还要考察社情和群众生活,采集当地素材,临时更改或添加节目。每次巡演结束后,剧团委员会要向教育部作出书面总结报告,并先经团员大会讨论通过。

1933年7月下旬,為庆祝第一个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八一节,李伯钊带领蓝衫团去前方慰问红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军营巡演。在十来天里,他们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的指战员共同举行了八一晚会及联欢,慰问了沿途的几个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心身受到强烈震撼。李伯钊亲自将巡演经过和感受撰写成《蓝衫团出发前方慰问红军》一文,署名“戈丽”,在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第2卷第31号发表(1933年9月)。

1934年初春,中央苏维埃剧团在李伯钊带领下,进行春耕巡回表演,先后到了梅坑、西江、洛江、庄埠、会昌、踏迳、武阳等地,历时一月余。所表演的除了原先准备的关于春耕运动的必要节目外,其余都是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经过剧团集体创作,依靠原有技术基础,很快呈现于舞台的。因而群众很喜欢看,一传十、十传百,隔着十几二十里地的,也打着火把赶到圩镇来看“中央来的文明大戏”。剧团除了演戏,还做群众工作,帮助地方搞文化建设,给红军家属耕田。由于跟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密切了政群关系,而且推动了剧团的自身建设及创作活动。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作的成绩,“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对这次巡演历程及经验,李伯钊又以“戈丽”笔名撰文《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连载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80、第183、第185、第188期(1934年4月26日、5月1日、5月7日、5月14日)。“岁月磨不去的记忆”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的艺术实践与探索,虽然为时不算太长,但印象却太深、太强烈了,成了她的“岁月磨不去的记忆”。以至于多年后,她还经常忆起、提起,且有感于“我们报刊宣传得不多,肯定得不够”,而发出呼吁、带头继承。远的不说,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她便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回忆苏区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文章。仅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的,就有《岁月磨不去的记忆》《高尔基戏剧学校》《回忆瞿秋白同志》《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演出的剧目》等四篇,还有一篇她谈苏区文艺工作的访谈。在这些文章中,李伯钊深情地回忆了苏区文艺活动的盛况,苏区领导人毛泽东、瞿秋白等对她的教诲鼓励,文艺工作者愉快创作、激情演出的欢愉及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工农群众对艺术的渴求、对文艺工作者的欢迎,以及苏区文艺的光荣传统,等等。她真切感到:“苏区文艺工作也是开展得很好的。”“苏区文艺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对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从苏区到白区,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的革命文艺都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产生于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而又为革命斗争服务。可以说,没有人民,没有千千万万人为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斗,就不会有革命文艺。革命文艺和人民斗争生活、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这也是我们革命文艺的传统。”

李伯钊是这么说的,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

1950年元旦,李伯钊就任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该院率先从文工团转型走向剧场艺术,熔戏剧、音乐、舞蹈和北方昆曲于一炉,拥有专业剧场和各类艺术工厂,以及幼儿园、小卖部等。曾创作演出话剧《龙须沟》、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还是音乐会、歌舞晚会等的国家级综合艺术剧院。李伯钊所担负的建院及日常行政、业务工作之繁重,不难想见。然而,为了将历经多年酝酿与充分准备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题材,以戏剧形式搬上舞台,她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创作了大型歌剧《长征》,并首次在剧中出现了毛主席的形象,从而开了我国以歌剧形式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显现革命领袖人物形象之先河。

李伯钊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从她的《我怎样写〈长征〉》一文中不难找到答案。她动情地写道:“因为我在红军中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红军是工农的儿子,自动来当兵的,他们都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斗争,获得了革命的利益。这支革命军队的特质,表现在它与群众如鱼得水的关系上。它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欢迎它,拥护它。第二,在红军队伍里面,非常显著的,有着说不出来那么好的一种人同人的关系和可爱的作风。士兵爱士兵,士兵爱官长,官长爱士兵……使全军完全在政治思想上,活泼精神中,纯真的同志关系中,融成一体。”“任何人的行动离不开集体。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因此,这支军队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由于李伯钊在红军中的生活感受,基本上来自她在中央苏区的从艺生涯,因此,不妨说是这时期的艺术人生对她的深远影响和启迪,是她对苏区文艺传统的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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