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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何叔衡论“初心”

投身革命有作为 神州遍地起风雷,投身革命有作为,家法纵严难锁志,天高海阔任鸟飞。

——何叔衡 《赠夏明翰同志》(1920年)

主张过激主义 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何叔衡 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发言(1921年1月2日)

注重传播,促进暴动 会员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的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

——何叔衡 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发言(1921年1月3日)

今天为什么不如汉唐盛世 自甲午之后,我国全师熸告,今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德强借胶州湾,渤海、黄海之防,蒙杳不知其下手也。

——何叔衡 《阅山东半岛地图感想》(1921年)

把人类引到那真理的轨道上去 无论哪一国有识的人,都知道旧社会的建筑基本动摇,应当寻出来较确实实普通的真理出来,把人类引到那真理的轨道上去,尔后人类可得安全。

——何叔衡 《大公报六周年纪念》(1921年9月1日)

看社会中重要分子的指导底努力和正确 社会是有机体的组织……应着环境适宜和不适宜的程度差异,因而变动有和缓和急进的不同。这种变动虽是社会的自然趋势,然实看社会中重要分子的指导底努力和正确。照变动的程度来看,由先觉的人,觉得有变动的必要,而后把变动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一般人为变动的实行。指导的不努力,社会乃陷落衰亡;指导的不正确,社会必越趋于纷扰。而当变动有急进的必要时,动机已怦怦然不可遏,好像山水聚涨,漂之不能,任之不可。

——何叔衡 《大公报六周年纪念》(1921年9月1日)

做人要有志气 做人要有志气,要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不要斤斤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利益得失。

——《何叔衡在五四运动前后》,见《永远的叔衡》,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必须开导妇女起来斗争,自己谋求解放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人受的压迫最深,统治阶级提倡“三从四德”,说什么“妇人者,附于人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要受族权父权夫权的层层压迫,既没有谋生就业就学的权利,也没有恋爱结婚的权利,竟至连野兽也不如,只能做家畜。因此,我们有些觉悟的人,必须开导妇女起来斗争,自己谋求解放。拿婚姻來说,由父母一手包办,由媒灼欺骗愚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有什么爱情!

——《我所知道的何叔衡同志》,见《峥嵘岁月》第4集专家解读:彰显初心的崇高理想

何叔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和领导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时期的重要助手。1913年,何叔衡与毛泽东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8年,与毛泽东等一起发起组织了进步组织“新民学会”;1920年夏,与毛泽东一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一大闭幕回到长沙后,与毛泽东一起从事湖南的建党工作,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后,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和毛泽东一起传播火种,研究主义、道路,探索建党建政。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曾提议大会为他默哀。何叔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理想曾被概括为: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救国救民的伟大胸怀,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此生合是忘家客”的崇高品格。

——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使何叔衡这个“满清秀才”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

何叔衡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在私塾里读书时形成的,他的老师姜方谷常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来启发学生的爱国爱民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在姜方谷的指引下,何叔衡耳闻目睹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官吏横行和人民生活的艰辛。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同年11月,县衙请他去担任管理钱粮的职务。何叔衡感到“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绝到任,回到乡间一边种地,一边教书。在云山学校教书时,他认真阅读过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以后又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他把自己阅读过的唐汉兴衰的历史联系当时的现实,反复进行比较。他在阅山东半岛地图后写道:“自甲午之后,我国全师熸告,今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德强借胶州湾,渤海、黄海之防,蒙杳不知其下手也。”他追问:历史前进了一千多年,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不如汉唐盛世?再联系到乡间官吏横行,豪强肆虐,苛捐杂税繁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现实,终于认识到,这是封建王朝的腐败所致。他开始痛恨封建专制,与之决裂并进行斗争。

为寻求改变现实的途径,何叔衡放弃教书,毅然决定到长沙求学。在长沙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与他们接触,特别是随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创刊,何叔衡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他很快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新潮》《共产主义ABC》《各国社会思潮》《解放与改造》《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比较》等马列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起,发起组织了进步组织“新民学会”,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由何叔衡主持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了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在讨论“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时,何叔衡认为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在讨论“达到目的应采取什么方法”时,何叔衡首先发言,表示他“主张过激主义”。

这些思想的提出,说明何叔衡对变革社会已经有了清晰的政治眼光和奋斗目标,他的世界观已经出现质的飞跃。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就是对近代以来风靡一时的改良主义的摒弃。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毛泽东的认识基本相同,在他发言之后,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观点,实际上是在他的观点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两字。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就是赞成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世界,这一主张有力地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变革的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要按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主张要广泛取得联系,并将苏联经验运用于中国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完全赞同何叔衡的看法,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时毛泽东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充分肯定何叔衡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目的、道路、方法的认识,说明何叔衡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完了从封建秀才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路程,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由于何叔衡对旧制度、旧秩序、旧礼教有切肤之痛,因此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显得特别坚定,至死不移。正如林伯渠所说:“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即是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谢觉哉曾评价他说:“何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坚定,是超人一等的。”

——“家法纵严难锁志”的使命担当,使何叔衡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培养骨干力量。

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革命者,何叔衡懂得思想灌输、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也懂得从封建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的艰巨性。在何叔衡的早期思想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许多精辟论述,1921年1月3日,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何叔衡明确提出两点:一是“多研究”,二是“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的腐败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为什么要进行传播呢?在何叔衡看来,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暴动。显然,暴动的爆发,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比如,要揭露敌人对劳动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提高劳动人民觉悟,增强他们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积极性,特别是要大力培养群众运动的领头人。1921年9月1日,他在《大公報六周年纪念》一文中,论述了政党和杰出人物对发现真理、推进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指出:“无论哪一国有识的人,都知道旧社会的建筑基本动摇,应当寻出来较确实实普通的真理出来,把人类引到那真理的轨道上去”;社会“变动虽是社会的自然趋势,然实看社会中重要分子的指导底努力和正确。照变动的程度来看,由先觉的人,觉得有变动的必要,而后把变动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一般人为变动的实行。指导的不努力,社会乃陷落衰亡;指导的不正确,社会必越趋于纷扰。而当变动有急进的必要时,动机已怦怦然不可遏,好像山水聚涨,漂之不能,任之不可”。因此,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了解马克思主义,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怎样进行暴力革命,共产党与劳苦大众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它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们党创立之前和创立之初的首要任务。这也是当时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创立“新民学会”、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根本原因。曾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著名《就义诗》的夏明翰,出生在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因不满吴佩孚的倒行逆施,把吴佩孚送给他祖父夏时济的亲笔条幅撕毁,把家中收藏的日货烧掉,被祖父关了起来。用斧头砍断窗棂逃出来的夏明翰,向何叔衡倾诉了自己的志向和家庭的阻挠。为了帮助夏明翰走上革命道路,何叔衡向其介绍马克思主义,写下《赠夏明翰同志》诗一首:“神州遍地起风雷,投身革命有作为,家法纵严难锁志,天高海阔任鸟飞。”鼓励夏明翰冲破家庭枷锁,在革命事业中建功立业。何叔衡引着他认识了毛泽东,使其成为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期学员。随后,夏明翰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很快成为党的一员,并加入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后来,夏明翰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等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就义诗》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何叔衡在强调注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又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这两者是否相矛盾呢?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何叔衡的上述观点是在回应毛泽东时提出来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的,特别是针对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的,也就是说,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改造中国,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方法救中国。他特别强调的是,行动比理论更重要。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关于“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论述。它并没有否定思想教育的作用,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研判采取哪种办法更直接、更有用。这次会上,新民学会首批女会员、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陶斯咏也说:“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所以,在何叔衡上述发言之后,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一一阐述自己提出的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的优劣,强调:“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人生观,展示了何叔衡舍身为党、四海为家的赤诚之心和无我精神。

还在五四运动前后,何叔衡就提出:做人要有志气,要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不要斤斤计较个人与家庭的利益得失。他曾说:“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1928年,他在赴莫斯科学习路经哈尔滨时曾以《过哈尔滨》为题作诗:“身上征衣杂酒痕,远游无处于消魂。此生合是忘家客,风雨登轮出国门。”表达了他以身许党许国、忘记自家、四海为家的人生追求。从这两段话来看,何叔衡的人生观是:不图个人安逸享受,而求革命事业有成;不求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而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正如他自己所说:“革命者就要抱定舍身忘家的决心。”在党创立时期,何叔衡有这样的见解和境界是难能可贵的。有一次,几个女知识青年向他请教妇女何时才能得到自由?他反问道:“你们看牵到小吴门外杀头的有没有女的?”当听到回答说“没有”时,何叔衡说:“如果牵出去杀头的10人中有两三个是女的时候,就是你们自由解放快到的时候了。”这段对话,说明当时的妇女还被封建礼教封锁在家庭中,未能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提出了革命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代价这个大课题。

怎样对待生死?何叔衡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要于现时人生有益的才做。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病痛绝不是时运限定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为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你能学得否?”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女儿也都先后参加革命,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何叔衡从莫斯科回国后也到了上海。在上海团聚的日子里,他教育两个女儿:做地下工作很艰苦,环境也很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叛徒出卖。他还严肃地告诉他们:要有随时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在这期间,他的两个女儿、女婿相继被捕,女儿实山的爱人夏尺冰被害于长沙。两个女儿获释后,何叔衡教育他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而死在战场上、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何叔衡在党创立时期的“舍身忘家”思想,是他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1931年秋,何叔衡从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这几年中,何叔衡为探索我们党局部执政的经验费尽心血,并探索出一条检察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反腐道路。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政策影响下,何叔衡曾被撤销一切职务,但他坚信“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毛泽东高度赞扬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在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时,根据中央的决定,何叔衡被留下来坚持斗争。在江西于都县宫馆乡的一段时间里,党派他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何叔衡每天扶一根拐杖,早出晚歸,非常辛苦,但无半点怨言。一天晚上,在龙泉乡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何叔衡动员大家坚定革命信心,他说:“现在我们的红军主力退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但并不是不要根据地,而是绕到国民党屁股(后)头去。我们的中央政府还在这里,到时间两面包抄他们,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要做好工作,思想不能动摇,剩下一个人也要同敌人作斗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离开根据地向福建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镇小泾村被敌人发现,在三面临敌、一面悬崖的情况下,为不拖累邓子恢等其他战友突围,他高呼一声“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纵身跳崖。重伤落入水田后被敌人杀害。

何叔衡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立下的誓言。他没有“安居乡里以善终”,而是逝于异乡,牺牲后连尸体也未收敛、埋葬;他没有“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至今,他的三代后人都是农民。正如董必武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所说:“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消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还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耻辱的柱子上。”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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