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周恩来巧赠外宾“蘑菇云”照片当国礼

孟红

身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日理万机、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操劳了将近30个春秋,为新中国的外交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数十年的外交赠礼中,可以称为经典并被后世传诵的,要属他独具匠心地巧把1964年金秋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照片——“蘑菇云”照片,当作奇特的礼物赠送给友邦多国了,这可谓礼轻情义重,礼轻意义深,堪称世界上最令人“震撼”的国礼了。

核爆成功于赫鲁晓夫下台十几小时后

对于我国要造原子弹,毛泽东曾有过几次论述。1955年,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毛泽东针对这一点明确表示:“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随即,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等负责筹建核工业。波匈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在1957年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派出了几百名科学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6月,中苏合建重水型核试验反应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的功夫完全可能。”熟料,1959年、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且撤走所有援助中国项目的专家,带走图纸。1961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开会讨论,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马上发展导弹核武器。会议上争议相当激烈。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他的话掷地有声,说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心声。即使内外困难重重,也压不倒中国人民继续自力更生积极研发原子弹的雄心壮志。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此,1962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

就是在经历1958年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煎熬,偏逢1960年代赫鲁晓夫背信弃义而致中苏交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尤其是自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军事冲突后,印度、苏联、日本、美国等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共同抵制中国,仅从地理位置上就形成对中国的完整包围圈,中国的外交环境极为困窘的恶劣条件下,中国人民仍然不改初衷,勒紧腰带研制并立志成功爆炸自己的原子弹。几年来,在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众志成城,励精图治,核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1964年10月1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这标志着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在赫鲁晓夫下台的十几小时之后的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国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由此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结束了英美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核垄断的历史,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实力。

几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的消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争的威胁。同时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其时,周恩来将这两件国际大事联系在一起,睿智而成功地策划了两项“大礼”,分别送给了苏联、赫鲁晓夫及相关国家。周恩来后来戏称这是中国用原子弹送“瘟神”。

首先是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戏剧性选择,本身就是送给敌对和敌视国家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绝妙“厚礼”。先是在16日凌晨,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约见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了苏共中央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一转身伍修权即驱车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又带着伍修权直奔毛泽东书房,“径直坐到毛泽东床边”,睡梦中的毛泽东立刻清醒起来,异常兴奋。

当天下午,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最后一次彩排,毛泽东极为少见地率政治局常委来“审查节目”,又出人意料地接见演职员并合影留念。毛泽东等人离开后,周恩来留下来对演员们讲话,他脸上难抑自信、豪迈的表情,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第二,赫鲁晓夫下台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一片沸腾……在场的人们兴高采烈之情难以形容,扬眉吐气之意更难以描述。

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当时中国许多报纸将这两件大事,在同一版面并列报道,在版面的安排上,当然是原子弹在上面,赫鲁晓夫下台在底下。《人民日报》还特意出版了《号外》,似乎给外界一个这样的信息:中国已经了解了苏共的高层内幕,是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尽管有些外国观察家一再指出,起爆时间要依照准备程度、场区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是你想爆就可以随便爆炸的。而且是赫鲁晓夫先下台,试爆成功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中国人宁愿相信报纸上的说法。

苏联新的领导层“接到”这件“礼物”后,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策。赫鲁晓夫“接到礼物”时,正在清理他曾经作为总书记的办公室里的物品,无奈地“嘴角痉挛了一下,没有说出一句话”。

挑选每套6张“蘑菇云”照片分赠友邦

对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中国引以为豪,并欲与友好国家分享这份成功的喜悦,核爆炸照片自然成为珍贵的外交礼物。

周恩来正是这一精妙创意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策划的第二件礼物,便是从许多爆炸的照片中,精心挑选出6张集成一套,作为珍贵的外交礼物。这套照片,对与中国友好的国家来说,是加深友誼、巩固团结的凭证;对中立国家来说,是沟通、谅解与争取的筹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来说,是证明实力的资本。

周恩来曾经把这套照片作为珍贵的外交礼物,直接或间接地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罗马尼亚领导人也收到过这套照片。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外交部长陈毅也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给一些外国友人赠送过这套照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也让中国人着实扬眉吐气。

印尼总统苏加诺,当原子弹试爆成功时,他正在日本访问,美国驻印尼大使奉命匆忙赶到东京,称“有重要问题”与其沟通。其主要目的,是想阻止苏加诺在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结果,周恩来赠送的这套照片,促成半个月后苏加诺的“顺道”第三次访华。他此次访华受到上海市民热烈欢迎,盛况空前。

行将准备前往苏联进行外交活动的周恩来,立即先飞赴上海与苏加诺会谈。原来,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共产党想借此机会改善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并祝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

代表团出访的前一天,周恩来还在上海,他是与罗瑞卿专程去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在上海,周恩来与苏加诺举行了友好会谈,“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直到出访苏联当天凌晨两点半钟,周恩来才乘专机从上海赶回北京,在北京西郊机场落地时已是凌晨5点多钟了。按计划,当天上午8点钟代表团要在东郊机场乘机,周恩来没有休息,又按时赶到东郊机场。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空军的两架伊尔-18型飞机飞往莫斯科。当时的两名机长分别是师长胡萍和副师长时念堂。

周恩来是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外交家,有着过人的洞察政治风云的能力。此次前往莫斯科,他凭着自己对苏联领导人的了解,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他要求机组成员要提高警惕,特别是要确保飞机安全。不出他所料,在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当着周恩来、贺龙等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的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攻击污辱毛泽东,胡说什么“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面对这一挑衅,周恩来当面予以驳斥,并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愤然离场,以示抗议。后来苏联主要领导人虽然就马利诺夫斯基的不当言行向中国党政代表团表示道歉,但毫无诚意,仍以“老子党”自居。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提前回国。因担心苏方阻挠行程,具体归国日期事先没有向苏方通报。

当时,为了保密,周恩来将机组成员召集到大使馆的密室,因密室也可能有窃听器,他在给机组成员下达任务时,不说话,而是用写纸条的方式,要求机组成员提前把飞机准备好,走时再临时通知苏方。用写纸条的方式给专机组下达任务,在专机部队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为了不让苏方提前知道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的准确时间,机组成员事先也不向苏方申请加油车,而是起飞前临时在机场拦截加油车给飞机加油。1964年11月13日深夜,中国党政代表团专机冒着大雪起飞,于次日下午4点10分安全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数千群众到机场迎接。

提及周恩来赠送给罗马尼亚“蘑菇云”照片一事,也事出有因。中国与罗马尼亚自1949年10月5日建交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罗马尼亚政府一直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不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早在1964年3月,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以调停中苏公开论战为由,派毛雷尔总理率代表团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和友谊。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齐奥塞斯库作为代表团成员,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既柔又刚的“教育”。会谈期间,毛泽东以反对霸权主义扩大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争取罗马尼亚进行反霸斗争为整个谈话的轴心,提出:“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齐奥塞斯库对毛泽东的“教育”,感佩不已,心悦诚服。他后来对中国大使说:“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能以极简朴的语言,表述极其复杂的思想。这是不容易学到的!”

据外交部第三次解密并正式向国内外开放的1961年至1965年的档案所披露的一份外交档案,其基本款项记录如下——

档案号:117-01236-04;档案题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照片赠送外国领导人情况;起止日期:1964年1月1日—1965年12月31日;保密级别:绝密。

以下则是具体内容的原文摘录: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照片(每套6张)

一九六四年:

一、陳毅副总理访印尼,赠苏加诺一份

二、由赖亚力大使带马里赠凯塔总统一份

一九六五年:

一、三月份,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赠霍查同志一份

送斯诺12张照片发中立国家的中立报纸上做宣传

然而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让这套新中国爆炸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照片发挥更大的作用。1964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为了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问。早在烽火岁月里,他是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第一个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向世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个为了人民利益而勇于流血牺牲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并与他们(尤其是周恩来)结下了深厚友谊。斯诺对周恩来再熟悉不过了。他最难忘的就是当年穿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到陕北去找红军,在延安,斯诺见到的第一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就是周恩来。他俩太有某种可贵的缘分了。当时听到周恩来用英语欢迎他,斯诺十分吃惊。他想不到眼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温文尔雅,与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匪首凶狠残暴的形象完全是天壤之别。

这次斯诺到北京,周恩来会见了他,他非常高兴。针对斯诺此次访问的计划,周恩来建议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当然可以见一些老朋友,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当斯诺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采访到负责这次核爆炸的具体官员的要求时,周恩来毫不避讳、实话实说:“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就是这次爆炸的总指挥,你还要采访谁?”

的确,周恩来是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原子弹的第一手材料。

颇有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斯诺听完周恩来这两句话,两眼闪出兴奋的光。他马上问道:“你今天所讲的,是供我做背景材料呢,还是可以发表?”

自从1936年相识以来,周恩来与斯诺达成了一种默契,每次谈话后,斯诺总要问明,他们的谈话哪些内容可以公开发表,哪些内容不宜立即公布。有时,斯诺还把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送交周恩来审定。他完全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也信任斯诺,谈话的内容总是很随便。这常常使得斯诺可以获知一些其他驻华外国记者难以得到的“内部消息”。那些外国驻华记者由此对斯诺羡慕不已,经常向他打听“内部消息”。

周恩来明确告诉斯诺:“你可以写文章。”接着又故意逗笑说:“恐怕不能等到写在书里吧?”

斯诺高兴地笑了。这样的特号独家新闻,斯诺太知道它的时效性和轰动性及重大意义了。

“我今天和你谈话只能1个小时了,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谈。可是我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很乐意地连连点头说:“OK!”

周恩来举杯向斯诺示意:“这次你回去,美国国务院一定要你向他们报告。”

“不一定,可能又要在4年以后。”斯诺这样说是根据前次的经历。1960年斯诺访问中国回去后,美国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只与他漫不經心地谈了12分钟。4年以后,新的国务院负责人才又重新找斯诺去谈他在中国的访问印象。

“这次不会,时代变了。”周恩来肯定地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后,就改了口气,现在又说这颗原子弹可能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还要先进。”

斯诺说:“我过去去保安,在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爆炸原子弹。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张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张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张J(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

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原子弹上去了。”

接着,周恩来亲手把中国12张核爆炸的照片交给了他,要他不要等了,今天晚上就回瑞士,在中立国家的中立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并意味深长地说:“龚澎都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你们在座的(指陈忠经、勇龙桂、唐明照等人)都没有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

第二天,倍感荣幸的斯诺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周恩来的嘱托回到了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

随即,西方的各种报纸纷纷转载这些照片和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重大事件,再次轰动了全世界。

周恩来的这一谋划,显现出他不愧是一位久战外交“沙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让西方的中立报纸发表这类照片,比持“左”倾立场的报纸发表,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也更容易让持右倾立场的报纸转载。

这一事件,又一次证明,送礼的意义,不在于礼品本身的价格、稀缺和华贵,而在于独特的匠心运作。周恩来在这方面智慧过人。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