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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 夷考各国进化之程,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惟美国为条顿民族之殖民所组成,其程度特高,国情安定,社会已良,而后产生善良之政府。其余各国,大率类是。历史所陈,吾国似亦莫逃其例。顾吾国执政诸公,为何如者?吾不问其居心是否为吾人谋幸福。而他国人所蒙之幸福,实非吾人所能梦见。此则不待比较而知之也。

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然谓为更无有发荣生长之余地,非妄则愚。惟不扶植之而摧锄之,斯渐即于沉沦已耳。入民国以来,更觉有一惊心动魄之象,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而岌岌不可终朝者是也。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而衮衮诸公,方以小民不能出痛苦之声,遂谓天下已呈太平之象。长沙若在,能不为之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耶?

人民良楛,以官吏为转移,诚如所见。今足下已官吏矣。登高而呼,则应者远;举手而招,则见者众。转移社会,匪异人任也。我欲善之,而彼固坏之,结果恐不能收效,所虑亦是。但我尽所以善之之方,终可有效。若因彼固欲坏之,而不能奏效,则非善之者之类,而固坏之者之类也。吾辈做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彼坏之者可不必管也。因一顾虑坏之者,则无一事可做也。弟等此言,系局外人,恐尚未知局中人之苦,而蹈易言之弊,祈更有以教之为幸。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为知事者,只与钱谷刑名平视之,则莘莘学子,已隐受其福矣。

——董必武给友人的信(1915年6月)

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董必武写给四叔的家信(1916年)

中國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董必武年谱》(1919年3月)

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

——《董必武年谱》(1919年5、6月)

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 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本日沪各界开国民大会,誓死力争。

——董必武等 《给湖北省议会并转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电》(1919年5月8日)

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务请一致主持公道,力促北方当局反省为盼。

——董必武等 《给各省省议会、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广东国会通电》(1919年5月8日)

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 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新思想正向我们扑面涌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旧社会(可惜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它里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有人会说,这是很困难的,也不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的。然而,深奥的知识不也是悟透寻常事物的结果吗?难道从细致小事做起不会建树起伟大的功绩吗?譬如,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哥伦布证实了大地球形说的正确性。在取得这些光辉的成果之前,他们经受了多么巨大的困难,作出了何等难以令人置信的努力啊!因此,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我们可以举出今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为例,这个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上海、武汉、九江以及天津、山东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也有所改善。所以我们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

——《董必武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7日)

“二七”斗争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跃登世界舞台,表现是英勇的。

——《董必武在二七斗争失败后的对该运动的评价》(1923年)

专家解读:共产党人初心的较早阐释

党的一大代表中最终走到革命胜利仅有的两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董必武。毛泽东是党的领袖,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而董必武没有这样的经历。董必武是在参与建党的过程中较早提出“初心”概念的人。1919年5月18日,他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严辞批驳北方代表“袒庇卖国贼党……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怎样理解董必武的初心呢?

——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董必武曾是满清秀才,1903年5、6月间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获得附学生员,中了秀才。8月在赴武昌参加乡试(即考举人)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从此,恨死当官人。”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的腐败无能。当时,一些与董必武有着同样想法的革命志士,已开始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有血性的男儿,从军最好”等思想。受此思想影响,为了推翻清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立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道路。此后的5年学习生活,使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朴素的“恨官吏”“恨洋人”“恨地主豪绅”的自发感情,逐步上升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崇高思想境界。董必武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认为在他细读了《民报》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革命书》等报刊文章后,思想上逐渐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之类的说教,认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观念渐趋“浮薄”,同时又深入分析了君主立宪派办的《庸言》,更断定其主张“落后”,在思想深处批判了康、梁思想,接受了孙中山、章太炎等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基本政治观点。

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董必武在斗争中的表现,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好评。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它展示给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的是失望和悲愤,昔日的革命党人被反革命屠杀者有之,觅得高官厚禄投靠袁世凯者有之,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精神颓废者有之……董必武选择了继续追随孙中山。1914年7月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日本东京谒见了孙中山,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加入孙中山重新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对他们说:“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后来回忆说:他和张国恩“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1915年6月,受孙中山派遣,董必武从日本回国,策动军队开展反对袁世凯斗争。1917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后,董必武奔赴护法军政府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协助总司令蔡济民进行内助友军、外抗强敌、筹款筹粮、起草文告等项工作。1919年1月底,蔡济民被护国军内四川援鄂军纵队司令方化南杀害,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是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沉的思考。他联系到蔡济民被护法军内部所杀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再次谒见孙中山,而孙中山等人拿不出有力的措施处理肇事者;再看辛亥革命近10年来社会政治依旧、人民灾难深重,孙中山总是摆脱不了困境的情况,使他对孙中山依靠旧军人进行革命的方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觉得此路走不通。

这时,董必武结识了后来对他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被董必武尊称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李汉俊。李汉俊也是湖北人,是辛亥革命先驱之一李书城的胞弟,12岁东渡日本,在那里留学长达1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几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使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通过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再与辛亥革命后的形势进行对比,“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织太不完备,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了”。过去“我们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而军事将领通常都变节背叛,因为他们对革命无所理解。我们从来不去做普通士兵的工作,甚至也不做普通土匪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是没有基础的。尽管整个辛亥革命有着士兵的良好的支持,但它或多或少是一种军阀策动”。而十月革命“仗它民众的努力与他们的领袖——列宁先生的指导,居然把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颠覆了,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麻痹昏睡中唤醒。……从此全世界有了1/6的土地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领域,有了1/10的被压迫民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极深厚的影响”。董必武强烈地感到,中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民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因此,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1919年5月至6月,董必武又说:“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

——办学校,搞教育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效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社会斗争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它第一次打破了资产阶级学说在世界上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这一科学理论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期间经过了69年。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马克思及其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了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一文,介绍了马克思及其思想观点,用了51年时间。如果算到新中国成立,其间用了100年時间。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才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因为,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对一个旧事物的否定,旧事物必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新事物才能最终替代旧事物。这个历史过程,既是劳动人民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也是掌握新事物的过程,还是运用新理论同敌人英勇斗争的过程。不论是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样的长期斗争过程,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斗争,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到中国,基本途径有两个:一是书籍、报刊,二是办学、通过留学生传入。

董必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如何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有着更深的认识。1919年,董必武在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中国问题时就得出一个结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董必武认为办报和办学校是唤醒民众、接近群众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这也是毛泽东当时的看法,1919年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先是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之后就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后来毛泽东说,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增强抗日力量呢?“出个报纸,办个学校便是解答。”董必武认为,报纸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更快、更直接、更大一些。办报纸似乎也更容易些。他和张国恩等人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以及募捐章程,拟定报名为《江汉报》,立志在武汉办一份有自己特色的“为人民说话”的报纸。回到武汉后,由于缺少资金,募捐又遭遇阻力,办报计划夭折,但报纸对革命事业的重大作用在董必武心中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如何发挥报纸的作用,董必武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既要在报上宣传革命思想,又不致被军阀政府抓到把柄;既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讲话,又要策略灵活作长期打算。他提出报纸的基调不能太红,基本指导思想是“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领导创办了《新华日报》,他给《新华日报》的题词是:“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坚持这一办报宗旨,从抗战初期在武汉创刊,到迁至重庆坚持战斗,历时9个春秋,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全面地反映了全国同胞的意志,坚定地发扬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把《新华日报》办成了我党自成立以后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和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和统一战线的重要工具。

关于办学,董必武参加革命前曾有三段从教经历:1903年秋,曾在本县自办启蒙馆,首度從事教育工作;1910年至1911年,他到麻城高等小学教国文;1913年应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这些教育经历使他深知办学、办教育的重要性。1915年6月,董必武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国家的发展“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有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担当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带领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美国是这样,中国也要这样。而“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然谓为更无有发荣生长之余地,非妄则愚。惟不扶植之而摧锄之,斯渐即于沉沦已耳。……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即使有一个“先知先觉之士”“登高而呼,则应者远;举手而招,则见者众”。因此,他提出先从教育入手,“以教之为幸。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则莘莘学子,已隐受其福矣”。他认为,中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普遍发动农民运动,而发动农民的首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平民化,启迪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积极地参与到革命中来。他把办学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的阵地。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在办报计划搁浅之后,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过程中,一是规定办学的宗旨是为了革命。董必武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后来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即“朴诚勇毅干革命”,说他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二是集中先进分子,注重新思想的传播。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武汉中学名为“私立”,实为党立,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国文课实行白话、文言兼用,男女生同班,是湖北省国文课第一家采用白话文上课的中学,也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班的学校,这在当时迷漫着封建思想的武昌,实在是一个大胆创新。教育面向大众,接受贫苦子女入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课教育并重,提倡和鼓励学生在课余阅读报纸书刊,了解国际风云和国家大事,扩大知识面。董必武亲自担任国文老师,他不用北洋政府审定的课本,而是自己亲手选编了古今中外一些有代表性、思想性、民主性的名著作为教材。董必武后来回忆说:1920年秋,武汉中学成立已经历了一个学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这一时期,武汉中学成为早期共产党人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三是注重发展革命力量。1920年11月,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召开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冬,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委员。在此前后,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发展教员黄负生、刘子通,工人赵子俊,学生董觉生、王鉴、雷绍潜、王秀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武汉中学成为湖北武汉地区党、团组织宣传革命真理、培养革命干部、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

——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前,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列宁为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对于如何实现各民族劳动者接近,以及如何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盟中保持独立性,列宁指出:要“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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