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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

史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陶铸同志诞辰110周年。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精神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革命的斗志: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成长

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陶铸从小生性刚强,不畏强暴,村里的伙伴都称他“猛子”。1918年父亲被以“通匪”罪遭秘密杀害后,未满10岁的陶铸便迫于生活而辍学,协助母亲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极其艰苦的童年,陶铸得到了3个人的慷慨帮助:一是父亲的老友申暄老师,他将陶铸带到清水塘申氏小学读书,学费、膳食全部由申负担。在申暄老师的引导下,这一时期陶铸开始学习兵法,接受除暴安良的思想熏陶,并阅读了《三国演义》和介绍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农民起义方面的书籍。二是在安徽芜湖认识的祁阳同乡刘嘉溥,他建议陶铸报考黄埔军校,并资助他18块现大洋的路费。三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蒋伏生,经他介绍,1925年秋末,陶铸来到第一军第一师教导第二团第二营当文书,1926年被保送入黄埔军校为第五期学员,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命令,陶铸来到叶挺部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二营当副官,不久到特务连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舉行起义。陶铸所在部队为准备起义,乘“江平号”轮船离开武汉驶向九江。进入南昌第三天,陶铸所在的第七十一团接到了负责歼灭驻守城内天主堂等处敌第五十七团的命令,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二营。7月31日傍晚,南昌城内主要街道都布放了起义军的岗哨,营长把攻占敌团部驻地匡庐中学的主攻任务交给了陶铸的特务连,第八连指导员萧克带领一个排配合行动。陶铸接受任务后,首先带领一支精干的侦察队化装侦察,摸清敌情,然后部署进攻方案。凌晨2时,南昌城头发出了三声枪响,陶铸和萧克颈上系着鲜红的领带,左臂扎着白色的毛巾,右手高举驳壳枪,一马当先,率领起义战士,向守敌发起进攻。敌军慌忙从匡庐中学后院逃窜,遭到了早已布置在那里的工人纠察队和受朱德指挥的南昌公安局起义警察的猛烈阻击。敌人又龟缩到原地,负隅顽抗。经过激烈巷战,敌军被彻底瓦解,缴械投降。后来萧克回忆陶铸时说:“南昌起义那天晚上,我们营攻打匡庐中学,经过几次攻击,我们一起完成了战斗任务。起义三天之后,我们撤出南昌,踏上了艰难曲折的南下征程。在抚州,我和陶铸同时接到了命令,他当六连连长,我由八连指导员改当十连连长。他见到我说:‘我改行了,到连队去打仗;你也改行了,由做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

这一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广州起义。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总队等共5000余人,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此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由叶剑英介绍,陶铸打入警卫团做秘密工作,其任务是帮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第三营,并掌握特务连,在起义时负责解决驻扎在长堤的张发奎的第四军司令部。陶铸被任命为起义军事指挥部参谋。因警卫团团长受伤离开部队,团副开了小差,起义指挥部派蔡申熙任团长,陶铸任参谋长。当警卫团赶到长堤时,张发奎已闻讯乘上外国军舰逃跑了。警卫团受命防守长堤,对付珠江河南的敌人和帝国主义国家停泊在珠江上的军舰的进攻。12日晚,敌人开始大举反攻。而警卫团只剩200多人了。陶铸率部顽强战斗,虽然敌众我寡,但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战火洗礼,使这名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受到了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从此,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胆略,更加勇敢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科学的领导方法:既勇敢又谨慎

陶铸是一名深谙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家,十分注重领导方法,讲究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在决策时“既勇敢又谨慎”。

1959年5月10日,陶铸在中共广东省委(扩大)汕头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高级干部要做到既勇敢又谨慎的问题。他指出:“什么是勇敢?勇敢应该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满怀自信的表现。只要看到事物的主流方面,即使在萌芽状态,也要抓得很紧,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就是勇敢。”广东省过去粮食一直不能自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每年还要从外省调进一批粮食。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陶铸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目前广东尚未具备建设重工业的条件,但是有发展轻工业如制糖、造纸、丝绸、纺织、烟、茶、食品等的良好条件,而这种发展轻工业的良好条件,都是建立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第二,广东发展农业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因为广东地区大都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得天独厚,全年都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第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对广东经济发展、活跃市场都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这三点认识,陶铸下定了发展广东农业的决心。在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他要求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全党全国还没有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提出这个富有远见的重大建议是需要胆识和正确判断的。在陶铸这一正确决策下,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粮食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每年还上调给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电白县原来土地贫瘠,寸草不生的荒山荒坡多,是有名的苦旱和鼠疫流行的地方。陶铸视察时对县委领导同志说:“你们要根据这一实际,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风治旱。”当地干部群众按照陶铸的意见,大抓造林,修建水库,灌溉了旱地,制止了水土流失,几年时间,电白县农业来了个大翻身。陶铸第二次来到电白时,看到海边建起木麻黄林带,形成了一条巍峨的绿色“城墙”,林网内的沙滩已被围成一片片方格,种了花生、番薯,风景壮观,充满生机,令人心旷神怡。陶铸随即挥毫作诗:“电白竟成绿树城,何处栽树不成荫?沧海也教精卫塞,只在有心与无心。”

那么,什么叫作谨慎呢?陶铸指出:“在决策时必须十分谨慎,特别在决定关系到群众利益的生产、生活问题的时候,要充分注意群众的眼前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正确结合。两者之间要搞得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就更需要谨慎。”针对在处理勇敢与谨慎的关系时容易出现的问题,他还说:“所谓谨慎,是指在行动之前要多研究各方面情况,或是用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工作而言,决不能因为我们强调谨慎就对上级的指示不坚决贯彻。相反,我们强调谨慎正是为了更勇敢地前进,更好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他认为,做到“谨慎”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一切经过试验”。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弹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意在强调:“对一件新的事物(比如一个新的品种,一件新的措施),我们很难一下子把它认识得很清楚,甚至有时认识错了。在工作中,这种情况本来是难免的,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成功马上推广的办法,这不但避免了像前面所指出的农业技术改造上所受到的损失,同时,由于我们有试验,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所以就可以不断地提高。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推广,这样一个过程,也正是不断地通过实践,不断地深化认识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广东在调整中,对于广州市“大跃进”期间新办的一批轻工企业,比如自行车厂、照相机厂、手表厂、油脂化工厂、保温瓶厂等,是保留下来还是撤掉下马,当时有不同看法。陶铸亲自调查研究后,表示要谨慎处理。他说:中央的指示必须坚决贯彻,“大跃进”的“浮夸风”的深刻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但是,教训的最根本点,就是要坚持共產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他提出:对调整不能一风吹、一刀切,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广东落后面貌要改变,我们要对广东的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不能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几个轻工业骨干工厂不能砍。他最后拍板保留了这批工厂。后来,这批企业发展成为广州市重要的轻工企业。

松树的风格: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甚多

陶铸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他曾撰文论述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他指出:“就如爬山一样,当你选择好最高的顶峰,选择好攀登上去的道路之后,这就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百折不挠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为半途中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所难倒,你才不会在悬崖峭壁之间摇头叹气,你才不会被丛生的荆棘挡住去路,你才会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勇往直前,攀登到那光辉的顶峰。因此,越是彻底的革命目标,越是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的革命事业信心百倍,从不悲观,从不动摇。”

陶铸认为,坚持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必然要求共产党人树立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提出要有“松树的风格”。陶铸曾以“松树的风格”为题撰文指出:“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陶铸得出结论:“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从松树身上,陶铸看到了共产主义伟业。他说,“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甚多;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所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抗战时期,陶铸在听取第三五八旅敌工科关于建立敌后武工队粉碎日军“扫荡”的情况报告后,不顾个人安危,化装深入晋绥前线敌人据点附近调查,总结经验,发展武工队,主动出击,粉碎敌人“扫荡”。后来,他到东北开辟根据地工作,患有肺病,吐血消瘦。但他从不考虑自己身体,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不畏艰险、忠心耿耿地开展工作。在广西主持剿匪工作时,他经常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冒着危险亲自带队抓捕匪徒。

1958年夏,陶铸率领省委一班人到韩江流域的农村视察工作。午餐时,那个大队准备了一些饭菜,其中有一样菜的名字叫番薯醮蜜糖。陶铸笑着说:“番薯醮蜜糖?这恐怕不是农民的吃法,是地主的吃法。”他又要大家算一算,办这么一顿饭菜招待省里来的一批人,这个大队每一个农民要负担多少,结果算出每个农民约莫负担一分钱,陶铸才比较满意。

1966年5月后,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这可谓临危受命。他的夫人曾志后来回忆说,当时陶铸从中央开会“回来后,我发现他神志有些异样,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午饭时,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果然,深思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开口了:‘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我感到很意外,忙问:‘让你做什么?‘中宣部长。我断然否决:‘你不合适,宣传部长要有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你胜任不了。陶铸点了点头,很认真地说‘是呀……‘那你就向中央辞掉。‘不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辞是辞不掉的。为这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那就去吧!”这就是陶铸,只要是党的事业的需要,那就义不容辞。虽然他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那个位置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共产党人的使命,容不得他做别的选择。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会议日程里,江青、陈伯达一伙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文中塞进了他们关于“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陶铸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一起,担任起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陶铸坚决遵循周恩来的意见,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件中着重写进了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还明确提出军队不搞“四大”。最后将“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文件呈送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现象迅速从学校扩及社会。陶铸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积极协助周恩来同志努力抵制林彪、江青等人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他按照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意见,主持制定《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后又制定《补充通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大抓生产,特别要注意大抓质量。为稳定局势,他指示人民日报社组织发表《抓革命,促生产》《抓好秋收》等多篇社论,对减轻“文化大革命”给工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稳定经济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他对“打倒一切”十分不满,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针对文艺界所谓“歪曲工农兵形象”问题,“方向性”问题,“才子佳人戏”问题,“中间人物”及“毒草”问题等说法,他敢于发表正确意见,甄别澄清了不少认识问题。陶铸同志这些以党的事业为重,不顾个人荣辱安危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强的党性原则,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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