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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大地伟人行

舒惠国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与江西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革命老区的红色大地,曾是他施展雄才大略的沃土,也是他两次经受政治磨难的见证。赣南的青山绿水留下了他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的足迹;望城岗的乡间小道凝聚着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沉重思考;巍峨庐山有幸目睹了他政治家的风采;井冈儿女亲耳聆听了他语重心长地教诲。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江西人民感激邓小平同志,江西的山山水水将永远传颂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

中央苏区风雨路

邓小平同志与江西这片红土地的不解情结,始于战火纷飞的1931年2月。当时,在成功发动了广西百色和龙州起义后,邓小平同志与李明瑞、张云逸同志一道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进入地处赣粤湘三省交界的崇义县。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不久,他离开部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投入了保卫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同年7月中旬,邓小平同志从上海出发,经广东、福建又来到江西,8月到达赣南瑞金。根据党组织安排,就任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瑞金县的县委书记。这时,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而位于后方的瑞金却政局不稳,十分混乱,党政领导权被一些坚持极“左”路线的分子把持。这些人大搞所谓肃“社会民主党”,冤杀了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全县党政干部情绪低落,民众惊恐不安。

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刚一上任就抓了事关瑞金全局的两件大事。

一是制止肃反扩大化。他针对时弊,严肃指出,以前的肃反有缺点,有错误,应该纠正,要揭露偏差,查明问题。9月底10月初,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撤换了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拘捕了民愤极大的原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同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罚钱后放掉。这一举措有力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蔓延,300多名被关押者免遭斧钺之灾。邓小平同志在果断纠正肃反扩大化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随波逐流,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实事求是,在短时间内为瑞金开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局势稳定后,邓小平同志开始认真治理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全县各区乡都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将大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本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邓小平同志还在县区举办干部培训班,并亲自授课。培训班的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努力,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各项工作中的做法成了苏区各县纷纷仿效的榜样。

二是妥善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积极贯彻执行。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同志还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结果。对少数没有分田的地方,则发动贫苦农民迅速分配土地。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坚持了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

这两件大事的妥善解决,改变了瑞金县被动的工作局面,瑞金的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好。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进驻瑞金叶坪村。听完邓小平同志的详细汇报,毛泽东等同志充分肯定瑞金县工作的突出成绩。1931年11月7日至21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大会正式确定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在瑞金工作期间,邓小平同志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给瑞金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评价瑞金全县工作,“在某些工作上已有相当的进步”。

1932年,政绩斐然的邓小平同志奉中共江西省委之命,前往会昌县开辟新区工作。7月,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由新成立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省军区第三分区政委。

三县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中心县委后狠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相继在会昌、安远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对寻乌县委进行改组,加强领导力量。1932年年底,会昌县党员发展到2500多名,乡党支部82个,区委13个;寻乌县党员2000多名,乡党支部45个,区委7个;安远县党员1400多名,乡党支部16个,区委5个。三县党员共6000人,乡党支部143个,区委25个。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党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

扩大红军,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是邓小平同志到会昌后抓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他多次主持召开三县县委、县苏维埃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部署。邓小平同志强调,既要坚决完成扩红任务,又必须反对强迫命令和欺诈、贿买等做法。他告诉大家:关键是要搞好宣传动员,使扩红的重大意义和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扩红时,广大党团员和苏维埃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中心县委领导下,会、寻、安三县扩红宣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写标语、演话剧、唱山歌、搞竞赛……到处是“送郎当红军”的歌声,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1932年7月到9月3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邓小平同志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重视文化建设工作。1932年11月间,会昌即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各县、区还各有数百人的独立团和游击队。同年,各县都组建了共青团、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工会。1932年8月间,会、寻、安三县共办起73所小学,90%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乡还设立俱乐部和剧社,经常演出《送郎當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从1932年5月到1933年初,邓小平同志彻底改变了会、寻、安这一红色根据地边沿地带的面貌。他以务实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突出的工作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3年初,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开始全面排斥和打击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敢于坚持真理、注重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同志遭受打击,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政治磨难。

1933年2月中旬,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在福建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即又在江西开展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的这场政治磨难的起因是,会昌中心县委从它成立开始,就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成为“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这些正确主张具体为: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反对军事冒险,主张诱敌深入,坚持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打法,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和“消耗战”;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反对不顾质量单求数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不同意“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力主红军主力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在土地问题上,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3月底,中央局代表在会昌县筠门岭主持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围攻。会议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4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同志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月,邓小平同志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苏区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

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同志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并被无端撤职下放,但他仍旧不改初衷,坚持真理,坚持正确主张,竭尽全力为党辛勤工作。

1933年夏天,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支持下,邓小平同志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据当时与他一同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朱月倩回忆,邓小平同志虽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但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秘书长工作又多又杂,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同志关心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

不久,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承担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重任。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编辑人员有限,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邓小平同志都是亲力亲为。《红星》报上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他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将这份小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仅1933年,《红星》报即在中央苏区发行了17300份,成为苏区占有读者最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1934年10月,邓小平同志跟随突围转移的“红章”纵队,从瑞金县云石山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离开了令他终生刻骨铭心的红土地。

在江西的4个年头里,邓小平同志不畏艰难,屡膺重任。在历史曲折发展的道路上,江西人民初次领略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荣辱、敢于斗争的崇高风范。

望城岗上的“邓小平小道”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邓小平同志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第二次和第三次政治磨难。

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和他的继母这三位老人,被秘密地送到江西,居住在新建县望城岗原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幢两层的小楼里。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0月上旬的一天,邓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第一次来到车间劳动。一进车间,他俩就亲切地向工人们打招呼致意,工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到来不免感到惊奇。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对邓小平夫妇由好奇观察转为关心帮助,他们的情谊日渐亲密。

一次,邓小平同志在钳工台旁劳动时,突然昏倒在地。大家忙着搬椅子,照顾他。女工程红杏跑回家,端来一大碗糖水给他喝。程红杏同志的这碗糖水,满盛着工人们的情谊。

这家工厂的后面本来没有路。工人们为了邓小平夫妇的安全,从围墙上开个口修了门,缩短了到住处的距离。此后,邓小平同志和夫人卓琳天天從这里走过,天长日久竟然走出了一条小路。当时,工人都叫它“邓小平小道”。不过这是条泥泞小路,晴天走还可以,遇到风雨天,就难走了。有一天,大雪纷飞,邓小平同志照样循着这条小路到厂里劳动。快走进厂区时,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工人们得知这一消息,自动拿起锄头、铁锹,挑着煤渣,冒着刺骨的风雪连夜把路修好。

在新建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同志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宅院的菜园中种瓜种菜,晚饭后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看报读书直至深夜。邓小平夫妇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几年中,邓小平同志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他虽身处逆境,却生活得十分充实,始终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对待一切。邓小平同志有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有规律地围着住地的小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经年累月,那红色的砂石地上,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他的思想、信念和意志,也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孕育成熟,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邓小平同志得知消息,先后两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清算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并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同时希望能批准他到江西的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

此后,经中央批准,邓小平同志先后到井冈山、赣南、景德镇等地作社会调查。

1972年11月,邓小平同志经樟树、吉安、永新、宁冈来到井冈山。在宁冈,他对当地干部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他还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在井冈山,邓小平同志参观了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5大哨所,参观了大小井、黄坳、茨坪,参观了井冈山博物馆、工艺美术厂。邓小平同志对井冈山心仪已久,多年夙愿一旦偿,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离开井冈山,邓小平同志又来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他在询问了小型拖拉机的生产情况,观看了农用水田插秧机操作表演后,认为“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

井冈山之行后不久,邓小平同志的心又飞到了他曾战斗和生活过的赣南中央苏区。1972年12月,邓小平同志驱车向南,经赣州、兴国、于都到会昌、瑞金、宁都、广昌,重温战争年代往事,关注老区人民今日生活,把他对赣南老区人民几十年的深情厚谊播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1973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从南昌乘车到鹰潭,次日转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离开江西。

这位当年已是68岁的老人,在第二次奇迹般复出前,留给与他患难与共的江西人民一句知心话:“我还可以干20年!”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这35天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日子。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乘专列视察南方,一路作了重要讲话和指示,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性举措的产生并非偶然。早在6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过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努力。

1961年,新中国正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央安排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开始四五天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即将讨论的几个条例和文件,是由邓小平同志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主持起草的,他对情况更为熟悉和了解,所以临时通知他上山参加会议。

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一严重问题,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959年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曾针对当时“大跃进”中工业片面追求高指标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严肃指出,要全面安排工作,解决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问题,如果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只看片面,丢掉全面,包括丢掉人心。要下决心把过高的经济指标退下来。

在这次庐山会议之前的几个月,邓小平同志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曾就农业问题带领调查组到北京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调查。随后,又派出许多工作组,分赴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山东等地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同志进一步了解了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存在的严重问题。

8月11日至14日,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日举行会议,对已经过多次修改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稿逐条讨论,边议边改,形成了条例草案稿,即“工业七十条”。随后,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联名报送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这个文件,把新中国成立后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总结,对改变“大跃进”以来工业战线上的混乱状态是积极有益的。

8月下旬,邓小平同志赶到庐山。

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他首先谈了当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严峻形势,谈了贯彻调整方针的迫切性。接着他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按照“工业七十条”,一个一个地抓,一个一个地整顿好。工业调整和整顿是为了前进,不能失去前进的信心。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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