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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涵和朱德的将帅情

水新营

1955年9月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奇涵,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是首次授衔开国上将中年龄最大的中共党员,因投身革命较早,和毛泽东等党的不少领袖都有交往。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同朱德元帅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风云变幻,他们的友情一直没有间断。

军官教育团里结深情

陈奇涵,1897年8月生,江西興国人。1919年6月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学习,后历任滇军排长、连长、代营长,黄埔军校政治大队长等职。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夏,陈奇涵率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批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江西,建立起兴国等地党的组织,在赣南、赣东地区开展工农运动。

1927年初,朱德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到江西省南昌市工作,被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任命为第五方面军部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陈奇涵为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和党组织负责人。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

朱德是滇军护国军中有名的战将,在滇军中深孚众望。因此,朱德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纷纷报名,江西各地也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赶来报考,招生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朱德和陈奇涵都是资深军人,性格相近,脾气相投,又先后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两人在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军官教育团编为3个营,共1100余人。学员大部分是朱培德部的下级军官,大都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又称“学生营”,有400余人,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北方宣传队队员,其余全是江西省内具有进步思想的中学生。

朱德和陈奇涵一开始就不是把教育团当作一般的军事学校,而是当作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来办的。朱德主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和方志敏主办的江西省工农运动训练班,成了江西训练革命干部的两大熔炉。

朱德和陈奇涵对学员非常关心,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用餐,要求教官克服旧军队的毛病,严禁打骂学员。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他们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学员骑,自己则与大家一起步行。出操时,他们亲自给学员作示范动作。他们的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旧方桌、几把木凳子,极为简陋。

军官教育团的学习内容,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陈奇涵除协助朱德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方面的课程,有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过的新三民主义,还有《中国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该团还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

朱德和陈奇涵经常向学员讲解国内外形势,教育学员不要光顾个人利益、光想个人升官发财,要树立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朱德常常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经历来教导学员,并用一些幽默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一些重大事件。学员常被他幽默而又带点讽刺性的语言引得哈哈大笑,在笑声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革命道理,提高了思想觉悟。

陈奇涵在军官教育团中有计划地开展党的活动,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起初,每连发展一两人至四五人,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每连已发展到十余人,有的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二分之一左右。教育团中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气氛很浓,大家的工作劲头都很足。同时,还有各地不少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教育团成了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和中心。

3月,面对不断涌来的反革命逆流,陈奇涵和朱德一起率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南昌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其枪械。4月初,他们率军官教育团积极配合南昌市民反击反动当局的“四二游行”,一举捣毁由反动AB团分子把持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捉拿了反革命头目程天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对军官教育团的革命行动极为惊恐,以“剿匪”为名,把他们调往赣东。朱德和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6月初,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传来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陈奇涵协助朱德对教育团学员进行有计划的疏散。7月,陈奇涵率领部分学员重返抚州,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右派。

革命生涯常牵挂

南昌起义胜利后,陈奇涵随军由江西临川往南丰驻防警戒,掩护南下的起义部队。战斗中,陈奇涵被冲散,同部队失去联系,便率领部分同志返回家乡兴国。

不久,陈奇涵组织了兴国农民暴动,夺取了兴国县城,在赣南地区形成了红色割据局面。这就为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为赣西南根据地及中央苏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不久,陈奇涵又在朱德领导下工作,担任由朱德兼任校长的赣西南红军学校教育长。

1930年冬,陈奇涵任红三军参谋长,1931年9月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先后调集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陈奇涵参与指挥的红三军、红四军坚决执行毛泽东、朱德确定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随着1930年起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不仅一大批赣西南根据地的创始人,连随同陈奇涵一起参加革命的二弟陈奇淑、三弟陈奇洛也被诬为“AB团分子”,惨遭杀害。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陈奇涵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情况敢于直抒己见,明确提出“不能那样没有节制地乱搞”。当时,也有人诬告陈奇涵是“AB团分子”。陈奇涵也险些被当作“AB团分子”处决。朱德闻讯,为陈奇涵申辩道:“陈奇涵我了解,他怎么可能会是‘AB团分子?1927年初我们就一起在南昌坚决打击AB团。”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一些头脑发热的人说:“搞革命,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要大家齐心协力干,革命才能成功。”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掀起了以打击毛泽东为目的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和反“邓、毛、谢、古”斗争。同年冬,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陈奇涵突然被宣布解职,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为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科长。陈奇涵受到打击后,仍然任劳任怨地为革命努力工作。

1934年10月,陈奇涵参加了长征,在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担任作战科长,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过草地时,陈奇涵患有严重的关节病,膝盖肿得像馒头,死神时刻威胁着他。他硬靠着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地区。之后,陈奇涵一直发高烧,神志变得恍惚不清。朱德听说陈奇涵快不行了,专程赶来看望。当医生从陈奇涵肚子里打出一团野草裹着的12条蛔虫,陈奇涵的高烧才退了些。看到这个情况,朱德笑着说:“陈奇涵这个老表,有股子顽强劲儿!”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奇涵一直在延安工作,先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等职。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返回延安。他们才有机会交往。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高级学习组,组长朱德,副组长叶剑英,秘书陈奇涵,这对老战友又经常在一起工作。

1942年9月,陈奇涵与卫彬喜结良缘。结婚不久,朱德到陈奇涵住的地方看望他们,问起陈奇涵身边的这位新娘子叫什么名字,陈奇涵回答,名叫卫彬,朱德点点头,诙谐地笑笑说:“恭喜奇涵身边多了个‘卫兵,这个名字取得好!”朱德把“卫彬”二字说成了“卫兵”,从那以后,许多熟悉陈奇涵的领导同志,都称卫彬为卫兵,这样称呼既顺口又亲切。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奇涵率一支干部队前往东北,朱德为他送行。朱德见同志们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也就没有讲太多的话,只是叮嘱道:“奇涵,从西北到东北路途遥远,又是一次远征,你作为带队的,担子不轻哟。”陈奇涵望着整装待发的队员们,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把同志们安全带到目的地。”

队伍已缓缓前行,朱德感觉到行人中还缺少一人,笑着问陈奇涵:“你的卫兵呢?”队伍就要走完了,卫彬还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干部队伍里有位同志的爱人怀孕,行走极为不便。卫彬得知后,主动将组织上分给她的小毛驴让给了这位怀孕的女同志。把毛驴让出之后,她自己只好用箩筐将孩子一头放一个挑着走,所以行动迟缓,总是走在后面,看到陈奇涵和朱德在一起,卫彬笑着迎上去:“总司令好!”朱德一笑:“卫兵来了,我就放心了。”

194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为朱德总司令庆祝六十寿辰。此次祝寿活动正值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国民党军队要向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中,各个解放区军民以多种形式表达对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贺。冀热辽军区也举行隆重的祝寿大会,副司令员陈奇涵在会上作报告,赞扬了朱德总司令同张国焘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

晚年岁月情意浓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并任命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在从事军法工作的同时,陈奇涵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京工作后,陈奇涵又有机会常看望朱老总了。

1960年春天的一天,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特别宴会。宴会的主人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客人是几位老资格的大将和上将:陈赓、张云逸、徐海东、陈奇涵、周士第。作陪的有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席间,林彪提出军委的建议:鉴于几位劳苦功高的老将军年高体弱,建议他们“挂名休息”。所谓“挂名休息”就是仍然担任名誉性的职务,但不再担负经常性工作。

陈奇涵早就有一个愿望: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希望把班交给年轻一点的同志。他曾两次向中央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对“挂名休息”,他并不感到意外。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朱德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奇涵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此后,尤其在陈奇涵“挂名休息”后,两个人的交往进一步多了起来。

有时周末,陈奇涵会接到朱德夫人康克清打来的电话:“今天我家里吃红烧肉,老总请你和卫彬来吃肉喽!”吃过饭后,朱德就经常请陈奇涵夫妇看他亲手种的兰花。他还把自己心爱的几盆兰花赠送给了陈奇涵。从此,养兰花成了陈奇涵一项新的爱好。

1962年春节过后,陈奇涵陪同朱德到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他们白天视察工作,晚上在一起讨论当天看到的情况,把想到的问题让秘书整理出来。

一路上,朱德和陈奇涵多次交谈,谈到当前经济形势和革命老区的发展。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革命历史,他俩一起追忆35年前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直至发动南昌起义的难忘岁月。两位老人总结经验,充满无限感慨。朱德一再对陈奇涵说:“南昌起义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实际上,江西农村的条件很好,如果当时起义部队不到广东去,就在江西农村扎根,情况就不一样喽。”后来,回到北京后,朱德把在江西一路上谈到的问题作了整理,又召集陈奇涵、杨至成两人到中南海住所谈了两次,写成了“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收录在《朱德选集》中,此文也成为朱德生前最后写成和发表的一篇文章。

3月4日,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由陳奇涵和夫人卫彬陪同前往井冈山。当年的朱德军长阔别30余年后,如今又回到了这里。朱德一行参观了当年他和毛泽东一同住过的八角楼,瞻仰了新修的烈士纪念塔,去看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大小五井之后,又漫步五大哨口。走在巍巍的井冈山山岭之间,他们时而凝思远望,时而谈笑风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晚,住在山上的招待所里,陈奇涵激动不已,即兴赋诗一首《井冈山》:

山名端合号井冈,

峰峦怀抱在中央,

起义雄师会龙市,

胜利诗句著汪洋。

五大哨口摧顽敌,

七溪岭上灭双杨,

全国皆白山首赤,

星火燎原具炬光。

3月6日上午,朱德、陈奇涵参观了黄洋界哨口以及当年挑粮上山休息的地方,又会见了袁文才夫人和其他老同志。下午,朱德对陈奇涵说:“奇涵,你有没有雅兴去采几棵兰花?”听说朱德想去采兰花,陈奇涵高兴地说:“你要当我的师傅哟。”随后,两位老人驱车来到山间林草茂密的地方,开始采起兰花来。兰花一般生长在密林中草丛旁,所以采集到好品种的兰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找了一个下午,他们采集到了几十棵,也算是收获不小了。

回到驻地,他们把从山里采来的兰花栽培在花盆里。久久望着秀美的兰花,朱德诗兴顿起,挥笔写下七律《颂兰》:

幽兰吐秀乔林下,

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

依然得地自含芳。

陈奇涵也诗意盎然,回诗一首:

祖香隐长在深幽,

清沁吐芳自风流,

三三幸会逢知遇,

淑人君子美胜收。

回到北京,朱德把在井冈山亲手采来的两盆兰花特意送给陈奇涵,陈奇涵视为珍宝。到了秋天的时候,兰花谢了,叶子也枯了,他就把它们制成压模标本装裱成条屏,用玻璃镜框高挂在房内,并手书两行墨迹:“莫道花残叶虽无,心地芝兰有异香。”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奇涵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非常反感。他从不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十几名红卫兵忽然闯进陈奇涵的家里,气势汹汹地叫嚷道:“陈奇涵,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要老实交代!”陈奇涵说:“我和老总四十年前南昌起义时就在一起,他是我尊重的‘老总。”红卫兵说,“什么老总,他是黑司令,是反对毛主席的,难道你不知道吗?”陈奇涵严正驳斥道:“我不知道朱老总是什么黑司令。我只知道,毛主席说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是人民军队中的红司令!”接着他又说道:“你们这些娃娃要多读一些历史书,讲历史唯物主义。”这时,陈奇涵身边工作人员怕他说得太多,引发红卫兵闹事,就以陈奇涵身体欠佳为由,把那些人支走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不幸病逝,陈奇涵万分悲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接受了不少中央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陈奇涵多次动情地回忆起早年和朱老总一起战斗的岁月,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不幸病逝。去世前,朱德夫人康克清多次看望。在和陈奇涵家人及看望他的一些老同志交谈中,康克清说道:“陳奇涵是和朱老总共事最早的老同志。朱老总赞扬他对中国革命有贡献,赞赏他为人忠厚,工作脚踏实地。陈奇涵资历很深,但他从来不讲自己,不吹自己如何如何。他常来看老总,但我从未听过他在朱老总面前讲自己什么。他不要名利,也不要地位,只要是党需要的,他就努力去做,能上能下,毫无怨言,这同当前党内有些讲名讲利的人比较起来,是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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