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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王尽美论“初心”

握乡村教育大权的不在富有经验的教育者 山东的教育,无论城市教育、乡村教育,我们要形容他的状况以“腐败黑暗”四字了之。不过我以为城市的教育,虽然也是腐败黑暗,却因交通便利的关系,历受文明各省的标榜,经费充足,设备易期于完善,更加上现在新教育家,多注意于此,很有改造的趋势。若说到乡村教育,可就难言了。一因风气闭塞,村老还目为洋学堂,竭力反对;二因经济困难,未能尽量设备;三因穷乡僻壤,知识高尚的教师,多视为苦海,不屑俯就。一般掌教者,多是削去头发的冬烘先生,所以握乡村教育大权的不在富有经验的教育者,而在富有资财武断乡曲的绅士。所施的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

——王尽美 《乡村教育大半如此》(1920年10月22日)

使思想与经验联合 世间的事,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附和,甚而处在反比例的地位。就是我们研究教育的人,书本得到的知识,也难能与事实吻合,行之各处而皆准。常见很多富有专门学问的老师,竟失掉小学生的信仰,就因为他学识虽有余,经验却不足,没有把学问应用到实际的能力,没有提起学生精神的口才,所以就要失败了。那么师范生的实习,更要要紧,决不是到附属小学教授一两班即能得到圆满的结果。我以为实习上班,最好在第二学年就举行,一面学功课,一面应用,那样作去,学功课更要格外认真,使思想与经验联合,必不致所学非所用,真是一举数得。

——王尽美 《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1920年11月)

希望劳动同胞中之先觉者,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 我总以为劳动者所以屈服在资本家之下,那种利权并不是资本家本身所特有的,是以前那些劳动者假给他的,现在劳动家既觉悟了,就马上把这种权利收回来,也就是物归原主的意思,于理论上是很对的,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我所以很希望劳动同胞中之先觉者,个个往实际插手去作才好。

——王尽美 《为王全〈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加的评注》(1921年4月15日)

用生产人民的团结力量推翻军人统治 社会革命的起码要求就是推翻武力政治,争取近代文明国家人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即无任何剥削形式的劳动自由,无任何形式限制的居住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与罢工自由,因为这些自由是人类尊严所托,同时是军阀统治下最不容许的,所以我们要起来从统治者手中夺回一切人权与自由。我们的手段是用生产人民的团结力量推翻军人统治,同时要以生产人民为实体(不是假藉劳动人民的名义),组织没有非生产人民参加的劳动民主政治,一劳永逸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使武人专政根绝,不再为祸患于中国。同时使一切假藉民主实行专政的非劳动人民的政治无由篡夺与得逞。

——王尽美 《革命之真谛》(1921年8月)

劳动者没有组织,就有也不过是无意识的结合,自然这种团体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将他们分成天津、济南、南方等帮是不行的,这是将自己分裂的办法,怎能拿这种团体和资本家斗争呢?我们将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幼组织起来,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种团体才能算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王尽美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1922年7月9日)

为自己争人格,为大家谋利益 傅先生的通信,真可说是一字一泪。这种惨苦的事情,我不晓得工友们看了要发生什么感想。我更不晓得津浦路上与傅先生同事的工友们看了要发生什么感想。……我想与傅先生同事的工友们,为什么见着自己亲爱的兄弟受这样的冤屈不起来同声效力呢?但我绝不能说诸位缺乏同情心。这实在是自己没有团体的缘故。我现在只有一面希望傅先生不要气馁,要瞪起眼来,握起拳来,结合同志,去争我们最后的胜利,一面更希望全体工友赶快自觉。不要以为这件事是傅先生个人的事。要知我们工友们,人人都有这同样的危险啊。我们要为自己争人格,为大家谋利益。

——王尽美 《为工人傅长义的控诉信作的附记》(1922年7月9日)

专家解读:共产党人初心的“先觉者”

“教育救国”的思想从形成到转型

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莒县(今属诸城市)一个佃农家庭。在他出生前父亲已经去世,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得陪富人家孩子伴读,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地主、资本家刻骨仇恨的种子。1918年夏初,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什么要上师范学校?两年后,他在《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一文中做出回答。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太简,不能辨别是非”,“要提高平民的知识”,“非从教育着手不可”,而师范学校“为教育的中坚”,因此,他“对于师范教育本抱有极大的希望、无穷的信仰”,认为“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临行前,他登上乔有山,俯视北杏村,感慨万千,慷慨赋诗:“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表达了他“改天换地、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

但入校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恰恰从教育界和学校发起。这场运动由山东问题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代表却无理地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占领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德、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而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于是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为王尽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提供了历史机遇。他被推选为省立第一师范北园分校的代表,率领全校同学,积极参加集会、游行、罢课活动。他联络其他学校的学生,建立反日爱国组织,开展街头演讲等宣传活动。暑假期间,他以济南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组织了“十人团”,成立反日会,抵制日货,在集市上宣传演讲,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种传播到偏僻的农村。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王尽美指导诸城县部分教师和高级班学生編写易懂易记易唱的演唱材料,向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群众宣传。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声讨中,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给王尽美三点启示:一是资本主义国家靠不住,巴黎和会的结果就是例证。他亲自动笔,为济南学生暑假讲演团谱写《长江歌》歌词:“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忿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二是封建军阀靠不住。他开始意识到,处在当时那样的时代条件下,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客的手里,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救国救民是无济于事的,这绝不是青年学生应走的道路。后来,他专门著文写道:“好战的军阀,天生是专制独裁的胚子,政治黑暗与专制是互相影响的,民主政治与军阀的枪杆子是不两立的。社会革命的起码要求就是推翻武力政治,争取近代文明国家人民所应享受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我们的手段是用生产人民的团结力量推翻军人统治,同时要以生产人民为实体(不是假藉劳动人民的名义),组织没有非生产人民参加的劳动民主政治,一劳永逸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使武人专政根绝,不再为祸患于中国。”三是人民联合的力量最伟大,五四运动最后取得胜利就是明证。1923年5月23日,王尽美在《中国的兵患与匪患》一文中指出:“中国各省哪省不遭兵匪之祸?本来像中国军阀这样搜刮地皮,人民为穷所累,哪得不铤而走险,为匪作盗?他们这样克扣军饷,兵士为生活所逼,哪得不叛变劫掠?唯我们一般劳苦兄弟们,天天牛马般卖气力,挣出钱来纳税纳粮地供给这伙军阀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成了人民的蟊贼,真不值啊!老实说罢,我们人民想过安乐生活,只有联合起来打倒军阀!”

五四运动架起了王尽美与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王尽美曾以山东学生代表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大学联系济南五四运动事宜,曾得到李大钊的亲切教诲,结识了罗章龙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听说后,立即赶赴北京,考察取经。在罗章龙、邓中夏等介绍下,王尽美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批外埠会员。回到山东后,王尽美学习李大钊的做法,联合邓恩铭等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進步青年,于1920年夏秋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共产主义”的中文译音)学会,专门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据《王尽美传》记载:“尽美同志是研究会的倡导者和负责人。他虽然担负着繁忙的会务工作,但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学习。工作之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还经常介绍自己的读书心得。在星期六的集会上,他常常给大家介绍和分析马克思的学说,发表自己精辟的见解,深得会员们的好评。尽美同志还十分重视对外的宣传工作。这个时期,他曾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闹市作过演讲,也曾到水波荡漾景色宜人的大明湖畔作过宣传。”

这一时期,王尽美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教育救国的想法。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深入分析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把两者进行了对比,先后发表了《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王尽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山东教育为例,列举大量事实,剖析了旧教育制度的本质,指出统治阶级的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因此,它是“欺压小民的工具”。文章初步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提出:“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打破贫富阶级不同。”他愤愤不平地指出:“教育,教育,也不过是富贵人家的专利品,一般平民哪里敢梦想得到”;这样的学校,即使多立几处,“也不过是为富贵人家多开几处升官发财的公司,多害些脑筋洁白的青年”。从这些研究成果看,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使王尽美逐渐看清了中国的国情,认识到靠教育不能救国,而救中国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实际问题,提出发展中国教育的思路和办法,标志着他开始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真正地在齐鲁大地上树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正如他所说的:“新思潮发生以来,各处都有人树起极显明的旗帜来,高倡文化运动,思想界受了这种影响,发生了空前大变动,凡少有觉悟的人,都照着这条路上走了,这当然是很有希望的一种好现象。”王尽美为表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在出席党的一大前后,把自己的姓名“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并赋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试于麓下看沧桑。”

尽“先觉者”责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早期党组织创建

王尽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已经深刻认识到革命领袖对事业发展的重大历史作用。这个认识是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得出的。一是对比近代以来中国的救国之路屡遭坎坷的苦难经历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王尽美认识到俄国有伟大导师列宁这个英明领袖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而中国还没有出现像列宁那样有影响力的领袖、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有战斗力的党。二是从国情来看,他认为中国当时还是一个“没有睡醒的雄狮”。王尽美引用“俄罗斯人有句话说,泡尔雪惟克主义各国都好传播,就是怕中国作梗,因为他知识太简,不能辨别是非”,这反映了他对改变中国现状的焦虑。他认为,革命要胜利,没有先觉者的正确引领是不可能的,早于民众觉悟的人,必须成为革命的先行者、先倡者,承担起传播真理的责任。1921年4月15日,《励新》第五期刊登了王全的《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文中谈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提出要学习十月革命、举行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等。王尽美在编辑这篇稿件时,对文中的观点和思想十分赞赏,为此他专门写了《为王全〈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加的评注》,其中指出:“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我所以很希望劳动同胞中之先觉者,个个往实际插手去作才好。”王尽美所说的“先觉者”,是指先于群众觉悟的人,就是先进分子、革命领袖。在那个时代,年仅23岁的王尽美能够敏锐地认识到领袖对革命运动的引领作用,这是十分可贵的,这一认识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山东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尽美的这一认识,符合革命导师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精神。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他还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成为一句空话。”

在王尽美看来,“先觉者”应尽传播之责。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传播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载体等作用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对象,从而使这些受传对象认可、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为指导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历史过程。”王尽美勇敢地承担起“先觉者”的责任,带头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他参与起草的《济南劳动周刊》出版前言开宗明义指出:“我们为什么出这周刊呢?他的答案就是:我们出这期周刊,为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在“平民教育不普及以前,我们这周刊要作一个先驱。平民的教育施行以后,我们这周刊也可以作一个补助”,“我们这周刊可以介绍各家的学说,引他们(指劳动者——引者注)向光明的路上去”。强调“改造劳动者的生活”,“若要根本改造,非先从劳动(者)入手不可”。那么,怎样传播马克思主义呢?在传播的内容上,一是传播阶级斗争思想。王尽美多次深入到工厂、矿山、铁路、農村,满怀激情地向广大工人、农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革命成功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生活,通俗易懂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斗争理论,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斗争,自己解放自己。并编写“天下工农是一家,不分你我不分他,不分欧美非亚、英美日法俄德和中华。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吧,世界太平,弱小民族开放自由幸福花”的歌谣在工人中教唱。二是传播反帝爱国思想。他在《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宣言 》指出:“自鸦片战争至今,这八十余年的期间,我中华民族之受列强欺辱压迫,无所不至其极……试看世界任何独立的国家,可容许多外人如此横行霸道?嗟夫同胞,吾国早已不是独立国家,早已被帝国主义夷沦为半殖民地了!”三是传播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他专门成立“康米斯尼特学会”“励新学会”,创办了多种杂志等,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传播的方式方法上,王尽美根据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对知识分子就写文章在媒体发表,对一般群众就组织集会演讲会,对文化知识低的工人、农民等就采取便于他们接受的形式,其中运用诗歌是王尽美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形式。对工人,王尽美概括出:“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道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对农民,王尽美概括出:“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贫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对店员,王尽美概括出:“店员白劳动,财东吸血虫;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工商联合起,革命无不胜!”对学生,王尽美概括出:“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动;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对士兵,王尽美概括出:“小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为何打内战,道理讲不清;枪口要对外,反帝是英雄!”这些短小精悍的诗歌,贴近实际,便于记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王尽美认为,“先觉者”应尽先行之责,发挥先锋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最崭新的革命理论,它被运用到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取得的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被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并认识到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是从1917年开始的。这才短短几年时间,要使这一科学理论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普及,被人们所接受所推崇,没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先行先试,用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是不行的。王尽美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能够把中国的“先觉者”凝聚起来,领导并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共产党。中国怎样成立共产党,这个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王尽美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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