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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师长叫我去抗大学习

黄祖友 王北发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由王北发对黄祖友生前采访的资料整理而形成的。黄祖友,1924年5月生于赣州市信丰县,1937年3月参加赣粤边游击区油山游击队,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战士、战地服务团歌舞队队员、第三支队政治部青年干事、江南指挥部司令部译电员,苏中军区南通警卫团参谋、侦察排排长、苏中军区参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参謀、指导员、连长,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汽车营教导员,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军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用局、中央财委计划局、国家计划委员会文教计划局、甘肃省计委文教处任职,1965年任江西省赣州地区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2017年12月因病在赣州逝世。

我1937年3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时,我是战地服务团第一批成员,当年我只有13岁。1940年初,我从皖南分配到江南指挥部机要科任译电员,从此一直跟随在陈毅、粟裕等首长身边。粟裕不仅是位常胜将军,而且是位爱兵模范。他平易近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你去抗大学习吧

1942年1月,我刚从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调回师部机要科不久,粟裕师长找我谈话。粟裕师长说:“最近新四军要成立抗大九分校,小黄,你去抗大学习吧!”

我说:“师长要我去学习,我就去学习,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粟裕师长说:“这就好!军人嘛,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说:“一切听师长的。”

粟裕师长说:“九分校的学员都是工农干部,还有坚持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你年纪轻,多学点文化有好处。”

当时,粟裕师长兼抗大九分校校长和政委,副校长是刘季平,教育长是杜屏。第一师和第六师的几个旅教导队都曾先后并入抗大九分校。开始,抗大九分校主要活动在苏中地区,如南通、启东、海门。这里是日本鬼子“扫荡”的重点,日本鬼子碉堡星罗棋布。我们常常是一边行军打仗,一边教学。

抗大九分校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连排干部占绝大多数,有一部分是坚持赣南、闽西、闽东三年游击战的老红军,学文化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有许多放牛娃出身的工农干部,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经过一年的抗大分校学习,不但能读报阅读文件,还能写信,有的还能写一般的总结报告。

九分校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文化教育,确定教学内容,每个队都配备了二至三名文化教员。有些教员是来自上海敌占区的知识青年,他们抗日热情很高,不畏艰险投奔新四军,愿意用自己的知识为新四军服务。

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1943年1月,我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又回到了第一师机要科。粟裕师长见到我,笑着对我说:“小黄,你回来真好,现在正需要人才。”

我说:“师长,您快分配任务吧!”

粟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次你到第三旅去,有困难吗?”

我说:“没有!”

我匆匆赶到第三旅,旅长是陶勇司令员,政委是吉洛(姬鹏飞)同志。吉洛政委是1941年9月由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调第三旅当政委的。

当我向陶勇旅长致过军礼之后,陶勇握着我的手说:“小黄,这次你到南通警卫团去。一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南通警卫团团长是梁灵光,政治委员是周一峰,参谋长是殷鉴,政治处主任是韩念龙。开始,我在政治处任见习参谋。当时,政治处只有我一个参谋和一个书记。

刚任两个月的参谋,参谋长又叫我到第一营营部当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没当几天,命令又来了,要我到第一营经三连任排长。

排长的位置还没有坐热,殷参谋长又把我叫去了。他说:“团部要成立一个侦察排,小黄!你干脆去当侦察员吧!”

韩念龙主任也表态:“我同意。”

殷参谋长说:“粟师长说,你一直当译电员,没打过仗,叫你当侦察员,是为了锻炼锻炼你!”

韩念龙主任说:“小黄,你刚从抗大九分校毕业出来,现在叫你去当侦察员,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粟师长对你的关心。”

当时,我虽然有些想法,但很快表态:“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不辜负粟师长对我的期望。”

当时,侦察排有许多都是连长、指导员来当侦察员的。

初次侦察

分配到侦察排的第一天晚上,班长就分配我与副班长杨黎发到敌人的据点双桥去放侦察哨。副班长杨黎发,山东人,社会经验很足。而我呢,是一个刚到战斗部队的小青年,什么也不懂。

乘着朦胧的夜色,我和杨黎发来到双桥镇,我们躲在一个牛棚里,死死地盯住对面日本鬼子的行动,一有情况,及时报告团长、政委。

牛棚里蚊子很多,在我们脸旁飞来飞去,嗡嗡声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刚从连队到侦察排,有点疲劳,此时上下眼皮老是在打架。旁边,副班长杨黎发不时地提醒我:“小黄!你千万不能打瞌睡。”

我说:“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了。”

副班长说:“不行呵!晚上日本鬼子常出来巡逻,要是我们俩一疏忽,不但完不成任务,还可能被敌人包饺子包掉!”

我强打起精神,实在瞌睡时,就拧一下自己的大腿。

快天亮时,恍惚中,听到副班长叫我:“小黄,咱们吃早点去。”

我说:“对面就是敌人,我不去。”

副班长说:“不要怕,一切听我的。”

我说:“出了问题怎么办?”

副班长说:“只要你不打枪,保险出不了事。”

我嘴巴一歪,说:“我才不乱打枪呢。”

副班长说:“那好,我们走,要不然等一下好多人。”

我们来到双桥饭店。饭店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我们走到饭店里头一张桌子旁,副班长说:“就坐在这里。”

当时,江湖上的一套我一点也不懂,杨黎发却很内行。

老板问:“掌柜的要吃点什么?”

我们侦察班执行任务时穿的都是便衣,副班长说:“两碗面条,四根油条。”

这时,进来四个穿长大褂的人。他们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刚入座,其中一个大个子把桌子上的茶壶嘴朝我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副班长也把茶壶嘴朝他们一对,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气氛非常紧张。四个穿长褂的其中一个喊道:“伙计们!把老黄牛和小黄牛牵进来。”其实,他们说的是暗语,老黄牛是步枪,小黄牛是短枪。意思是叫他们的同伙拿出枪来准备动手。

副班长向我做了个手势叫我不要害怕。

眼看就要动手。这时,老板走到他们四个人面前,说:“你们要的四喜丸子马上就来!”老板说的也是暗语,告诉他们“我们俩是新四军”。

原来,这四个人都是土匪,专门搞抢劫的。他们一听我们是新四军,马上老实起来。其中一个堆起笑脸跑到我们面前,问我们要吃什么。副班长嘴巴一呶:“我们已经告诉老板了。”

土匪又告诉老板:“光吃两碗面条四根油条怎么行呢?你再给他们加两个菜,钱我们全包了。”

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钱都是土匪出的。临走时,土匪还跑到副班长面前,笑嘻嘻地说:“交个朋友,欢迎你下次再来!”

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3月29日,黄昏。

我当侦察兵才两天,晚饭时,梁灵光团长告诉我:“小黄,你快点去吃饭,越快越好,晚饭后有紧急任务!”

“紧急任务?”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忐忑不安。我草草地扒了几口饭,就跑到团长办公室接受任务去了。

团长梁灵光正在桌子边看地图,还不时用铅笔在图上点来点去。他见我进来,起身严肃地对我说:“日本鬼子纠集了5万精锐部队,还有1万伪军,正在向南通、海门、启东‘扫荡,妄图在一个星期内消灭苏中新四军。”

梁灵光团长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日本鬼子由南通到了金沙,在金沙镇分四路向我北新桥进攻。”当时,我们南通警卫团的团部驻在双桥的顾家大院。说到这里,梁灵光团长加重了语气:“你的任务是连夜骑一匹马,迅速地把这一情报口头传达给三余镇南面20华里的二营和三营,天黑以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叫他们随时转移。”

从顾家大院到三余镇的二营和三营有100多华里,路上还要通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梁灵光团长的脸色非常严峻,他问我:“小黄,任务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

“听清楚就好,要记住是口头传达。”

停了一会儿,梁团长又问我:“有困难吗?”

我答:“坚决完成任务!”

梁团长说:“你还有多少子弹?”

我说:“还有三条子弹。”(驳壳枪子弹,一条十发)

梁团长说:“再给你两条子弹,你就用周政委的那匹马。”

梁团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了,你完成任务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团部!”

从梁团长那严峻的脸上,我知道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非常艰巨,它关系到二营、三营数百人的生命安全。我向梁团长致过军礼后便策马朝三余镇飞奔。

我要回团部去

过封锁线,敌人重兵把守关口,我送情报要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飞马开枪打死两个哨兵,冲了过去。到了二营、三营驻地,他们正要集合部队,我向二营长和三营长口头传达了团长、政委的指示。两位营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黄,谢谢你!”

我把周政委的马交给了三营营长,因为返回时,要寻找团部,骑马暴露目标,很不方便。三营营长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二营营长说:“小黄,你干脆和我们一起走吧。”

我说:“团长命令我,情报送到后,一定要想办法返回找到团部。”

二营营长说:“团部侦察排的小徐到这里执行任务,他也要返回团部,那你们干脆一起走。”

有两人一起行动,我就放心多了。离开二营、三营驻地不久,我就看見许多穿土黄衣服的日本鬼子向北新桥进犯,黑压压一片。我和小徐躲在草丛中数,数了几遍,也没有数清到底有多少日本鬼子。

我焦急地对小徐说:“咱们赶快找团部去!”

小徐是本地人,他说:“团部我不去了,我到后方被服厂去。”小徐对这一带很熟悉,情况紧急时,他可以回家去躲一躲,而我呢,远离家乡,找到团部是我唯一的生存希望。

我坚决地说:“我要回团部去!”

小徐说:“团部早就转移了,恐怕不好找吧。”

我说:“不好找,也得找。”

和小徐分别后,我向着北新桥河岸走去,一边走,一边向老百姓打听团部的下落。我打听了好几位老乡,老乡总是摇摇头,说:“鬼子来了,部队早就撤走了。”

究竟撤到哪里去了?老乡一无所知。当我走上北新桥河岸时,突然闪出两个日本鬼子,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对着我:“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想,这下可完了。我假装慢慢地举起双手。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正要上前摘我腰上的真家伙。扑通一声,我急中生智跳到河里。“吧,吧,吧!”日本鬼子沿着河岸一边追,一边朝我打枪。

我潜在水底,赶紧脱掉棉衣。棉衣随着河水向东流去。日本鬼子拼命地往东面追去。

我向西南方向潜去,上了河岸,找到了三里乡的乡长,乡长见我一身湿淋淋的,赶快叫妻子找来衣服给我换上。

当时,正值阳春三月,苏中的天气还有些寒冷,凉风吹来,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当时,我是又冷又饿,我说:“乡长,我肚子实在是饿了。”乡长笑着说:“你早应该说呀!”

乡长把我带到一个老百姓家里,这家并不富裕,一会儿饭就做好了。饭是大麦做的,很粗糙,菜是腌菜,还有一股臭味,而我却吃得很香很香……

吃完饭,乡长问我:“小黄,你还要到哪里去?”

我说:“找团部去!”

“团部都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

告别乡长,我继续找了七天七夜,终于在南通县与如皋县交界的地方找到了团部,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一回到团部,韩念龙主任惊讶地说:“小黄,原来是你呀!”

我说:“主任,出什么事了吗?”

韩主任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我说:“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韩主任说:“我们政治处都已经把你当烈士上报了。”

后来,经韩念龙主任一介绍,我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天我同三里乡乡长分手后,我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碰见一营一个卫生员小朱送伤员去后方医院,要返回团部。患难中,碰见战友,彼此都非常高兴,卫生员也是正在寻找团部。我们互相介绍了这几天的艰难经历,小朱说:“我也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互相掩护,一路同行,当走到一座独木桥时,我说:“小朱,你先过,我在后面掩护你!”

小朱说:“小黄,你先过,我来掩护你!”

争执了一会,还是小朱先过,他刚到桥对面,迎面从树林里闯出两个日本鬼子,一把把小朱推到河下。日本鬼子朝桥下开了几枪。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日本鬼子就跑了,我看见小朱掉到河里后,一直没有起来。

第二天,从河里漂起一具尸体,三里乡的乡长以为是我,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团部。

开始,我以为,这个牺牲的同志一定是小朱,因为他掉到河里后,就一直没有起来。所以我把这件事报告给韩念龙主任。可是过了一个月,我却意外地收到小朱从皖南老家(小朱是皖南人)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要我到三里乡北面一个大坟场找他埋的枪,我按照小朱告诉我的位置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埋的那支枪。

原来,小朱掉到河里后,他偷偷地从水底下游走,待小朱上岸后,把枪埋在三里乡北面的一个大坟场上,这个坟场东西直径足足有一华里长。他把枪埋掉后,找了几天,没有找到部队,便偷偷地回老家去了。

直到今天,那位牺牲的同志到底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去抓伪县长

南通县有个大汉奸——伪县长张伯胜,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地头蛇”。张伯胜为日寇效劳,罪恶滔天,警卫团首长决定惩办这个“地头蛇”。

这一天,我们侦察排奉团长梁灵光、政委周一峰的命令去抓张伯胜。

上午,我们一行20人乘一条装活猪的船去南通县城。到达南通县城时,夜幕已经降临,城里的伪军哇哇叫,九点钟开始全城戒严,不准任何人走动。一个站岗的伪军用枪对准我们,不准我们上岸,要我们待在船上,不准走动。

排长同大家交换了眼色,那眼神告诉我们:化整为零,一个个溜上去。

侦察排有几个本地人,道路很熟,乘哨兵不注意,便溜进去了。没过多久,我们也溜进去了,我们在一个澡堂里集中。

约好,十二点以后开始行动!

我们用衣服包好枪,送给老板保管。老板一提衣服,好沉好沉,不知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他打开一看,是真家伙,惊讶地差点儿叫了起来。

排长瞪了老板一眼,老板不吭声了。老板把我们的衣服和枪都放在柜子里,柜子是放钱的,日本人和伪军一般都不查。

突然,一小队持枪的日本鬼子闯进澡堂,还有两个日本鬼子在门口放哨,气氛很紧张。

排长嘱咐大家不要怕,一切听他的。

日本鬼子用枪对着我们,叽里呱啦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排长不慌不忙地说:“做买卖的!”

日本鬼子见我们个个光着屁股在洗澡,身上什么東西也没有,便悻悻地走了。日本鬼子一走,我们纷纷穿上衣服,把枪藏在衣服内,三五成群地朝南通县政府走去。

南通县政府门口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怎么进去呢?这时,侦察排有个好厉害的兵,名叫“小癞子”,因为他小时候生过癞痢头,头发少,所以大家叫他“小癞子”。

“小癞子”胆子大,打仗不怕死,他说:“我有办法!”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朝县政府大门走去。

我们站在对面的店铺里,提心吊胆地看着“小癞子”,不知他有何高招。“小癞子”刚走到大门口,两个哨兵就用刺刀对准他:“喂!干什么的?”

“小癞子”上去就给两个哨兵两记响亮的耳光:“嚎什么!我们是南京派来的便衣队。”

“小癞子”厉声喝道:“今后,不许你们多问!听见了没有?”

哨兵连连点头:“是!是!”

“小癞子”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我们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吴排长闪进传达室,正遇上县长的书记官,书记官一看苗头不对,忙惊叫起来:“来人啦!”

排长用枪对住他的脑袋:“不许喊,你再喊,我就打死你!”

书记官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求饶:“长官!饶命呀!”

排长责问道:“张伯胜哪里去了?”

书记官浑身筛米糠似的,哆嗦地说:“在里面的房间里睡觉……”

可惜,等我们赶到张伯胜房间时,由于张伯胜听到了书记官的喊声,便提前爬屋顶逃跑了……

不久,吴排长调去当营长去了。我被任命为侦察排排长。在粟裕师长的关怀下,我成长为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一线指挥员。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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