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周恩来初到中央苏区的军事实践

朱万红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军事家之一,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对毛泽东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过重大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初到中央苏区一年多的时间内,就亲自领导了3次著名的战争。在战争实践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在吸收毛泽东军事经验的同时,又有发展创新。笔者试着把周恩来这一年多的军事实践当作一个历史的横截面,从战略战术层面来管窥周恩来军事思想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初战赣州铩羽还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全面工作。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刚到中央苏区,对这里的地形和敌我状况都不了解。赣南地区唯一中心城市就是赣州市,能否攻打,周恩来首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立即攻打赣州,并向周恩来详细分析了赣州的地形地貌和国民党的兵力部署。他认为,当前攻打赣州,红军势必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当务之急应当继续打土围、拔白点,在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赤化苏区、孤立赣州,然后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周恩来在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后,对苏区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估量,他立即致电临时中央,陈述中央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急于把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一隅”搬迁到赣州等中心城市,因此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周恩来是组织原则性很强的同志,为进一步商讨攻打赣州市的问题,他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中央局多数成员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竟成了少数派。最终,周恩来不得不拍板攻打赣州。

对于攻打赣州事宜,苏区中央局会议虽然进行了详细讨论,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无视赣州城易守难攻和敌军兵力等客观存在的战争要素,甚至忽视了对敌侦查和自身机密的保护,导致在战术上也处于劣势。

赣州城素有“铁赣州”之称,三面环水,城墙坚固。这次攻打赣州前,对城内的敌情侦查也不实。以为守城只有马崑第三十四旅,事实上,还有17个县的地主武装集中在这里,总兵力达1万多人,枪支近万,“具有相当的兵力进行防御”。而且,在赣州的北面之吉安驻有国民党5个师和2个独立旅,南面驻有国民党粤军几个师。敌军占尽地利,兵力也有优势,如果强攻,必然吃亏。战斗实情也正是如此。

1932年2月4日,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主攻部队到达赣州城郊,对赣州形成合围之势。第一次攻城战斗在2月13日晚打响。攻城红军架设云梯爬城向敌人猛攻,但都被守城敌军打退。爬城强攻未能奏效,第二次攻城就改用坑道爆破法。三处城墙虽被炸开,但都被守敌强大火力击退。3月4日拂晓,红军继续采用坑道爆破法发起第三次攻城战斗。主攻东门的红七军炸开东门城墙20多米,不料由于敌军已事先获得红军爆破攻城的重要情报,守敌在城门后筑起第二道防御工事,先后4次阻击了红七军的冲锋,激战近4小时,红七军伤亡惨重。而西门和南门皆因坑道积水,浸湿炸药而未能爆破城墙。可是,在红军发起攻城之时,敌军一面死守,一面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下令驻吉安的3万余兵力,组成“援赣剿赤进击军”驰援赣州,与城内守军对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3月7日凌晨,敌军分三路向红军阵地攻击。红军队伍被冲乱,阵地亦被敌军占领。军情危急,朱德立即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大胆启用红五军团增援,攻城部队才全部撤出阵地。然而,红军攻赣历时33天,久攻不克,伤亡达3000多人,最终铩羽而归。

赣州战役失败后,周恩来及时指示组织撤围,并于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总结红军攻赣的经验教训,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会上,毛泽东认为当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赣州了,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和闽西北发展,大胆向外出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央局的一些成员虽然同意暂时撤围赣州,却否定了毛泽东“出击求巩固”的战略思想,仍然教条式地执行临时中央的“内线进攻计划”,并重新组建中路军和西路军,夹赣江而下,迫吉安、攻南昌,夺取中心城市。

然而,与其他人不同,赣州之挫给了周恩来一个痛心的教训,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左”倾领导者的干扰,但面对这次战斗的失利,他不能不反思当初的决断。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也必须从实际形势去思考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很自然的,他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毛泽东身上,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军事韬略。毛泽东领导的历次战争,都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形势,因此制定的战略方针非常切合实际,在战术的运用上也能因地因时因势而制宜。如果说攻赣之挫从反面引发了周恩来对战略战术的思考,那么,接下来的漳州战役则让周恩来在军事实践中快速地走向成熟。坐镇汀州袭漳州

赣州战役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一场漳州战役,这称得上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首次完美的军事合作。在战略战术上,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出击求巩固”的外线作战策略。周恩来拍板定夺、坐镇后方,毛泽东建言献策、征战前线,后方与前线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

江口会议一结束,按中革军委的命令,毛泽东随中路军从赣县向宁都方向进军。他根据粤军有进犯赣南、闽西动向的情报,向周恩来提议中路军向东入闽,以巩固发展赣南闽西苏区。在接到毛泽东的建议后,周恩来非常重视,于3月27日至28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重新研究中路军的行动计划。鉴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当前红军军费已将告罄的实际情况,在周恩来的极力支持下,苏区中央局最终同意中路军改为东路军,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指挥东路军,入闽消灭侵入闽西的国民党粵军陈济棠部,但强调这只是“臨时行动”。

中央局会议一开完,毛泽东立即赶赴长汀,了解到粤敌暂未入境,闽南闽西均无强敌,只有国民党福建省防军张贞第四十九师占据漳州和龙岩。漳州非常富庶,近海,地形易攻难守。因此,毛泽东于3月30日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提议攻打龙岩、漳州,消灭张贞第四十九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建议后,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断作出决策,命令东路军进攻龙岩、直下漳泉。4月初周恩来亲率苏区中央局机关移驻长汀,坐镇指挥,同时指示中革军委机关也移驻长汀,便于就近调动部队,指挥作战。

周恩来赶到长汀,当即担负起领导东路军在福建的军事行动。他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部署攻打龙岩、漳州的作战计划。首先听取了罗明作的关于漳州地下党组织及国民党兵力部署等情况的报告,还听取了张鼎丞关于闽西苏区的革命形势、物质条件和武装情况的汇报。会上,周恩来指出红军攻占漳州的意义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是为了补充红军队伍的给养。他的远见卓识正与毛泽东提出攻打漳州的战略主张不谋而合。

为了保障攻打漳州万无一失,周恩来发起人民战争,他要求发动群众参与到正义的战争中来,并依靠群众获取战争的胜利。在攻打漳州之前,周恩来指示福建省委、省苏要大力支持红军东征,做好各地的政治动员;要求各地全力保障红军粮食和物资的供给,调动地方武装保障后方稳固,保卫军事通道的安全;要求积极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支持前线。他还亲自深入基层,开展组织宣传工作,有力地鼓舞了闽西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参与扩红支前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

4月10日,红一军团攻下龙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汇报了龙岩大捷的原因在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提出在部队休整后立即奇袭漳州的意见。当时有不少人对于红军远离根据地到白区进行外线作战心存顾虑,周恩来通过与毛泽东的电报往来,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前线战斗动态,果断拍板进军漳州。他根据毛泽东“粤军可能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军后方”的顾虑,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赶赴龙岩,及时驻防,为红一军团攻打漳州解除后顾之忧。

4月18日,毛泽东率部进抵南靖前沿阵地,兵临漳州。次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以很小的代价,歼灭敌张贞部约4个团,俘敌16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飞机2架。4月20日,东路军胜利进占漳州城。敌师长张贞率残部弃城逃走,从此一蹶不振。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漳州大捷,并提议东路军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分兵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措经费;消灭入闽的粤军,以扩大漳州大捷在政治上、时局上的影响意义。周恩来欣然同意,并领导福建省委、省苏动员和组织了3000多民工前往漳州搬运战利品。红军顺利筹得现款100余万元,还筹集了大量生活和军用物资,张贞的两座兵工厂也被完整地搬到中央苏区。我军的给养和装备因此得到极大的补充,为接下来的第四次反“围剿”做好了军事上、经济上的准备。

奇袭漳州,不仅歼灭了闽敌张贞部主力,动摇了闽西南反动统治的基础,而且开辟了闽西南苏区斗争的新局面,扩大了红军的声威和政治影响力,也让周恩来对我军取得胜利的军事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兵法云: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纵观毛泽东的用兵之道,全在一个“活”字,他能像流水一样随机应变,不拘泥于形迹。在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确立“十六字”方针,以游击战打败敌人、壮大自己;三次反“围剿”又确立了内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诱敌深入”的基本作战原则,以少胜多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漳州战役上,又实施“出击求巩固”的外线作战策略,跳出根据地,直下漳泉,获得大捷。其战略战术的原则就是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不到半年时间,就经历了攻赣之挫与漳州之捷,这两次军事实践使得周恩来对战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战争亦是如此。这些认识为他在接下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实践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四破铁围奇中奇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亲自挂帅,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在吸取、运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漳州战役经验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一是趁敌方尚未部署完备之时,抓住战机,主动出击,出其不意,打乱敌方战略部署。中央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以“诱敌深入”作为基本作战方针,即采用内线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诱陷敌军于苏区内部,创造战机,后发制人。而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前期阶段,即建黎泰战役和资溪金溪战役,周恩来从实际出发,灵活适时地采取了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的外线奇袭战术。

1932年10月上旬,周恩来随红军总部从广昌出发,赶赴前线指挥作战。他趁敌方部署未定之时,果断发起建黎泰战役。10月18日至11月8日,他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攻克闽赣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五座县城,开创了赣东、闽北的新局面,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接着,又发起资溪、金溪战役。11月16日至19日,再克资溪和金溪。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扩大了苏区数百里的地域,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建黎泰和资溪金溪战役的胜利,是周恩来根据战时的条件和时机,灵活机动,变积极的防御为适时的进攻所取得的,他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全面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不看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提出“歼敌主力,是夺取坚城的先决条件”的重要的军事思想。

建黎泰和资溪金溪战役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难安。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亲抵南昌,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他自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以陈诚的中路军10个师为主攻部队,中路军分三个纵队,同时推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寻求紅军主力决战。

大战已迫在眉睫,然而,后方中央局成员仍然掣肘红军前线的统帅,要求周恩来、朱德强攻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南城和南丰。

资溪金溪战役后,周恩来本拟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北上贵溪,与闽浙赣红十军配合,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抚、赣流域敌军的有生力量,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完全连成一片。可是,与周恩来的建议相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还以警告的口吻说:“我们绝对地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周恩来连续几次回电中央局陈述强攻南丰的不利因素,认为原定计划“并无错误”,并申述说:“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一重要军事指导思想,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歼敌为主,略地次之”,成為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

三是善于机断“权变”,果断作出撤围南丰的关键性决策,使得我军战斗局势从被动变为主动。

前方战斗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进行充分的讨论。然而,后方中央局仍然不作让步,尤其是博古来到瑞金后,声色俱厉地指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电文咄咄逼人,不容周恩来等再作变更。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打南丰的军事部署。但他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还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而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执意不理。周恩来、朱德只得在9日率红军主力由黎川附近集结向南丰开进,12日傍晚向南丰发动全线进攻。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激战一昼夜,我军伤亡400多人。更为严重的是,增援敌军纷纷出动,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加以歼灭。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等根据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军事部署。他命令部队撤围南丰城,改强攻为佯攻,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一线隐蔽休整,待机歼敌。这次“南丰撤围”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它让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前线指挥员机断“权变”的重要性。因为战斗局势时刻在变化,只有充分发挥前线指挥员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不致于贻误战机。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周恩来十分重视统帅的集中指挥与前线指挥员的机断“权变”的辩证关系。

四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

战斗形势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发展。2月26日,原驻乐安的敌军第一纵队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被我军伪装成主力的第十一军所吸引,跟随着向东推进,准备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在行军中,敌军右侧翼完全暴露在红军主力面前。当天,周恩来迅速抓住战机,命令红军主力连夜秘密北上,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而敌军由于受红军第十一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到红军主力所在,这两个师就放心大胆地进入山高林密、道路艰险的红军伏击圈内。27日下午,拥有优势兵力的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军这两个师基本歼灭,敌两师长李明、陈时骥活活被擒。

黄陂大捷后,红军主力主动撤回宁都县东韶、南团、小布地区隐蔽休整,伺机再次歼敌,而敌军第二、第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不甘心失败,急于反扑。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周恩来又命红军一部分兵力向广昌开进,使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3月上旬,敌军改变部署,将原来的三路“分进合击”战术改为“中间突破”的打法,以六个师分成前后两个纵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徐徐向广昌推进,企图攻占广昌县城、截断红军退路。3月20日,在我军一部的引诱下,敌前后纵队逐渐拉开百里距离。此时,敌军后纵队在山路上一字排开,敌第十一师已到达草台冈、徐庄时,第九师还在东陂,中间隔着一座雷公嵊大山。敌第十一师孤军突出,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前后难以呼应。周恩来、朱德抓住战机,立刻命令:“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3月21日拂晓战斗打响,异常激烈,持续到下午1时,将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基本歼灭;第二天,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黄陂和草台冈这两个战役,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至此,敌军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