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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邓恩铭(1901—1931),又名邓恩明等,水族,贵州荔波人。中共一大、二大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2009年被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邓恩铭论“初心”

志在苍生,为国为民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邓恩铭 《述志》(1917年7月)

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邓恩铭 《前途》(1917年7月)

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吾人之目的。

——邓恩铭:《致父母亲》(1917年10月14日)

男女平权非等闲,木兰替父出戍边。古今多少忠烈史,谁谓女子甘痴眠。

——邓恩铭 《平权》(1919年)

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

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

——邓恩铭 《江城子》

要有彻底的觉悟 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赈灾法?光赈灾目前吗?还是赈灾将来呢?灾民的觉悟?……

光是说赈灾,对于灾民的本身,应该怎么样呢?说起来真是长得很,简单说就是要有彻底的觉悟。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鹊牌,吃花酒呢?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血汗。那么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

——邓恩铭 《灾民的我见》(1920年10月10日)

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 改造有没有价值,就看他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凡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形而产生出来的改造,在社会一方面,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不但没有效果,并且一定要失败的。自从新思潮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

——邓恩铭 《改造社会的批评》(1920年12月15日)

注意实际 中国讲社会学的,没有几个,就是现在讲社会学的,也不过是学人家的皮毛,究竟哪是好,哪是坏,恐怕不十分明白。那么,我们一般要去改造社會的,不能不仔细想想,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惟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像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的利益。那么,社会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邓恩铭 《改造社会的批评》(1920年12月15日)

中国的男女学生在社会上活动大概都是从去年五四运动以后才有。别处的女生,大多数是同男生一时发动的;唯独济南的女生不然,无论什么事,都不敢同男生取一致行动,所以处处落人后,处于被动的地位,就是组织了一个女界联合会,但是不久,就无形消灭了……女生为什么这样?难道他们真不能到社会活动吗?我想总不外以下几个原因:⑴教育不良;⑵社会黑暗;⑶环境压迫;⑷互助力薄弱。

——邓恩铭 《济南女校的概况》(1920年12月15日)

要处处体贴老百姓,千万别和贪官共事 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那里,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使人家背地恶骂。接陆老康来信,说蒋县长如何不好,被人控告,有私逃消息。如果属实,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至要,至要!

——邓恩铭 《致父母》(1922年8月29日)专家解读:彰显初心的实践探索

邓恩铭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为了闯出一条人生的道路,1917年,邓恩铭投奔叔父来到齐鲁大地,从此与革命结缘。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党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志在苍生”“为国为民”的人生追求

在邓恩铭烈士的遗作中,有关救国救民的论述十分丰富。早在参加革命前,邓恩铭就写下《述志》《前途》《答友》《潘简王》等诗篇,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1917年7月,年仅16岁的邓恩铭告别家乡,随婶母一起来到他叔父做县官的山东继续求学。为了表达此时的心情,他以《前途》为题赋诗:“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按照荔波当地习俗,出远门要祭告祖宗,辞别亲友。面对亲友的期待和依依不舍之情,邓恩铭再诗一首《述志》:“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当知心同学询问其何时能够回来时,邓恩铭又以《答友》为题赋诗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回首乡关甚依依。春雷一声震天地,捷报频传是归期。”三首诗清楚地阐明了邓恩铭坚定的人生志向,他选择“南雁北飞”这条路,不单纯为个人求学,不是为个人飞黄腾达、家庭光宗耀祖,而是“志在苍生”,为了“国计民生焕然新”。这个志向一旦确立,将矢志不移,“去不思归”,“生不足惜,死不足悲”,直到革命胜利。参加革命后,邓恩铭又以《江城子》为题赋诗:“长期浪迹在他方,决心肠,不还乡。为国为民,永朝永夕忙。要把时潮流好转,大改造,指新航。年来偏易把情伤,披棘荆,犯星霜。履险如夷,不畏难经常。天地有时留我在,宣祖国,勃兴强。”在这首诗中,邓恩铭直接提出他之所以长期浪迹他方,“不还乡”,就是“为国为民”,为中国的“改造”指明新的航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出席了大会,并为党的创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大会闭幕后,邓恩铭伫立船头,遥望远方,心潮激荡,以《决心》为题赋诗:“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表明为国家兴旺战死沙场,也是值得的,否则才能低下,碌碌无为,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抒发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的决心。1929年1月,邓恩铭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他领导狱中共产党员发动了两次越狱斗争,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则因身体虚弱,逃出监狱又被捕回。1931年8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意图颠覆国民政府”的罪名,判处邓恩铭死刑。殉难前,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了题为《诀别》的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总结他31年的人生,表达了对于他终身致力的共产主义事业“壮志未酬”的眷恋和无奈,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惜惟我身先死”,坚信我们党定会前赴后继,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邓恩铭,为什么在十几岁时就有如此崇高的人生追求并坚守终身?回望那段历史可以看到:

第一,社会的不公使邓恩铭少年时代就在心灵中种下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仇恨的种子。邓恩铭的少年时代是在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那时贵州的农村民不聊生,民谚说:“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债利高,苛捐杂税压弯腰;穷人前面三条路,逃荒、要饭、坐监牢。”邓恩铭作了这样一首歌:“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表达他对社会的不满。

第二,水族人民的独特文化培育了邓恩铭的反抗精神。邓恩铭的出生地荔波县是一个水族、布依族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少数民族具有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创造了瑰丽多彩的民间文学,民歌是水族人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邓恩铭的祖母韦氏就是远近闻名的水族女歌手,她唱得最多的民歌,是歌颂水族民族英雄、荔波县水族农民起义领袖潘新简(也称简大王),“简大王”率领以水族农民为主体组成的起义军,向着清王朝的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在邓恩铭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邓恩铭作了一首小诗《潘简王》:“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这是水族文化深深影响邓恩铭的见证之一。1922年4月6日,邓恩铭在《致父亲》的信中说:“记得小时唱的和听的歌谣很多,可是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所以写信回来找。”信中还对如何收集民歌提出三条办法:一是“约请本城年纪高的老太太们(黄婆、吴大奶等)只要能唱歌就请,不管亲戚不亲戚。再请一位抄写”。二是“请各家的小孩子来,问他们能唱什么歌,就唱,也写下来”。三是“本地歌、水家歌、苗歌,能找人把他们的歌记其大意来更好”。足见民歌对邓恩铭的影响。

第三,老师的启蒙教育奠定了邓恩铭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1911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高等小学堂读书。老师高煌是清光绪年间贵州省第一批154名公费留学生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高煌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拥护辛亥革命,留学回国后即在荔波创办新式教育。他向学生们宣传民主、科学的精神,是荔波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高煌老师的影响下,邓恩铭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并立志走“读书报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1917年10月,邓恩铭投奔在山东的叔父来到济南。第二年,他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山东。济南各校的学生自动开设了“国耻课”,介绍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耻辱史。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发起成立了“山东外交后援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此后,他又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使他原有的“读书救国”信仰开始动摇。他开始认识到,仅仅读书有知识还不足以报国,只有发动、组织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斗争,才是救国的唯一途径。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上迅速出现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传播新思想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邓恩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从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抵御了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活生生现实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威力,终于确立这样一个信念:马克思主义既然能在俄国取得胜利,那么也一定能够指导中国的革命走向胜利。 以“注重实际”的态度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注意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思考,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邓恩铭正式提出“注重实际”的思想,是在1920年12月15日写的《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中,他认为,“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惟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像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的利益。那么,社会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这段话明确回答了怎样学习运用新理论的重大命题,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国情出发,从效果出发,把外面的新理论拿来与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看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不能盲从。这一认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早期表述。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还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須背的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邓恩铭“注重实际”这一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党正确制定纲领和具体工作计划具有指导意义。

邓恩铭是怎样得出运用新理论要“注重实际”这一重要结论的呢?

其一,苦难的童年,使邓恩铭自幼养成善于思考、爱憎分明、从小处着眼的优良品格。邓恩铭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为了维持生计,经常天不亮就起床帮助母亲磨豆浆做豆腐,天亮后陪同母亲赶早市卖。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无力支付上学费用,只得写信求助叔父,千里迢迢来到山东。一路所见所闻,一边是富人纸醉金迷,一边是穷人流浪乞讨。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奴役下的山东,甚至比家乡荔波更糟,令邓恩铭心中不平、充满愤怒。后来他回忆道:“从贵州荔波到山东益都的投亲路上,我见惯了尸横遍野的饿殍,见惯了乞讨的老妪与儿童。我的祖国呀,必须富强。没有道理不富强!”来到山东后看到叔父家生活也不富裕。他给家里写信,告知叔父家的实情:叔父家主要吃大米,每斤大约七八十文钱,但是,“自4月至今,食大米居2/5,食面3/5,甚至本月尽食面食。何也?以其每餐减省一半也,而男则大受影响矣。钱虽省去一半,而每月尚须5元膳费”。在给姑丈的信中,邓恩铭说:“家叔入款寥寥,月不足用,明入学甚为困难,故明拟每年由家寄款接济。此事固属难办,然本地借款较客地稍为易耳。此举本不可向家间道,不过境况如此,不能不做根本之计划。”针对此种情况,他节衣缩食,常常是一件衣服穿了很久,破了也不换。生活艰苦既折磨人也锻炼人。邓恩铭逐步走向成熟,不再高谈阔论,开始学会如何面对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其二,中国救国救民之路屡遭失败的教训,使邓恩铭懂得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之初,抱定的是教育“自救”、教育救国的理想。那时,父母支持他外出求学、叔父愿意资助他继续完成学业,希望他学有所成、仕途得意、光宗耀祖。但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开始更加关注国家命运和前途。邓恩铭以极大热情参与学生运动,组织省立一中学生参加济南21校学生总罢课、学生联合大请愿、游行大示威、绝食抗议、若干演讲团演讲、支持济南商界罢市等。他的演说、写作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受到同学们拥护,被推举为学生自治會负责人兼出版部长,成为济南学生运动领袖。

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邓恩铭认识到仅仅读书不足以救国。不问政治、读书救国等口号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政客企图涣散学生和扑灭爱国革命运动的阴谋。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社会腐朽黑暗、反动政权丧权辱国的真正祸根,就是反动北洋军阀卖国求荣、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只有发动组织广大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斗争,才能救国。他联想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惨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无数有识之士前赴后继,都没有找到解救人民于水火的正确道路,便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社会科学大纲》《辩证法》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的进步书刊,阅读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探索学习十月革命经验的救国救民之路。

那么,是不是把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做法搬到中国,中国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呢?邓恩铭清醒地认识到,“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经验都应如此。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同行的有山东旅俄华侨、俄共(布)党员杨明斋等人,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他们由北京去上海路经济南停留时,由杨明斋引见,邓恩铭、王尽美等人倾听了维经斯基对十月革命和俄罗斯情况的介绍。据《杨明斋生平年表》记载,同年秋天,杨明斋“赴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见。回故乡平度省亲,劝其母不要买地,向乡里们宣传俄国革命”。通过十月革命亲历者的介绍,邓恩铭真正认识到,要救中国和彻底铲除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此后,邓恩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先后写下3篇文章。1920年10月10日发表《灾民的我见》一文,不是就受灾而谈救灾,而是把受灾放到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开宗明义发问:“为什么有灾民?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样?怎么样赈灾法?光赈灾目前吗?还是赈灾将来呢?灾民的觉悟?”在回答为什么有灾民时,邓恩铭一针见血地指出:“灾民是生下来就是灾民吗?不是!是替一般军阀、政客、官僚、资本家受灾罢了。所以简单说来,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文章说:“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鹊牌,吃花酒呢?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血汗。那么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产生灾民的根本原因,公开号召鼓励灾民进行社会革命,铲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让中国永无灾民,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阶级斗争观。在另一篇文章中,邓恩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回答了什么是“实行的”,什么是“空谈的”,什么是“盲从的”,他认为:“世间事情多得很,有好的,有坏的;有适于这时代,而不适于他时代的;有适于这个社会,而不适于那个社会的。我们若是不研究一番,难免不走入盲途的。”他强调:“我们不能不看看人家怎样改造?我们怎样去改造?人家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人家是实行的吗?还是空谈的呢?或者是盲从的呢?”从而得出“中国的社会一定是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的结论。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邓恩铭最终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国情实际,走出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积极投身到建党的活动中,与王尽美等人共同发起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两人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又一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并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会议文件,会议间隙,邓恩铭逐一拜访每位代表,利用一切机会跟他们交流,畅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党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处处体贴老百姓”“千万别和贪官共事”的廉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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