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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红军”诞生的故事

周根保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后来在《伟大的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历史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夫人康克清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是啊,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道路和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等问题上,各自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他们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成功举行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1927年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在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相机进军广州,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八一起义纪念馆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前,朱德伫立良久,神情凝重地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军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立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

朱德所说的“开了个会”,即10月7日上午朱德在广东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这一千多人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算了!”会上马上有人附和,朱德则激昂地反驳:“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我们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他接着指出:“现在唯有一条出路,在敌人的缝隙中前进,从茂芝东北方向沿着粤闽赣湘边界转移。”

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勝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相似,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也遭受了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反革命军队力量强大,加上起义军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指挥失当等因素,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向长沙挺进,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6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优势敌人重围,17日仓促突围,溃不成军。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起义部队向浏阳县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转向农村,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行动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作出了“上山”的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探索。

他们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后是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地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最后毛泽东给留在右边的人每人发了5块光洋。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完全相似。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成,后来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營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转……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了这段历史:部队转移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队伍更涣散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在上堡整训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后来回忆道:“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潮汕失败,我们算是打了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一路来部队情绪低沉。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队伍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是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队伍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

朱德和粟裕回忆的这段历史,人们把它称为“赣南三整”。

一个“三湾改编”,一个“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法宝,“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两支部队上井冈山,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毛泽东要上井冈山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在进军罗霄山脉后,在古城会议上定下的。

古城是宁冈县的老县城,10月3日起义军到达古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知道古城快到了,深情地说:“古城快到了。三湾离古城只有30里地。1927年10月初决定上井冈的会议,就是在古城一个书院开的。”当他乘坐汽车经过当年开会的书院旁边时,他激动地说:“这座房子就是古城会议开会的地方。那次会议开得好热闹哦。”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及其农民武装问题,会上有不同意见。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他认为:强龙压不了地头蛇,到这里不与他们搞好关系,是没法站稳脚的。

其实,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但遭到婉言拒绝。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亲自登门拜访。出发前,许多干部都很紧张,提出要派一个连跟随。毛泽东说:“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嘛,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他们就不怕喽。”

10月6日,毛泽东在距茅坪不远的大苍村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表示,革命军非但不会“吃掉他”,还决定赠送100支枪。毛泽东的态度感动了袁文才。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来,又派何长工说服王佐。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井冈山。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转战井冈山,更富有戏剧性。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共中央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指示,宣布中共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作为师长,率部离开井冈山,并没有直接去湘南,到酃县中村,他把队伍停下来。毛泽东一面派毛泽覃率领特务连前往湘南与朱德部队联络,一面领导部队就地整训。

这时传来两条消息:一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只是被免去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根本不是被“开除党籍”;二是得知在湘南暴动的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被敌人追着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这样一来,难题迎刃而解,毛泽东成了朱德上井冈山的接应者。

当时,朱德率部正由耒阳撤至安仁,陈毅率部由郴州撤回资兴。敌人发现我军东移,立即派两个师向东追截。毛泽东在中村得知朱德已率部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便兵分两路,一路由袁文才率第二团向资兴方向前进,迎接南昌起义部队上山;毛澤东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截击尾追之敌。

在毛泽东掩护下,朱德率领的部队于4月26日到达龙市。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也回到龙市。毛泽东当日即前往龙江书院会见朱德。朱德闻讯立即和陈毅、王尔琢到门外迎接。毛泽东迈着矫健步伐走上前,紧紧拉着朱德的手说:“你们行动迅速,敌人竟没有整倒你们。”

朱德也疾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还是得到你们的大力掩护,出其不意的插到敌人心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我们才得以从容的转移。”

两位伟人的巨手握在了一起!

两位伟人,两支队伍,他们登上井冈山的道路,尽管经历不完全相同,时间有先后,地点有差异,但在他们千里转战所经历的考验中,却有如此多的相同或相似,这不是历史奇迹吗?

“朱毛红军”诞生,诠释了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年井冈山会师的参与者粟裕,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

“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宛如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逶迤缭绕的深山峡谷,汇入奔腾咆哮的大海,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井冈山胜利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已成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井冈山会师,两支铁流汇合到了一起,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此形成红军主力,使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粟裕的总结,高屋建瓴,一言中的。

是的,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暴动,到朱毛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演绎了多少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似乎都是叙说一个永恒的真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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