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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高君宇(1896—1925),原名王尚德,山西静乐县人。中共二大代表,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1925年3月5日在北京逝世。

高君宇论“初心”

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 我们——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当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

五月一日总同盟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要求减少工作的时间——每日八时间的工作,他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

——高君宇 《“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1920年5月1日)

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 目前确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就是他自己还没发展到独立的政治奋斗的地位,而目前的压迫又非统一全国的革命力量,号召起全国被压迫人民一致不可抗侮的势力,不能迅速成功。吸收一切革命的势力都参加这个奋斗,这是一件最大需要。

——高君宇 《答〈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1922年10月4日)

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 革命的造因全在于客观的环境;有了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反之,若没有阶级压迫的事实,便不会有发生革命的事实。革命是压迫环境的必然结果,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没有客观的革命造因,想以主观的方式来造成革命,是不可能;但既有客观的革命造因存在,想以方法来消灭革命的动力,也是不可能。不论他实现的进程是怎样,一种压迫多数的环境就是形成革命的本身,且决定革命是定要实现了。在另一方面,革命是需要有革命的组织;他是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但这种领导,不是主观的号召和空泛的计划可做到的;是要接触了群众革命的动因,亲切地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

——高君宇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1922年10月4日)

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 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交相压迫下的中国,是决定他急于要做国民革命,压迫的程度且也决定他有广大的客观的革命群众了,他也有——虽然很弱小——奋斗历史的先锋军了。目下因为先锋军和这广大的群众还是隔离,所以还没有唤起他们不可扼抑的援应,就是因为先锋还没有旗帜鲜明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引不起他们亲切的了解和感发的缘故。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宣告改组,从重新估定他的纲领,我们不能不赞许这是很合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新党纲的采取自然要由群众的利益来决定。群众的利益是什么,这又要由他不堪忍受的生活情形来决定了。拿中国来和印度比,除了印度封建势力已被资本主义破坏得远不及中国的有势,和中国农人还没形成像印度农人那样壮大的革命势力之外,我们可说他俩实际情形很有相似的地方。印度和中国都是要和帝国主义战的。印度劳苦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所要求的,当然大部也是中国劳苦群众所要求的,所以我们感着中国国民革命的纲领有参取印度国民革命纲领的必要。

惟有亲切于群众利益的革命党,才不会在革命的群众前落伍!

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

——高君宇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1922年10月4日)

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无产阶级利益之外,他不代表何等别的利益;更于党的本身没有异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利益。简单一句话,共产党就是替工人阶级做事的政党。

——高君宇 《听了江亢虎君讲演之后》(1922年6月23日)

联合到一种什么程度来革命 我觉得读者要对我们提出的质问,应当是他们究竟联合在一种什么基础上面和联合到一种什么程度来革命;但思顺君未提到。我现要就这一层申说一下。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这不止是现在的现象,任何时都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那一时总是较多数,只要他们团结起来。所以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很明白的是为了自己阶级利益,他并不为了任何别阶级利益;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他虽至少要求这个革命给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他决不认这个革命就是解放他们的革命。如这国民革命成功,他们所得的实际完全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充实,是会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马上接着成功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最反动的封建势力交迫之下,实际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决定工人的革命是要经过如此进程的。“从事实到理论”,我们要使工人革命是活的,是进展不已的,国民革命确在目前是最有意义呀!

——高君宇 《答〈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1922年10月4日)

把民主政体的真意义传到老百姓心里 我们从今天起,要使他们都明白民主的真意义。改造的机会时时迎着我们,民治主义的宣传没时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既认定这回时局的解决是个改造的机会,便要拿国民大会来担负这个担子;我们拿他来固然是要解决好些事情,但他的效果还不止这一面。我们藉着他不但很容易把“民主国主权在民”这个观念打到老百姓心里,且可把这回国事的好和歹都放在他们手里去处理,使他们——多数——都晓得他们便是这国的主人翁,又知道主人翁对于一切国事都有过问的权利——这回国民大会的举行实在是个善宣传的牧师,他在“社会教育”上的收获要比平常丰富了多少倍。如果老百姓大多数都了解民主的真意义,自然慢慢地再不会有那些强奴欺主的现象,再不会让他们拿一块假招牌来换我们的真“公司”了。

——高君宇 《我的举行国民大会的理由和方法》(1920年9月2日)

专家解读:党创立时期最早去世的早期领导人

高君宇是我们党创立时期最早去世的早期领导人,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并创建山西党、团组织。李大钊曾赞誉高君宇:“建党初期理论家,高公健笔人人夸。”彭真曾评价高君宇:“山西党组织建立,创始人是高君宇;山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也是高君宇”,“山西最早的一批同志们,包括在我以前的一些老同志都受他的指导”。他还题词:“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黨、共(社)青年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领导五四爱国运动中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为党的二大确立民主革命纲领作出贡献

高君宇的父亲高配天是有名的开明绅士,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山西举义,静乐县响应革命,高配天积极参加。静乐新政权成立后,他担任温泉区长,设饷练团,维持地方秩序,被赠予“咸与维新”“热忱国事”“公正廉明”三块匾额。

高君宇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腐败无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深受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反封建斗争和父亲的影响,自幼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熏陶。他带头剪掉辫子,并动员母亲允许妹妹放开缠脚。1914年,高君宇不满父亲给他包办的婚姻,大胆提出退婚,并在洞房花烛之时向妻子坦诚相告:“我常年在外奔走,说不定几年也不回一次,可能还有杀头和坐牢的危险,这不是苦了你吗?”此后公开提出离婚。高君宇在给石评梅的信中讲述这次婚姻的悲惨故事,说:“我此后数次甚病,常觉如有桎梏附身。”表明包办婚姻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痕,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封建礼教的无比痛恨。

1915年5月,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承认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以此换取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正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的高君宇“目睹时艰,痛国沉沦,则愤懑填胸,唏嘘浩叹”,立即投入反袁斗争的洪流。他和全校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向人民群众进行团结起来、反对复辟、抵抗侵略的演讲。

1916年9月,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高君宇报考北大,本想当一个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将来终生去“从事中国地质及生物分布的调查和著述”,为国家振兴实业出力,为国家找矿探宝,让贫弱的祖国强大起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针对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的陈腐思想,开始改革北大腐败的学风校风。他第一次给学生讲话就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入学不应为了升官发财,应该认真研究学问。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針,聘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聘请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蔡元培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主义课,允许研究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高君宇广泛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读物,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1918年1月,蔡元培针对当时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和京师大学堂官老爷学生留下来的腐朽习气,发起成立进德会,制定规约:不嫖、不赌、不纳妾及不做官、不当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高君宇积极申请加入该会。不久,高君宇又参加了蔡元培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新闻业改良社会”为宗旨,认为新闻“与社会有莫大之关系”,“将来社会各事,必多视舆论为转移”。这表明高君宇的人生追求开始转变,已不再是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了,而是要参加社会活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共同防敌”为由,侵入我国北方,控制我国东北和蒙古等广大地区。我国3000名留日学生获悉消息后,立即集会抗议,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5月21日上午,高君宇和北大、北高师、北高工、法专等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一起,前往总统府请愿示威,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取消“二十一条”,反对向日借款。这是全国学生的第一次罢课请愿活动,是五四运动前的一次预演。它使高君宇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把学生组织起来。不久,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国民社,并出版了具有反帝爱国色彩的《国民》杂志,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是这时,高君宇结识了李大钊,并把他的山西朋友、著名思想史学者侯外庐主编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介绍给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高君宇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华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

1919年2月,高君宇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这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侵略,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民族危机的日益紧迫,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爱国学生经常聚集在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秘密商讨斗争策略。他们深感仅靠宣传、教育、出版等行动是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复杂斗争形势需要的,必须转变斗争的手段,并逐渐认识到,为了达到斗争目的,必须采取“直接行动”,也就是不经当局批准,发动群众,采取法律之外的行动。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和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骨干分子力主“直接行动”,进行坚决的反帝爱国斗争。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统一行动,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高君宇带领青年学生奔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示威。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高君宇、许德珩等热血青年勇敢地冲破军警阻拦,率先冲进曹宅,参与了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后来贺昌著文回顾这一壮举,称赞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健将”。5月6日,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高君宇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学联领导工作,为唤醒民众而积极奔走。其间,他曾赴天津发动抵制日货,写信向太原学生介绍北京的斗争情况,还把进步书刊寄回山西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 山西省立一中学生联合山西大学、太原第一师范、太原农业专门学校、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成立山西学生联合会,组织各校爱国学生3000余人,于5月7日在太原举行集会,开展示威游行,一致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辱”,有力地声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慑于人民的威力,北京政府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罢免了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彻底胜利。

高君宇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锻炼。他看到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看到了学生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巨大作用,看到了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把理想变为现实,特别是看到了这场运动具有十月革命的因素。五四运动后,他把重点转向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抵京,高君宇协助李大钊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讨论会。从魏金斯基的一系列讲话中,他进一步了解了十月革命,更加坚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高君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高君宇曾说:“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的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1920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北京政府提议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国际压力,直接逼迫北京政府屈服。高君宇写下《我们为什么要反对直接交涉》一文,通过种种分析,证明日本要求直接交涉没根据。他深刻指出:“这样没理由的要求,如果我们承认和他直接交涉,是不是我们便先承认他无理由为有理由的了?是不是就是承认那些密约还可以存在,可以拘束我们?无论直接交涉的结果怎么,一来我们便先遭了这么一个大失着。我要问这些主张直接交涉的大佬们:‘是受日本贿赂入的多呢?还是承认直接交涉损失的国权多呢?据我看来,如果真和日本直接交涉起来,有许多害处明明显显地在我们面前排着。”最后他尖锐指出:“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作恶,我们已经享受够了。有他们供给军械,便闹成了舞刀弄枪南北战;有他们供给金钱,便产生了寡廉鲜耻的安福鱼。到了现在,弄得全国到处日夜不宁。难道说我们就这样垂手待毙?我们应当起来追究这些造恶的成因。”高君宇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日本要求直接交涉的险恶用心,而且深刻分析了中国军阀混战的实质。1922年1月20日至2月2日,高君宇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但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3名成员。列宁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为大会执行委员,高君宇在大会通过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同年5月,高君宇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同年7月初,高君宇出席了中国少年学会年会。高君宇明确指出:“我们对时局的态度……除反对军阀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的范围内揭露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至于倒军阀的方法”,高君宇接着说,“进一步就是舆论唤醒国人对军阀意识的反抗。凡是贊成民治主义者,我们都当表同情并监督他们不许与军阀合作。我们更不赞成小资本主义的妥协主义。”关于学会对政治的永久态度,高君宇指出“反对资本主义”“表同情于第四阶级”。以上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它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鲜明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并对现阶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已经有了政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虽然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意思相近,但由于它的提出早于党的二大,更具有创新意义。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高君宇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根据高君宇等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志传达的会议精神和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一系列决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到达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由此可见,高君宇的民主革命思想为党在二大制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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