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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嘉陵江 迎接党中央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川陕会剿”,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该战役共歼敌10个团,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急于将红四方面军围歼在四川的计划,壮大了自己的军力,而且还牵制了大量敌军,使得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保证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一、嘉陵江战役前的形势

1931年初至1932年7月,因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红四方面军在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起的第四次“围剿”中失败,主力被迫转移。之后,他们乘川军混战及川北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于1933年2月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并陆续取得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等一系列胜利[1]p256。但是,红四方面军也遇到物资匮乏、军事围堵等不少困难,尤其是自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入贵州后,国民党为防止红一方面军入川,便不断增加在四川的兵力。次年1月,四川刘湘“调集约三个师八个旅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州之线,企图堵我(红一方面军)入川南渡,并加紧对四方面军的进攻,阻其与我配合”,随后“更调集主力阻我渡江,或在川中地域乘我立足未稳与我决战,而以次要部队扼守堡垒,牵制我四方面军,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逐渐沿长江进入四川,实行其新的围攻部署”[2]p369。这使得红四方面军又将面临国民党“会剿”的更大军事压力。

1935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渡过乌江,7日攻克遵义,不久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0日,中革军委制定并下达“作战计划”,决定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然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此,中革军委特别要求“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2]p369-370。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打击在嘉陵江上游沿岸的敌军,开始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前夜的作战计划。

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发起

1月底,“广(元)昭(化)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2月初,为削弱并打乱国民党在嘉陵江中游西岸的兵力部署,给强渡嘉陵江创造有利条件,徐向前率领12个团又发起渡江之前的“陕南战役”。

“陜南战役”从2月3日开始,红军先后对陕南敌军发起6次进攻,连克宁羌(即现“宁强”)、阳平关等地,9日攻占沔县(现“勉县”),歼敌4个多团,俘敌4000余人。国民党陕南地区中央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忙于向陕南增兵布防;川军邓锡侯部也在蒋介石严令下,将四川境内嘉陵江一带的4个师也向北移防集结。随后,徐向前又迅速从广元一带“率部南撤回嘉陵江东岸”[3]p35,对苍溪、仪陇境内的敌军发起攻击,控制了广元至苍溪、阆中,以及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地带,为红军在苍溪、阆中强渡嘉陵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嘉陵江中上游沿途多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十分重要,这也是渡江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徐向前沿江勘察敌情,发现嘉陵江苍溪南段塔子山对岸的敌军布防相对薄弱,且塔子山高峻陡峭,有利于发射火力压制对岸,加之后山林木密集,便于部队隐蔽集结,故而塔子山被选定为渡江战役的主要突破口。

为保证渡江成功,红军专门设立了直属水兵连,并在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王渡场一带进行训练。水兵连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渡江作战时的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嘉陵江的上源河)上按照《河川战初步演习计划》中所规定的“上下船的动作”“军人渡河的动作”以及“架桥的动作”[4]P1185-1188等,进行严格的系列训练。

与此同时,为解决过江船只和竹桥问题,军中同时又组建了造船队。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当地铁匠、木匠的积极参与,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努力,他们在王渡场附近打造了上百只身形轻巧的“毛蚌壳”船,以及三座竹制浮桥,每条船可乘坐十余人,并与当地群众于深夜将舟桥运至渡江地点,做好了渡江的一切准备。

到了2月26日,中革军委却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因1月28日在贵州西北的土城作战失利,决定放弃渡江北上计划,改在川滇黔地区活动。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完成了前期计划,强渡嘉陵江“已箭在弦上,非进不可”[1]p396。故而,红四方面军于3月11日致电中央,决定仍然执行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部署[5]p125,强渡嘉陵江之战由此拉开战幕。

当时,国民党为阻止红军渡江,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部署了53个团。其中,邓锡侯部21个团置于广元、昭化地段,预备队在剑门关;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预备队在阆中思依场。

针对此种情况,徐向前对整个渡江战役也做了周密部署:总部炮兵在塔子山顶,负责火力掩护。李先念率领的红三十军担任渡江主力,从塔子山渡江突破后直插剑阁、剑门关方向;北路为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在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后抢占剑门关,防备川北、陕南敌军回援;南路为陈海松的红九军,从阆中北之涧溪口突破,协同红三十军作战,以保障右翼安全;王宏坤的红四军为第二梯队,从苍溪渡江后向南迂回,协同红九军消灭南部县之守敌。随后,部队按此部署很快便集结于上至苍溪鸳溪口,下至阆中涧溪口一线的嘉陵江东岸。

3月28日夜,强渡嘉陵江战役正式打响。红三十军以主力师第八十八师担任主攻,战士们在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乘坐毛蚌壳船率先在杜里坝偷袭成功,全歼守敌1个营,并掩护后续部队强渡,于次日拂晓控制整个江岸;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在上游的鸳溪石锣锅强渡,并击溃敌军刘汉雄部1个旅;左路红九军主力在苍溪、阆中交界的涧溪口奇袭成功。此外,红军在嘉陵江沿线渡口也同时实施多路突破。29日,三路红军全部胜利渡江。31日,徐向前率中路红三十军及红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县,同日红九军亦攻克阆中,第二梯队红四军亦迅速向南迂回并投入战斗。4月2日,红九军一部在红四军的配合下攻占南部县城,歼敌3个团,后折而北进;徐向前亲率红三十一军于当日拂晓进抵剑门关,并对剑门关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

剑门关为敌军联结江防的要塞,明碉暗堡密布,当时由川军邓锡侯部3个团在此防守。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时称此关固若金汤,“红军插翅亦难飞过”。4月2日中午,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队发起攻击,红三十一军两个师在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的配合下,红军集中4个主力团的兵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同时从三面猛攻,逐步挤压和缩小敌军的防御体系,最终撕开敌军防线,夺下剑门关。此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双方交战极为惨烈,红军全歼敌守军3个团,击毙守关主将川军团长杨倬云。

攻克剑门关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并取得一系列胜利。5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基本结束,歼敌8个团,攻占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座县城及军事要塞剑门关,控制了嘉陵江西岸20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

三、强渡嘉陵江战役的历史意义

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的一个关键性战役,也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前期最成功的经典战例之一,它的胜利对于当时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红四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歼计划,壮大了自身力量。

在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各部联成一体,迅速纵深推进,截至4月10日共歼敌10个团的兵力,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急于将红四方面军围歼在四川的计划。通过此次战役,红四方面军不仅从敌人手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解放的大片土地上取得了许多粮食与物资,大大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正如当时《红星》杂志在第14期发布的《嘉陵江战役捷报》(一)中所述:“我红四方面军于不断胜利中,现乘胜于三月二十八日渡过嘉陵江,向川军田颂尧部猛攻,消灭田敌十团,我军势如破竹,连占苍溪、阆中、南部等县,敌溃不成军,我缴获正在清查,并继续猛进中”[6]p1641。

同时,此次战役还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充。据统计,到当年5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已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当时人口仅40万人的阆中县,就有2万余人参加红军,其中随红军长征的就达1.1万人之多[7]p7,红四方面军的军力大大增强。

二是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保障了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分散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随后又连克青川、平武、梓潼等地,19日攻占彰明县城(位于现江油市南部)。当红军进逼绵阳、威胁成都之时,敌军更是一片惊恐。正如当时《红星》杂志所报道的那样:“我红四方面军四月十日前后,连日在绵阳与江油两县一带与川敌激战甚烈,成都大为震动,宣布戒严,并宣布闩闭城门”[6]p1641。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重组攻防兵力,以致川康地区防务空虚。

同时,红四方面军的渡江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央红军的士气。由于“绵阳、江油均在涪江上游、成都东北,绵阳距成都约三百里,为成都之屏障”,故而中央红军发出“同志们!迅速渡过大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大量消灭敌人,赤化整个四川”的号召[6]p1641。5月3日到9日,中央红军在川滇边界巧渡金沙江,21日又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29日占领泸定桥并渡过大渡河,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參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3]于俊道.徐向前交往纪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5]刘志.徐向前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6]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7]政协南充市委员会:红军在南充[M].内印本,2011.

[作者简介]杨宁(1977—),女,中共阆中市委党校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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