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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二届中央执委,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一大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系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2009年被授予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 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民教育也。学校教育惟饶于资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计而中途失学者不与焉,未足语于平民教育。苟乏术以补救之,则人民智识必大相悬殊,社会上不平之现象必层见迭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

——邓中夏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1919年3月7日)

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階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邓中夏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1921年6月26日)

共产制度自然会代替私有制度 社会生产方法发达到一定程度,便要打破旧有的生产方法,代以新发展的生产方法——譬如私有财产制度,当初还有存在的理由,到了工厂工业发达的时代,所有制造和分配已成为社会化了,所以共产制度,自然会出来代替从前的私有制度。

——邓中夏 《唯物史观大意》(1921年6月)

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 学会须讲学实行兼重。但为决定二者缓急先后,全会应有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

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了共同主义的好处。自然我亦不是急于求决议,今天便要定出一种共同主义。但以为必须从今天注意这问题,研究时局,以长期的考虑,求将来有一种规定。

……

中国内乱的最大原因,都生于经济紊乱,故必须早解决经济问题。这所以亟须于经济方面求一种共同主义。这为创造少年中国必要的第一步。

——邓中夏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的发言》(1921年7月)

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 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人民为最切近的利益奋斗,在群众集会、示威运动、游行、煽动、宣传、抵制这些具体事实当中训练而团结自己。扫除与群众不相容的习惯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气的实际的知识。因为与共同的仇敌作战,养我同仇敌忾的精神,锻炼了互助的能力。这样有价值的经验的获得,将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十年了。

——邓中夏 《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1922年6月1日)

终极的胜利是把资本阶级打倒,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

——邓中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函》(1922年9月18日)

专家解读:参加一大筹备工作而没有出席一大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邓中夏是一位参加了党的一大会议文件筹备工作而没有出席一大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连续参加一大、二大筹备工作的人,他对党的创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写着它的目标:“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把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写入党的纲领,是党的创始人艰苦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者之一,邓中夏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邓中夏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初到北大时,适逢大变革的时代,邓中夏开始大量阅读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学习、研究新思想,投身于爱国运动之中。1918年4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邓中夏通过学习这些文章,感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的一条根本的光明大道。五四运动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习马克思学说之中。当时,国内各种期刊报纸,只要登载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后的情况的文章和资料,他都千方百计细心阅读。为满足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他曾托人把钱汇到德国去购买马克思的著作,然后组织同学翻译阅读。他听说日本翻译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就办了一个日文补习班,自己带头报名参加,努力学习日文。1919年8月,他与罗章龙、杨东莼等十几名同学租下了北京皇城根达教胡同4号的空院,作为学习和住宿的场所,并取名为“曦园”。在曦园,邓中夏制定了庞大的读书计划,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自然科学、历史进化、哲学思想、思想史等努力苦学。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深的认识。同年10月,邓中夏加入由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庶务股主任。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写道:“终身欲研究之学术:达尔文生物学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终身欲从事之事业:译著;新闻记者。”这表明邓中夏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的学术追求。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强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他向北大师生高呼“我们天天鼓吹救国,可是实行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救国的先决问题,是不是要民众觉悟、努力?那我们对于平民教育,又安不可加以十分的注意。同学们呵!请快来加入我们这个团体罢!”同年4月3日至5日,平民教育讲演团便到北京东便门开始讲演;5月4日,讲演团再次组织讲演,由邓中夏主讲,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1920年3月,邓中夏找到李大钊商量建党问题。“但他们认为,现在建党条件还不成熟,首先,真心拥护马克思主义并且甘愿为共产主义献身、拼死奋斗的人还太少,需要我们去做大量的工作;其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我们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连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尽快培养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引导他们到工人中间去。”1921年,应保定高等师范邀请,经北京党组织和李大钊同意,邓中夏到保定开展工作,领导进步学生向保守势力作斗争,扩大党在保定青年中的影响,传播马克思主义。留存下来的由邓中夏1921年3月编写的《新文学讲义》目录,记载着邓中夏精心制订的教学计划。他请李大钊讲授《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请蔡元培讲授《洪水与猛兽》,请胡适讲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思潮的意义》,请陈独秀讲授《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请鲁迅讲授《个人文学》《东京炮兵工程同盟罢工》。邓中夏主讲《文学与社会改造》等。他在《文学与社会改造》的讲演中指出:“俄国社会革命,现在已经成功了。就表面看起来,仿佛列宁杜尔斯基他们的功劳。其实啊?他们不过受Galolo,kaiamgin,doetoyeueky,Tommgenev,Tolstoy那般文学家之赐罢了。那些文学家老早就把私产制度怎样不公,皇帝地主资本家怎样万恶?都本其灵矜之心,运其婉柔之笔,穷形尽态地描写出来,给那些被高压被虐待的平民去想想。这样一来,那些平民的感情自然会被激动了,那些平民的心里自然会被改变了,等到列宁登高一呼,那些平民自然会揭竿而起。所以,俄国革命,我以为应该归功于文学家。总结以上所说的看起来,可以知道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了。”邓中夏强烈呼吁“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改造”。这些课程安排,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改造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各种社会思潮迭起,对改造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想、主义和方法。其中最时髦的新思潮是社会主义。但当时各种刊物所介绍和宣传的社会主义,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等思想,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邓中夏认为:“只有接受列宁、马克思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从1918年下半年起,邓中夏等聚集在北京的追随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青年,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1919年,辩论的重点转到“问题和主义”“革命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壮大革命的力量靠大联合”“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問题上。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引起的。同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庸俗进化论,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同时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用根本手段对中国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李大钊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是多数人的运动,这就必须使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和主义”的公开论战由此点燃了火焰。在论战中,邓中夏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固定的经常性活动,在同广大群众的交往中看到了广大市民的痛苦遭遇和悲惨生活,他憧憬着有一个新社会诞生,这个新社会没有贫富差距和剥削压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实行半工半读、体劳并重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既有共产主义因素,也打着明显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的烙印。1930年,邓中夏在出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而留驻莫斯科期间,回顾了这段历史,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崭然一新,相率竞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谟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首先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抗议,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之)以与社会主义信仰者挑战,于是在北京方面发生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经过一场激烈论战后,结果,在形式上算是主义派取得了胜利。”

再次,通过建党实践最终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据邓中夏年谱记载,1921年上半年,邓中夏参加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5月29日,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发来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要求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2名党员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准备好对于一大的意见。6月1日(或2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邓中夏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相关事宜。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大会推举李大钊和邓中夏为代表出席,但是,由于北京教师风潮事正在浪尖上,李大钊不能出席这次会议。邓中夏自年初就接受出席重庆夏令讲学会的邀请,已经无法推脱。恰巧张国焘正在上海忙“上层”工作,于是会议决定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一大。会议责成邓中夏帮助刘仁静做好北京小组出席一大会议的意见和相关文件。刘仁静后来回忆说:接到上海关于要召开一大的来信,要我们推选出两人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为了向党的一大贡献智慧,邓中夏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在北京香山碧云寺“能仁寂照殿”院内,租了一间小屋,同刘仁静一起,从6月23日至26日,用4天时间精心写出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在一大开幕后的第二天,由张国焘向大会宣读。报告结尾指出:“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这里说的“高举红旗”,是指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即党的指导思想;这里说的“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就是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它吸收了邓中夏工人运动的思想,第一次就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人组织,创办工人学校,建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作出规定。

第二,两次前往上海,同前来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商谈建党大业。6月28日至7月1日,邓中夏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已到会的一大代表畅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及有关事项。7月4日,邓中夏再次来到上海,继续与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业,并参与了一大文件的制定。

7月2日,邓中夏由上海到南京,主持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中心议题是“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以什么样的“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是邓中夏主持少年中国学会工作后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云集比邻上海的南京召开年会,围绕“主义”问题统一思想,是一个精心的安排。邓中夏在大会发言时,深刻分析了缺乏明确的宗旨,没有共同的主义,对推动事业发展的各种弊端,指出这是学会成立两年来未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邓中夏认为,如果决定了一种主义,便明确了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态度,明确了我们主张私产或共产的态度。以共产主义为理想,“教育不致为预备非人的场所,文学不致徒供富贵人的玩赏,实业不致徒养成一般后起的资本家”。他批评了那种“只要干实际工作不要主义”的观点,驳斥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调,强调“我们既为创造少年中国而发起学会,加入学会,那便我们必须求为有学问的实行家,能实行的学问家。学行断无分开之理。从前的人只注意实行,而不注意讲学,故致失败,可为我们殷鉴”。邓中夏这些观点得到黄日葵、高君宇、恽代英、沈泽民等完全赞同。这次会议后,邓中夏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一大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一大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邓中夏功不可没。

最早认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首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由此看出,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里,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义语),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首先要发動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都是从工人运动入手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党人,最早也是这么做的,邓中夏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工运思想首先从学运开始。1918年5月,中国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卖国条约,按照这一协定,日军可以“合法”进入中国东北一带。消息传出后,在日本的中国爱国留学生一致强烈抗议,罢课回国。留日学生代表来到北京后,立即与邓中夏联系,商讨行动计划。5月20日,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群众大会,决定次日前往“总统府”请愿。邓中夏作为负责人之一,组织了这次罢课请愿斗争。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受了军阀的欺骗,第二天便宣告复课。这次罢课斗争的失败,促使邓中夏从新的视角研究开展斗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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