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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赴安源看毛泽东的初心和使命

江西萍乡安源,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是后来党的“三大法宝”发挥作用的早期探索地和实践地,是毛泽东早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源地。毛泽东与安源有着特殊的关系,建立了特殊的情感。

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建立一个老百姓当家做主的政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和历史使命。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1920年至1930年期间,毛泽东先后10次去安源、萍乡,下矿井,进工棚,访工友,发动和领导了震撼全中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主持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安源的革命实践,是毛泽东革命初心不断锤炼成长的过程,为他日后不断践行革命初心、完成历史使命提供了宝贵经验。

首次安源之行。安源为毛泽东的初心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养分。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000余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产业重要、工人众多且富于反抗斗争传统,安源路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

1920年11月下旬,正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酝酿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乘火车第一次到萍乡进行社会考察,在萍乡连续给向警予、罗璈阶、李思安等写了8封回信和一篇按语,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和组织共产党等问题。毛泽东还在萍乡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第二集,并选定了第三集的内容,联系刚刚失败的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蔡和森等当年8月的法国来信,对新民学会的方针——改造中国与世界及其方法,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上述理论思考和社会考察,显示出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例如,毛泽东联系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一直思考着社会改造的途径。他在《致向警予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里第一次把自治运动称为“政治改良”,并开始认识到政治改良“绝无希望”。

毛泽东在《致罗璈阶信》中写道:新民学会“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里,将《致向警予信》所提“另辟蹊径,另造环境一法”,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他认为,要实行社会的根本改造,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二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而且必须把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实行“主义的结合”。

接着,毛泽东在《致李思安信》中也提出了“另造环境”一法。他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这里所说的“另辟道路”“另想办法”,意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实行根本的改造。他在易礼容的信后所写的按语指出: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主张的共产党”。

在萍乡考察的日子里,毛泽东还深入农村,考察了当年发生的萍乡农民自发斗争。得知当年春荒时,萍乡农民和城镇贫民自发聚集起来,一齐到财主、商绅家“吃大户”,也叫做“吃磨饭”时的情况后,他在1920年12月23日写下《告中国的农民》,发表在1921年4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3号上,文中称赞道:“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

11月底,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很快成立。毛泽东还把在萍乡酝酿成熟的意见,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答复蔡和森、萧子升、李和笙8月的来信,对蔡和森提出的走俄国革命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表示深深的赞同,对萧子升、李和笙主张的无政府主义表示不同意。

这次对萍乡及其周边农村所做社会考察,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考察中国社会的开始,为开辟安源路矿和湖南全省工人运动做了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成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发端。

在萍乡的几天之内,毛泽东完成了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开始的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萍乡、安源之行,是毛泽东人生观、世界观根本转变中的重要环节。

六次深入安源。毛澤东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巡视工作,成为安源工运的开拓者和前进方向的指引者,形成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早期工运思想

在对安源路矿企业的性质及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毛泽东毅然决然选定安源作为党初创时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从创办工人夜校入手广泛接触安源工人,以党支部为核心将工人组织起来建立路矿工人俱乐部,强调安源工人应该注意的斗争策略,以及决定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在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安源党组织所应采取的防守策略,这些都是毛泽东作出的英明决策。毛泽东不但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开拓者,而且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可以说每逢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力挽狂澜,指引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前进的方向。

1921年10月下旬,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议,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到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这是他第二次到安源。他白天深入矿井西平巷六方井小槽以及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锅炉房,还到安源铁路火车房、机务处、工务处、修理厂等地考察。晚上到工友宿舍、工棚、工人餐馆等处,广泛地接触群众,访贫问苦,与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路矿工人觉悟。在鼓动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时,为了让大家直观地了解团结的道理,毛泽东还从桌上筷篓中取出一根筷子,轻轻一折,筷子断为两截。他又拿出一把筷子,使劲折,筷子纹丝不动。他将这把筷子递给工人折,谁也没折断。毛泽东笑道:“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折不断。这就是团结的道理。”这些都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192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一行四人从株洲乘火车到安源。这是他第三次到安源。毛泽东白天访问工人,晚上由李涤生、周镜泉、杨秋连、朱少连等邀集铁路和煤矿部分工人交谈,商定立即创办“工人夜校”,把全体工人组织在一起,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次安源之行后,毛泽东即派李立三去安源工作。

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毛泽东派李立三去安源之前,就告诫他说:“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触,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李立三等到安源后,以开展平民教育为推手,以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形式,使党成功走进了安源工人和群众当中。毛泽东又审时度势,指示李立三他们尽快从工人中培养和发现优秀分子,发展他们入党,成立工人的党组织。经过严格的教育和筛选,1922年2月,朱少连、李涤生等6名共产党员在路局的火车房,成立了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安源路矿工人支部,作为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核心组织。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实现。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又及时指出,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尽快建立工人自己的团体,推进工人运动,并亲自给这个团体组织取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使安源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形成了坚强而稳定的领导核心,实现了党组织的领导,避免了党员“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这一弱点。随后,毛泽东陆续派蒋先云、刘少奇、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从此,俱乐部成了工人的靠山,安源工人阶级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舞台。

1922年5月下旬,毛泽东第四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是到安源巡视工作,调查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毛泽东一面鼓励工人要敢于斗争,一面教导工人要讲究斗争策略,在白色恐怖下的安源,只有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才能一步一步取得斗争的胜利。毛泽东要求发展组织,加强团结,进一步打好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他指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要尽快巩固和壮大党、团组织。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安源党组织扩大了工人俱乐部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到1922年7月党的二大前夕,安源的党员由6人发展到10余人,团员由8人发展到约20人,俱乐部成员由300余人发展到700余人。

为了执行党的二大决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加紧组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到安源巡视。这是毛泽东第五次到安源,住在牛角坡中共党员周镜泉家里。他亲自主持召开安源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给大家介绍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各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会上,朱少连、蒋先云汇报了安源的情况:路、矿两局已经有几个月不发饷,工人生活非常困难。毛泽东经过分析认为,现在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起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运用“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要求“非常注意罢工的战术问题”,罢工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俱乐部根据他的要求,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该口号一提出,很快家喻户晓,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又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刘少奇到安源,以加强罢工的领导。

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正确领导下,1922年9月14日凌晨,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经过五天义无反顾的斗争,终于迫使路矿当局代表签订了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十三条协议。

1922年冬天,为了把安源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毛泽东第六次到安源,检查工人俱乐部的工作。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要防备工贼的破坏。他把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比做“毒蚊子”,指出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毛泽东还指示,安源党组织要积极而慎重地吸收一批经过罢工斗争考验的工人入党,以壮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带领广大工人群众更加有力地同敌人作斗争。

安源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安源大罢工胜利后,党、团、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团员人数由罢工前的约30人增加到90人,团的组织随之由小团体扩充为地方团,并成立了团的地方委员会。到1923年1月,党员人数由罢工前的10余人增加到20余人,并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俱乐部成员由700余人发展到12000余人,并在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设立了4个分部。安源工人的斗争也开始从路矿向外地发展。安源党组织派出工人骨干,先后领导了湘东永和煤矿、株洲转运局、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等处工人大罷工,并取得胜利。

1923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奉调去中共中央工作前,第七次到安源巡视工作。他进一步指示安源党组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必须采取“弯弓待发”之势,保存力量,保护好路矿工人俱乐部,随时应付一切险恶的情况,迎接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中共安源地委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弯弓待发”的防守策略,开始将工运工作的重点放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1924年12月,中共安源地委党校(亦为团校)开学,首批入党校学员为60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党校。这年年底,中共安源地委拥有198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994名)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和产业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中共安源地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安源的工作方针由进攻转为退守,密切注视敌人动态,竭力加强工人内部团结,领导路矿工人挫败了路矿当局以暗中给少数与工头、职员有亲谊关系的工人增加工资的手段破坏工人团结的阴谋,粉碎了“工职协济会”、基督教会和“无政府党”结成“三角同盟”的进攻,为反对矿局取消工人的年终奖薪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并获得胜利,从而创造了“特别出奇”的成就。安源党团工会组织巩固壮大,工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工人经济事业日益繁荣,“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安源被中央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作为中共湖南区(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工作重点,安源工运在团结工人阶级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经验,包括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经验,从办平民教育入手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经验,运用“哀而动人”的进攻策略领导罢工的经验,通过斗争实际提高工人觉悟程度的经验,在全国工运低潮中运用“弯弓待发”的防守策略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实力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对毛泽东认识和领导工人阶级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他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党的建设以及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等方面,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范本,对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与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后来谈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党的建设等问题时,多次提及安源工运的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到安源。毛泽东着手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扩充红军队伍,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革命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安源的工人运动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正式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927年8月底或9月初,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赴安源组织军队和前委,布置和指挥秋收暴动。这是毛泽东第八次到安源。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即安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源、萍乡、莲花、醴陵、浏阳等地的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做出部署: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将驻修水和铜鼓的浏阳、平江两县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和第二团(后为第一团和第三团),驻安源的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五县的农军编为第三团(后为第二团);成立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各团团长为委员;同时确定了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计划——军队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县,分三路合攻长沙。会议决定整个起义部队以萍乡、安源为退路。会议还设定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结果,约定暴动日期。

9月5日,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根据安源会议的决定,驻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后改为第二团),在全国率先举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日,毛泽东还在安源向驻铜鼓和修水的浏阳、平江农军及卢德铭部发出通告,命令按照安源会议决定行动。中共湖南省委当日决定,由朱少连在株洲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并任团长,列入第一军第一师建制。

9月6日,毛泽东在潘心源(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陪同下,从安源出发,赴铜鼓指挥起义。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起这段革命历史时,仍记忆犹新地说:“(1927年)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本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

1927年9月下旬,各路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队经浏阳文家市,上栗桐木、小枧,安源高坑,芦溪山口岩,莲花高滩、甘家等地,到达莲花县城。这是毛泽东第九次到安源。毛泽东在莲花县城宾兴馆主持召开前委軍事会议,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安源会议不仅是秋收起义的一次军事会议,而且是前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农红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三者开始紧密结合的标志。它确定组建的军队是第一支用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组成的、由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革命军队,是第一支从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和知识分子联合举行暴动中诞生的并被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前身。安源会议是实现由进攻城市转入农村退却的战略转变中的重要环节,为秋收起义部队文家市会师后沿着湘赣边界农村退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莲花决策引兵井冈为秋收起义部队寻找到了一块落脚地,毛泽东实现了又一次战略创新,实现了将革命力量从城市退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安源会议也是毛泽东本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毛泽东从一个民众运动的领袖到革命军队的统帅,从在城市从事民众运动到上山进行武装斗争这一转变的实际开端。这些为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与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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