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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千里在重庆的民主宪政运动

叶介甫

沙千里,190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青年时期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曾主编《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抗日战争前后,他执律师之业,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主编《生活知识》,宣传中共抗日主张。1936年11月,他同沈钧儒、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当时救国会的领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动宪政运动,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不懈的斗争。解放战争期间,沙千里筹建救国会的上海组织,联合上海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遭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进行辩护,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随后赴香港参与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1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会,为恢复民盟领导机构,促进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负责“工合”为抗战服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领导人,从武汉撤退到重庆。

初到重庆,他担任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的推进组组长,并主持“工合”办的《工业合作》月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创办,得到周恩来、宋庆龄的热烈支持,蒋介石、孔祥熙也是赞助的。

“工合”成立时,主张用生产合作的方式来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以发展中国工业,建立经济的国防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由于艾黎的努力,“工合”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许多人积极参加“工合”工作。到1940年10月,“工合”已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遍布16个省。从内地到敌人的后方,到处都有“工合”的小工厂。抗战开始后,许多工厂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损失很大。办了这些小工厂,对于解决物质匮乏,补充武器、弹药,起了一定的作用。

“工合”除了办工厂以外,还兴办了一些文教事业,比如学校、出版社、幼儿园、医务所、护士学校、工人子弟识字班等。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组织成为“工合”的最大组织。“工合”工厂的制成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游击区,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沙千里在“工合”工作的时间不长,这期间,他考察了四川省铜梁县,并写了《铜梁掠影》《铜梁社会杂景》《从发展工业说到工业合作》《论工业合作》《抗战中庆祝国际合作节》等文章。

铜梁县在重庆西北,是一个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县。沙千里考察铜梁县,是为了开发利用铜梁县的丰富物产资源,来为抗战服务。铜梁地处四川腹地,是抗战的后方。铜梁盛产煤、铁、桐油和纸,可是由于缺乏资金和人才,未能开发。对此,沙千里十分惋惜。他质疑:政府既然提倡工业合作,为什么铜梁不合作呢?他慨叹:在铜梁也有信用合作社成立,我们向农民们调查它的情况,都以为合作社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借款利息依旧高至三分四分。合作社蔑视农民,不相信农民能做到“有借有还”。他还指出:铜梁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应该富,可是实际情形和想象的恰恰相反。不是说没有一个富裕的,“腰缠万贯”的大有人在,可是,大多数的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层层剥削,重重压迫,使农民生活透不过气来。“农民的负担,要七十倍于地主,其数实在惊人!但地主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征粮现在已经征到民国第一百年以外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还有种种捐税摊派,所以地主有时候也难于其为地主。”不过,地主收多出少,还可以把负担转嫁于农民,最倒霉的是农民。因此,合作只是地主的合作,没有农民的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要利用铜梁的富源来为抗战服务,当然也是很困难的了。

沙千里在《从发展工业说到工业合作》一文中大声疾呼:在对日本侵略者拼死抵抗的时候,必须发展农工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指出,抗日战争是决定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还是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一场空前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无疑要依靠几万万大军冲锋陷阵,摧毁敌人。但单靠军事,是不能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单是军事行动,而是包括其他方面的全面行动。“前线的冲锋陷阵,固然是争取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而深处阵后的数千万以至数万万非战斗人员从事于工业农业的生产,都给前线作战以决定性的作用。”“单单数万万的彈药,和数百万大军的被服,就需要后方相等或数倍的人力来努力创造,然后才能使战线上的战斗,不致因为供给断绝,或者因为衣单被薄而斗志的动摇,作战不继,为敌人所乘!”成立救国会政治团体

1939年下半年,救国会组织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定期研究时局和讨论工作。与会者有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张申府、刘清扬、王炳南、张友渔、钱俊瑞、曹孟君、沈兹九等,实际上是救国会的一个核心。

当时的救国会与抗战前不一样。抗战前组织严密,力量集中。“七君子事件”后,特别是南京、上海失守后,救国会人员分散,原来的组织形式解体,于是就产生了“救国会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应该重新考虑救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存在,实质上是要求把国统区的抗日民主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另一种意见是救国会不应自成“政派”,而要去加入国民党,“把它的腐朽势力取而代之”,“让蒋先生放心,争得他的使用”。虽然持这种意见的人很少,但是因为有两种不同意见,而分歧较大,在小范围内引起激烈争论。

沙千里和邹韬奋坚决反对后一种意见,最后因为沈钧儒坚决支持邹韬奋和沙千里的观点,才结束了争论。沈钧儒在这一期间,为了团结原救国会的同志,并促进大后方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沈钧儒经常找沙千里等讨论工作,沙是沈的一大帮手。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共产党、民主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在9月9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提出《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个提案被通过。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借此大做文章,声称要实施宪政,还组织人讨论研究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但后来这些许诺都成了泡影。

在这场宪政运动中,沙千里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当时,沙千里和沈钧儒、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湜等7人,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提出了批评,并写了《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一文。沙千里还单独写了《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等论文。他强调指出:“为要求抗战的胜利,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人民积极来管理自己的共同事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提高人民的权力,使行政的权从属于人民的‘政权,而行政,仅仅行使它的‘治权。这样,中山先生权能分立的主张,既得实现,而胜利的强大的三民主义的国家,也必然涌现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眼前!”

但是,实际上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救国会也因亲共而受到打击。宪政运动已完全消沉。1940年5月初,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竟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指沙千里、沈钧儒和邹韬奋企图于“七七”抗战纪念日在重庆领导暴动;如“七七”不成,在10月10日“双十节”再暴动。显然,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迫害。由于沙千里等及时揭露和斗争,何应钦之流才没有得逞。但是,一大群无辜青年因此而受到牵连,惨遭迫害。

在四川綦江,有个政治部干训团,学生千余人,有的青年被诬指将参与沙千里和邹韬奋领导的暴动,而遭严刑拷问,株连达数百人,最后死伤数十人,造成了很大的冤案。随后,还对邹韬奋创办的各地生活书店,肆意摧残。邹韬奋无法忍受,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出走香港,以示抗议。成立民主政团同盟进一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不仅实行反共,而且压制民主,排斥打击其他抗日党派。一些中间党派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联合起来,经过多次协商,于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但由于民主政团同盟其他发起人对于救国会参加同盟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直到1942年,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成员才加入同盟,民主政团同盟始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

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宪政运动,扩大社会基础,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把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有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爱国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常常受到迫害。《新华日报》也常被撕毁,报童屡遭殴打和逮捕。因此《新华日报》要求法律保护,请沙千里和沈钧儒做法律顾问。他们欣然同意,并建议再增加林亨元、崔国翰两人。于是他们4人担任了新华日报社的法律顾问,并见诸报端。此后,国民党特务为非作歹,抓报童、撕报纸等,沙千里他们就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代表《新华日报》,依据法律提出抗议或交涉,为争取《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进行斗争。

1942年4月,沙千里和沈钧儒联合其他进步律师,成立了平正法律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积极主动地帮助进步文化事业机关、团体为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进行正义的斗争。在这期间,沙千里汇编出版了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战时重要法令,以便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法律依据。

在重庆,沙千里曾与何惧创办工厂,并曾任建国机器厂经理、建成实业公司经理、和春麦粉厂经理等职,与重庆的工商界有一定的联系。当时重庆的不少中、小资本家对“四大家族”的压迫和吞并十分不满,沙千里就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沙千里还组织基层公务员和企业职工讨论物价上涨、生活困难的原因,指明这是和“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掠夺有密切关系。

1944年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重新勃起。沙千里参与发起的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简称“经协”),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组织起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釀,1945年秋,由沙千里、许涤新、罗叔章、胡子婴、杨修范和王寅生等组成核心小组。

10月24日,“经协”筹备会召开座谈会,提出经济民主的九点主张,并于11月5日在《商务日报》上发表。这年冬,“经协”筹备会举行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小型集会。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参加,周恩来讲了话。这次会议对“经协”筹备会的负责人鼓舞很大。

12月23日,“经协”正式成立,推选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通过了章程和《对于当前经济问题之意见》。《意见》批判了国民党腐败的经济制度,并指出:为要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必须政治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军事上保持全国各地之普遍和平,方克有济”。

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在1946年1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后起了不少作用。比如召开系列的座谈会,参加各民主党派组织的民主晚会,团结工商界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经协”总会迁到上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民族矛盾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救国会鉴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5年冬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救国会)。会议制定了新的组织规程和政治纲领。

组织规程规定救国会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新中国”。政治纲领规定:“中国现阶段的历史所课予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外来的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的压迫,因之,其革命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不是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而是经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为基础的联合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民主国家制度,即是建立一个独立平等的人民共和国……”这些表明,救国会已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2月,沙千里从重庆回到上海后,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政治纲领,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1946年初,救国会领导重心逐步移到上海。过去蚁社(1930年10月,曾由上海大学职员、共产党员许德良向学生提议集资办的刊物,定名为《青年之友》。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和特务的破坏下,不得不宣布停刊。刊物停了,但组织并没有散,沙千里与许德良等20余人经过研究,决定在青年之友社的基础上,组织“蚂蚁社”,简称“蚁社”)在上海沦陷时留下来参加益友社的成员,又重新聚集在救国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沙千里和沈钧儒、史良等成为新阶段民主斗争的领导核心。沙千里还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他是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

6月1日,上海市政府实行所谓“警员警管区制”。全市各界十分愤激,中外舆论更一致予以抨击,认为此举乃继保甲制度之后又一新的侵害人民基本自由的措施,将秘密非法的特务活动,转为公开合法,以达到监视人民、钳制人民的目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曾发表《反对警管区制宣言》。沙千里愤慨地指出:“这种事情,假如在东京的法西斯制度下,我们就不必惊奇了,可是我们国家是中华‘民国呀!”

6月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发起,沙千里与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鉴、罗叔章、许广平、周建人、林汉达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沈钧儒马上以救国会负责人的名义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沙千里、王造时、沈志远、徐伯昕、胡子婴等人出席,议决委托潘大述向云南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以谢国人。11月,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伪“国大”。沙千里和沈钧儒、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制定的宪法,也是非法的。

1947年3月,沙千里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莫斯科会议意见书。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盲目地拒绝外国的善意公正的调解。但是倘若有人要假借调解之名而行其偏袒之实,帮助中国扩大并延长内战,以增加中国人民的痛苦,损害中国的独立和荣誉,那就必然要遭遇中国人民的极度憎恨和坚决反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坚决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改正现行的对华政策。”“我们要对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严正地声明,倘使你们能根据前年十二月三外长会议的基础,给予我们以善意公正的调解,使中国内战从早结束,中国人民自然不会加以反对。如其不能,那就请你们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并通过了宣言。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根据这个方针,救国会对当时的时局提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内战、要求保障生存权等四项主张。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些主张,并充满信心地认为,在十年前我们能结成抗战统一阵线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在今后我们必然也能结成民主统一阵线而获得民主的成功!

在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地冲击之下,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政府于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對民盟盟员进行迫害。沙千里和沈钧儒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救国会的活动中心也转移到香港。1948年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沙千里代表史良参加了民盟三中全会,是全会新路线的坚决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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