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中共一大的发起者、筹备者、召集者和组织者

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发起者、筹备者、召集者和组织者,他和夫人王会悟也是同时参加党的一大的唯一一对夫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

李达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从1918年开始的。那时他还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科。这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李达开始留心这方面的消息,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矛头直指苏俄。按照这个协定,日军可以合法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为维护国家尊严,留日学生开会决定罢学归国,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开展救国运动。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達,他们到达北京后立刻与北大学生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取得联系,商定“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5月21日,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多人,聚集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向冯国璋递交了请愿书。“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但是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李达深切感受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这年6月返校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心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为了深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李达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经过刻苦钻研和现实比较,李达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第一,阐发了社会主义的根源和目的。五四运动后,我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那时的社会主义流派很多。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式各样的被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例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对于绝大多数进步青年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但特别希望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身在日本的李达密切关注国内对社会主义的讨论,1919年6月18日、1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连续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李达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百年的发达过程而完成的最进步的历史的组织,它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支配。若果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畴,理解了这些社会关系的编制,同时可以洞察过去一切已经没落了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时,我们又可以理解大众所生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是历史的过渡的暂时的东西,决不是永久不变的东西。它又和它的成立发展曾是必然的一样,它的没落,它的向高级社会的推移,也是必然的。”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必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第二,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的时候,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为了使人们弄清无政府主义的危害,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李达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中,首先论证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两者的区别。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这段话,入木三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资本主义的弊端,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同时对那些仍然幻想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发出了忠告。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目标、采取手段上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时,一些人误读了它,曾经出现对无政府主义的崇拜。李达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产及消费,共产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活。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各人应以财产献出给社会共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认为:“人人都是主权者,没有受政府统治的必要。本来政府这个东西,都是拘束个人的自由,结果不但没有增进个人的幸福,反是有损害的。若拿过去的事实做个证据,那个政府不是暴君污吏残害人的机关么。所以政府一定要废去的,一任个人自由,各人方得完全享受真正的幸福。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全然不承认有‘国家的组织的。他里头虽分急进和渐进两派,目的却都是要打破国家政府的,所以和那社会主义是不相同。在主张社会主义的人,虽然也是不承认现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但是也要设一种代表社会的中央机关,用着他统一社会产业。由这一点看起来,社会主义也是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的是不一样的。”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本质的揭示,廓清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缺陷,从而使人们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坚决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即遭到军阀政府的摧残和禁止,而且引起了一部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对。1920年11月初,张东逊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杂志发表《我们为什么在讲社会主义》《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章,一方面假装赞成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不妨迟迟”,公开宣称“救国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梁启超对张东逊的观点大加赞赏,认为近代中国“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面对改良主义的挑战,李达连续发表《张东逊现原形》《马克思还原》《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驳斥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没有阶级区别,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等谬论。

李达曾经是“实业救国”的拥护者。1912年,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主张”的影响,他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实业救国”,改学理工科。1917年,李达第二次东渡日本,學习理科,曾经觉得“这下不但经济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实业救国的理想也可以实现。入学以后,他刚天亮就起床,晚上11点才睡觉,每天学习12—13个小时。他满以为只要刻苦攻读理工科,就可以达到拯救祖国的目的。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且不说发展实业和科学,就连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也谈不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达后来逐步意识到了这一点”。针对梁启超、张东逊提出的“实业救国”错误主张,李达以自己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革命救国”的心路历程说明:“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李达深刻指出:“若一方面要采用欧美式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固执国家主义来谋本国实业的发展,那就是大大的烦闷了……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就说新兴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

李达还写下《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对梁、张所谓的“实业救国”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第一,联系中国实际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谬论。李达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它也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第二,从理论上痛斥了所谓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观点。李达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即破坏和清除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由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变革。任何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即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这场大论战中,李达和他的战友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一层层剥开梁启超、张东逊等人的伪社会主义面皮,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李达的建党思想

中国共产党建党是以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上海为标志,从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进程。同年8月,李达抱着“寻求革命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达参加。不久,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发起组。同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在与陈独秀商谈党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采用地方分权制问题时发生分歧,李汉俊遂辞去代理书记,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转给李达,李达就接任了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的全面工作。为加速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伐,李达亲自担任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刊的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统一建党思想,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大旗。同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来到中国,与李达、李汉俊晤谈,听取了李达关于上海及其他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报告,认为组党时机已经成熟。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领导工作。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分别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党员,各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大会期间,李达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负责处理大会事务,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他负责解决的。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宣传主任,他首先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接着,他主办了上海平民女学,以期培养妇女运动人才。李达还积极宣传苏俄开展工人运动、推行新经济政策等方面经验,逐渐形成了党创立时期李达的建党思想。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建党先驱们都在思考的一個重大问题。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教训。作为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的第二国际,建立时为适应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和要求,采取了一种以加强国际联系和国际统一行动为主要活动内容,而不是把各国的组织统一在一个集权的机构之下的松散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它的前期的确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和发展,国际劳动节、国际三八妇女节和国际歌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但也使一些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或改良主义的人,或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派别采取调和态度的和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混进组织。在恩格斯逝世后,特别是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改良主义思潮不断蔓延泛滥,绝大多数社会党领袖公开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因此,列宁认为它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第二国际的教训使李达深刻认识到,在建党一开始就要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不能丝毫偏离航向。1920年11月7日,他在《共产党》第一号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一文,回顾第二国际堕落的历史,指出“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成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和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具,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共产党联盟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李达认为:“据《共产党宣言》考察起来,社会革命大概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首先要‘宣传本党的意见目的和趋向,其次是‘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第二是劳工专政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是(一)‘推翻有产阶级权势,(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工作是,‘无产阶级用他的政治优越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这样做去,那全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起来了。”李达关于社会革命三个阶段的划分被后来中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就是成立共产党。为了使早期党员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李达倾注大量精力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在建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李达认为,无产阶级要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必须组织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革命,而要组织广大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作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步调一致,必须有一个核心和堡垒,把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这个核心和堡垒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评第四国际》一文中,他总结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须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可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1871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他断言:“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那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李达旗帜鲜明地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和《评第四国际》等文章中,李达反复强调倘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党就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与敌对阶级争斗的重任。在《马克思还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章中,李达指出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向广大劳动阶级宣传马克思学说。

在党的性质上,李达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因为它有良善能干事的组织,有好的训练,并且有最可贵最有权力的东西——知识”,即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共产党绝对不自私”,也就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在党的组织原则上,李达宣传了列宁关于党应该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原则,指明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以取全体一致作革命的运动,行统一的计划。”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的谬论时,强调无产阶级集中制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将劳动阶级权力集中起来,才免得中资本阶级各个击破的毒计”。它强调党内的选举和讨论,“意见虽或不能划一,但既经多数取决,少数也应该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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