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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下的家运

罗环 曹晖

2017年夏,我们在庐山认识了李汝庆先生。他的祖父李祥卿,曾参与庐山别墅群的修建,他家的“李广记营造厂”比宋子文岳父的“张兴记”还要早得多。20世纪60年代,李汝庆先生还与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结下不解之缘。已经88岁高龄的李汝庆先生,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很好。他告诉我们,他已连续8年从广州来到庐山度夏。在庐山,他领我们去寻访祖父当年留下的遗迹,看合面街他家的旧址,指点“李广记营造厂”当年建造的别墅。在他租住的屋内,李老连续数日讲述了李氏家族起伏跌宕的历史和他奇特的人生际遇。九江是我家的福地

祖父李祥卿,1849年生于广东台山,少时贫穷,跟人学木匠,成年迎娶我祖母时,只能借邻家屋檐搭下的半边小披房成亲。家境虽窘迫,祖父却胸怀大志,他先是背井离乡到南洋闯荡,后返回国内来到上海。

有一件事显示祖父聪明过人。当时上海正在修建外白渡桥,工程遇到一个难题:外白渡桥建在苏州河上,建桥时打下大量木桩需拔掉,由于苏州河淤泥深厚,拔桩十分不易,主持建桥的英国人采纳了一位年轻木工的建议,退潮时在木桩上绑上大油桶,涨潮时借助浮力轻易地拔起木桩。这个年轻木工就是我的祖父。

当时,祖父是上海招商局属下船上的木工,20岁出头,正在寻找发展机会。一天,祖父在船上行走,发现甲板上有一封信,四周无人,不知是谁掉下的。他捡起来好奇地拆开看,原来是一封推荐信,内容是介绍一个名叫李广的人到九江给外国人建房子。祖父心里揣度:我姓李,又是广东人,何不去九江看看呢?他决心一下,立即拿着这封信动身前往九江,这次行动改变了祖父命运,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联系人,自称李广,顺利地通过试工,承揽下工程活,接着开办了李广记营造厂。

当时九江已被辟为英租界,正在大兴土木,李广记营造厂专给外国人做房子。祖父精明灵活,又见过大世面,做出来的活质量过硬,价格实惠,很快李广记声誉鹊起,订单不断,九江成了祖父发迹的福地。那时九江上游的汉口、下游的芜湖都有外国租界,祖父的生意顺风顺水扩展到了那里。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德立在庐山成立牯岭公司,开发别墅,李广记营造厂也上了庐山,建了不少庐山别墅。现在的柏樹路5号,就是李广记营造厂建的,在罗时叙先生编写的《庐山别墅大观》里有记载。

民国初年,经人介绍,祖父受聘英商汉口汇丰银行首任买办。汇丰银行各部门负责人多由外籍高级职员担任,但买办间由华人买办管理,主要办理现金收付和行庄票据收兑。由于汇丰银行所收款项是次日上解,因此李家始终拥有汉口汇丰银行一天包括江汉关税银在内的全部资金,这笔巨额资金为李家生意大进大出提供了条件。此间祖父还担任了海通银行买办、汉口广东银行司库等。随着李家转入金融行业,九江已负盛名的李广记营造厂逐渐停业。

祖父爱置房产,在九江、庐山、芜湖、汉口都有大片的家产。九江的房屋位于湓浦路上,建有十栋楼房,取名“龙江里”,还购买了一座俄罗斯砖茶厂,共有房产5500平方米。庐山的房产位于合面街最繁华的地段,临街一栋石砌两层楼房,下面是一字排开的六间门面,连同楼后两栋别墅,自家编序1-8号。大楼的二层与楼后的别墅住人,每年夏季李家老老少少乘轿上山避暑,就住在这里。芜湖临江闹市区有祖父建造的“长安里”,还购置了大量店面。汉口街最热闹的区段矗立着祖父修建的四层大楼“李积福堂”,家人称“汉口大屋”,大楼旁建“荣昌北里”,均是连绵成片的二层店面。

祖父交游广泛,辛亥革命时期,资助过在九江闹革命的林森、吴铁城,后来他们对我们家人有不少关照。抗战时期,我三哥李汝超大学毕业,父亲让他到重庆去找林森。林森当时已是国民政府主席,他念及旧情,也十分喜爱我三哥的一表人才,特别是三哥名字中的“超”与他的号一样(林森,字长仁,号子超)都有一个“超”字,他用寿款资助我三哥赴美留学。我五哥1942年大学毕业,写信给林森谋求职业,林森立即叫秘书回信,帮助安排工作。

何香凝曾住我家。1927年夏,蒋汪合流,汪精卫叛变革命,何香凝愤而离开武汉来到庐山,广东银行经理陈应莲(字仲璧)在我家接待何香凝。汪精卫派两人携巨款上山,到我家企图拉拢何香凝,被何当众大声斥责,装钱的箱子也被扔出门外。这次何香凝与陈经理家人在长冲河旁合影留有照片,陈经理的儿子现已90多岁,与我有来往。他把照片复制给我,我转赠给了美庐博物馆,博物馆立即展出了这张珍贵照片,并回赠我一套蒋氏瓷器餐具和五年免费参观劵。

祖父家乡观念重。那时广东在外谋生的人不少,喜欢聚集而居,互相往来以广东人自豪。祖父八个儿子找的全是广东媳妇。二伯父病重,祖父从广东找来一个女孩给他结婚冲喜,未等圆房二伯父就死了。祖父很伤心,准备将这个儿媳当女儿嫁出去,但她坚决不离开我们家,于是祖父在广东老家为我的这位二伯母立了贞节牌坊,并给她抱养了个儿子。儿子长大,祖父送他去国外留学,岂料染上肺病,回国不久就病故了。二伯母悲叹自己命太硬,把保姆当作养女,一直在庐山居住,活到97岁,故后葬在庐山。

1935年,祖父在汉口去世,享年86岁。在这之前,祖父在庐山脚下的威家买了一大片山林做坟地,又买下一些邻近的田地,供看坟人免费租种。祖父出殡时,开道幡为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成亲书,至交皆乘马车,逶迤数里,棺椁自武汉运至威家落土下葬,沿途路祭不断。

祖母蔡太夫人,与祖父同为广东台山人,婚前算命先生称有“旺夫益子”之命。婚后祖母治家有方,善良、勤俭,是祖父的贤内助,深受儿孙与亲友的爱戴和尊敬。她晚年一直居住在庐山,抗战时期病故,安葬庐山土坝岭。

自祖父起,我们家就与九江结下难解之缘。母亲非常喜欢庐山,直到年老瘫痪,坐轮椅还要上山。五哥出生在九江,一生命运多舛,为国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是享有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去年98岁在杭州离世。我们按照他的遗嘱归葬九江,用不锈钢小棺盛上他的骨灰,沉入浔阳江底。日寇战火摧毁了我家

祖父80岁时我出生,名字里的庆字,就是祝贺祖父80大寿,在30多个孙辈中排行最小。

那时,我们一到暑期就会跟随大人乘坐轿子上庐山,上山后买个大草帽,拿根拐棍四处游玩。小时候,长冲河里的水是可以直接挑回家吃的,那时有一个职业叫挑水工。我们小孩子经常去河里捞鱼摸虾捉小螃蟹,有趣得很。

庐山我家楼下的六间门面,全租给人家做生意。有一家是开照相馆的,招牌叫“真光”,至今很多人家保存的庐山老照片都有“真光”字样。还有一家面包房,整日弥漫着烤面包的香味,十分诱人,我们家人平时买面包只需记个账,最后归总抵房租。我们最喜欢去王家坡游玩,路好走,风光美,有双瀑,瀑下深潭可游泳,当年王家坡是很出名的景点,上庐山的人都会慕名前往。

都洋人卖的冰淇淋令我记忆深刻。都洋人很会做生意,在庐山名气很大,他们家有冰窖。当年做冰淇淋全是手工操作,他们在装冰块的大木桶里安装一个带漏孔的铁球,将牛奶和糖放进铁球,用手柄摇动铁球,牛奶与糖融合着从铁球漏孔中出来,与木桶里磨碎的冰碴混合,就是好吃的冰淇淋。为了降低温度,木桶里的冰块加了盐。

夏季的庐山很热闹。合面街是最繁华的商业街,从合面街到河南路口是单面街。河南路口对面,现在的振豪超市,原是赫赫有名的胡金芳大旅社,门面后背的一大片房屋也属于它。观光客多选择在这里住,临街近,方便。当年的胡金芳大旅社声名远播,生意远胜于仙岩饭店。

那时,庐山是外国人的天下,山上至少有几千外国人,他们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合面街我家(现邮局)东侧墙基石为界,下坡即是英租界,芦林湖一带是俄租界,河南路上下是美租界。

从合面街走往东谷,迎面可见一个巨大的温度计竖立在马路对面,上面即时显示庐山温度。到庐山的人,站在街口就能看见这个温度计,可见外国人很善于营销。大约是1986年夏天,我因工作上庐山,曾写信给庐山管理局负责人,建议恢复温度计,没有回音。

我六岁时祖父去世,这时家境已开始走下坡路。接替祖父管家的四伯父猝然去世,买办的职务也丢了,仅剩下房产。尽管这样,分家时,我们每个家庭成员,每月仍可分到80块银洋的生活费,要知道当时一个保姆的月工资才两块银洋。我们暑期仍然可以乘轿子上庐山。

日寇侵华战火彻底摧毁了我們家。1938年夏,日本人围住庐山,祖母和不少家人都在山上。日机轰炸,我就跟着大人,沿着屋旁的松树路跑往租界躲藏。一天,我三伯父突然被守卫庐山的国民党军队扣住,索要了300块银洋才放回来,他们以这种方式筹集军饷。庐山待不下去了,我们家人开始四处逃散。

日本人占领芜湖,强占我家房屋做操场,练兵,养马,他们用绳子绑住我家房梁,另一头系在汽车上,车一开房子就垮塌了。日军围攻九江,发生激烈的巷战,反复拉锯,我家龙江里房屋悉数被毁。武汉沦陷后,日军将汉口大屋辟为医院,战火中全被炸平。

父亲排行老五,重道德品质,喜欢看《曾国藩家书》,重视子女教育,对我们影响很深。抗战时安排家人疏散,父亲既考虑自己的家室,也考虑兄弟的眷属。我的九叔病故,他的家人子女就是父亲安置的。那时期,我的哥哥们一个个长大,没有一个替日本人做事。

战乱时期,父亲把工厂迁到武昌区法租界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没收了英法美等租界的全部资产,我父亲的企业落在汪伪政权手中,家中生活来源断绝。父亲经常与老乡躲在一边听收音机短波,盼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他没能看到这一天。生活的苦难摧残父亲的健康,他的肺病日渐严重。

1944年底,为逃避武汉大轰炸,全家躲到乡下父亲的朋友家。农历腊月小年这一天,父亲自知挺不过去了,嘱咐家人将他移至小柴房里。当时,姐姐告诉他,汉口大屋被炸毁了。她问父亲:“哪里难过?”父亲回答:“年难过!”父亲死前清醒,不言不语,所有苦难都压在心里,就在小年这天咽的气。

我恨透了日本人。教会学校本来全是学英语、法语,日本人来了,非要我们学日语,教我们的老师就是日军翻译官,经常打我们。我一生只打过一次人。抗战胜利后,我邀了三个最要好的同学,在大街上对着迎面来的一个日本兵,走上去狠狠地搧了他个耳光。

我在庐山亲眼见到蒋介石。1947年夏天,我坐在牯岭街家中二楼窗前,见蒋介石从东谷过来,他披一件黑色斗篷,有几个便衣警卫跟随,沿台阶走上来,经过我家门前,没有前呼后拥,也没人在意。我心里恨恨的,觉得就是这个人,把中国搞得一团糟。与王震将军结缘

1949年春,母亲带我到香港投奔二哥。这年我20岁,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二哥要我留在香港帮他做生意,美国的三哥希望我去他那读大学,而我自认为前途在大陆。

这年7月我高中毕业,8月即回大陆,在上海报考华东军政大学,9月即被录取,15日正式入伍。

华东军政大学在南京。我短训班毕业又进了政教班,毕业后先后在部队文工团、校俱乐部、图书馆工作,有时还被抽调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查账。无论干什么,我都想办法出色完成任务,因此荣立三等功,升到正排级,当选团支部宣传委员。

我一帆风顺,一点也没想到会有厄运降临。同宿舍好友反映:李汝庆早晨唱东方红,不是唱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而是人民大舅子。组织上立即找我核实,其实真没这事,我相信党组织会公正处理,所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党坦白。半年过去了,没想到处分决定是遣送回家!更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海外关系”与香港“特嫌”成了一直笼罩在我头上的阴影。

部队派两名战士押送我回武汉,到当地公安部门报到。我没有告诉家人真情,悄悄取下挂在门上“军属之家”的牌子。家人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可我必须面对的是:出路何在?我决定报考大学,学一技之长,为社会所用。

1956年我考入江西农学院兽医系。同学们都以为我是调干生,其实我属于社会青年考进来的。进大学后,成绩差的同学,我主动帮助补习;文艺演出,我是导演;学校演讲,我总是第一名。第一学年选班干部,我是众望所归的班主席,还是学校文艺组组长,校广播站播音员。学校组织上庐山,我快乐地当起了导游,带领着同学们游遍庐山,从含鄱口至观音桥,来回都是步行。我对庐山景点及行走线路了如指掌,令同学们十分佩服。

我暗自庆幸,跌了个大跟头又起来了。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我被定为“中右”。1959年反“右倾”,我是重点批判对象。大学毕业,班上相当一部分同学留校继续深造,只有我一人分配至基层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又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此时的我,心灰意冷,几乎绝望了。我后悔当初没有留在香港,后悔不该结婚拖累妻女。

我是学畜牧兽医的,但有人说我会搞破坏,连养猪的活都不让我干。一天,养母猪的饲养员病了,叫我临时顶班。正在打扫猪栏时,场领导陪同一位60多岁的人来看猪。当时我觉得这位干瘦长者和蔼可亲,说起话来特别有精神。他问我母猪一年生几窝?每窝大概有多少小猪?断奶时有多重?我确切地告诉他:在正常年景,我们这个猪场年平均每头母猪产仔1.8头,产仔成活9.6头,哺育率为92%,60日龄头重约20市斤。接着,他又问了饲养管理和品种改良等问题。我不敢含糊,凭这几年的实践经验,一一作答。

显然,来人看出我不是个普通饲养员,离开猪场时,即向陪同人员了解我的情况。那时,我还以为他是省里来检查畜牧工作的领导,做梦都没想到他就是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

两天后,场里通知我到总场会议室去。那个时期,像我这样的人从不“乱说乱动”,习惯了叫干啥从不问究竟。我到总场会议室后被安排在门外等候,不一会听见里面叫我。刚跨进门,就听见坐在中间的王部长对我大声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我恍若梦中,一时没明白过来。只听王部长又当着满会议室的干部对我大声说:海外关系要划清思想界限,要好好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我们党要发展生产造福人民,红星的畜牧业要大发展,要用人!现在你坐下来一起开会。

三年多来,我只参加过批斗会,只有站或跪的份,现在突然叫坐下来讨论工作,思绪無法集中,感情不能自已,糊里糊涂坐了两个小时。散会后,王老把我叫到身边,一边走出会场一边询问我妻子、孩子的情况,还主动与我握别。

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妻子见状不知所措,等我说明来龙去脉,她也哭了起来,这是激动的泪水。我得救了,我们全家都得救了!

我逐渐恢复了工作,王部长一直器重信任我。王震部长是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到江西调研的,至1971年9月奉命回京,其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出席了1970年在九江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来江西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红星垦殖场蹲点调研。

王老常说:我就是对农牧业感兴趣。他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很注意学习,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颇具专家水平。走进王部长的书房,他收藏的有关农牧业政策、技术方面的书籍,满满几大柜。1971年他赠我十几本大学程度的专业书,有些书上有很多他亲笔勾画的批注和校释。

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畜牧工作愈加认真。一次他从福建引进一种红心薯(学名标心红)代替胜利百号老品种喂猪,我就养猪实验对比,提供精确数据。还有一次,他从九江的都昌县带回很多蚌壳,准备磨成粉掺在猪饲料里,他找几个人琢磨这事,问谁知道其中的含钙量,有一个兽医说百分之零点几,我回答是30%。王部长肯定我是对的,他事先已经研究过。

王震旧居前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夏天他喜欢叫我去那儿聊天,这也许和我的见识有关。比如,他说了一个喝咖啡的故事。长征途中王稼祥想喝咖啡,哪儿找呢?傅连暲就敲破几支咖啡因冲水给他喝。王老说完这个故事仰天大笑,只有我跟着他笑起来,其他人不知道咖啡和咖啡因是什么。王部长到过苏联,说奶酪是炊司(俄语),别人不懂我懂。

王震离开红星回北京后,多次叫我去北京,或是介绍我去学习,或是陪同他考察,或是出席专业会议。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会上,他会点名叫我到台上讲解畜牧业的专业问题。王老不止一次地说:“我在红星交了三个朋友,一个农民,一个老干部,一个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我。

我的兄嫂是美国华侨,王老多次让我转致问候。1986年4月26日,王老夫妇给我兄嫂一信,里面提到我:“李汝庆同志与我们相处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汝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蒙受不白之冤,惨遭“四人帮”之迫害,但他始终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发展祖国畜牧实业而积极工作。红星农场能发展到现有水平,实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我66岁时,从红星企业集团总畜牧兽医师的位置上离休,定居广州。2008年,王震100周年诞辰纪念,他的孙女带着电视台专门到广州采访我,邀请我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纪念会。

王震副主席是一位中外闻名、已载入史册的伟人,他却视我——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为朋友。这是我此生最为难得、最为珍贵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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