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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较早提出建立共产党主张的人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贡献,他较早地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最早主持一大筹备工作,并起草了党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董必武等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之路,董必武曾称“李汉俊同志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李汉俊的帮助下,党的一大在其胞兄李书城的私宅中召开,在会议转场时,李汉俊以智慧保证了会议代表的安全。后来李汉俊虽然脱党了,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国民党杀害。

围绕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

李汉俊幼年时期就受到来自父亲的爱国主义的熏陶。父亲李金山曾是一个贫穷的书生,38岁才中得秀才。由于长子李书麟早丧,李金山把全部希望寄托李汉俊、李书城身上,希望儿子们努力读书,长大以后在军事、工商业等方面有所成就。李金山曾给李汉俊讲述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在父亲启蒙下,李汉俊懂得了我们国家正在饱受外国侵略的屈辱,国运渐渐衰弱,要振兴中华,民族富强,必须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有了本事,才能唤醒民众,起来革命,拯救中国的道理。

那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早已得到传播,1898年10月,日本就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先进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杨鲍安等最初都是从日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1904年,14岁的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一起东渡日本留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放弃工科学习,转而研究社会科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8年6月,国内报刊揭露日本和北洋军阀段褀瑞政府缔结了“中日军事协定”,中国准许日本从东三省出兵进攻西伯利亚,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李汉俊和杜国庠、何公敢、黄日葵等人发起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他和李达、黄日葵等人于1918年12月返回祖国,分赴北京、上海、四川从事救国活动,虽然罢课运动没有成功,但对于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一定影响和推动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李汉俊提出的方案就是:走苏俄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李汉俊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旗帜将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1920年9月,他翻译了马尔西著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年4月,在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李汉俊担任该书的校对,为该书的顺利出版作出重要贡献。李汉俊还领导了中共早期第一个公开的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先后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阶级争斗》(恽代英译)、《社会主义史》(李季译)、《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等革命书籍。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共同创办中共早期组织的第一种刊物——《劳动界》周刊,通过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带头撰写理论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就以李溯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 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这些宣传在共产国际中产生重要影响。192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致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其中,盛赞了李汉俊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指出:“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批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即李汉俊任主编的《劳动界》——引者注)创刊号。”“《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汉俊)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所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出。”这说明李汉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在了早期党员的前面,其影响力已远近闻名,受到苏俄的重视和关注。

李汉俊发表的这些文章的鲜明特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11号发表《怎么样进化?》一文,这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剖析社会发展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李汉俊运用唯物史观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他指出,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垄断了交易市场,必然破坏生产力,造成经济的“大恐慌”,“我们把从古至今的进化历史研究起来,再追寻近代的文明和罪恶的根源”,便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必然由发达到崩坏。创造物质财富的是劳动者,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应该给那些做工的人。1920年1月,李汉俊又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6号发表《改造要全部改造》——致董必武的长信,该信用唯物史观剖析中国社会与教育黑暗的根本原因,阐释了自己对改造中国的设想,回答了董必武对中国现实的一些疑问。他提出教育与社会黑暗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湖北教育之所以糟,是因为整个社会糟的缘故。“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在李汉俊的帮助下,董必武的世界观有了很大转变,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否定旧的自我,从一个寒素之士转变成了一個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后来回忆这段往事,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1月,李汉俊发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这是一篇在我国唯物史观传播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章,文章开篇指出:“唯物史观是马格斯(Marx)社会主义底基础;不能了解他底唯物史观,就不能了解他底主义;误解了他底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主义。”首先,李汉俊第一次将唯物史观的彻底唯物主义与自觉的辩证法打通为一。此前,人们只注重唯物史观的物质本体论(即彻底的唯物论),而没有看到它的辩证方法论原则。李汉俊在文章中指出唯物史观彰显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终结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德国哲学,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去。它很“巧妙”地将黑格尔哲学里面的辩证法的“思索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观察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哲学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其次,李汉俊用辩证的思想剖析近代唯物主义,指出近代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但他们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再次,李汉俊在文章中强调辩证法是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他指出经济、环境产生意志、思想,“人底力量、人底行为,都是由人底意志出发,思想就是这意志底表现”。新的生产工具出现,新的生产力出现,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力,产生新思想、新知识、新信仰。新思想是“革命的要素”,被支配的阶级为新思想所动,而加入革命军。经济越落后,越是需要“新主义、新思想”以启蒙,这样落后的国家才能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文章特别强调在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传播马克思“新主义、新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这样,李汉俊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体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中国救亡运动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

李汉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分析。最初的集中成果是1922年1月1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首先,李汉俊运用唯物史观初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先进生产工具、新式生产技术以及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崩坏。“机械工业正在征服手工业,新式交通机关正在征服旧式交通机关,君主立宪主义曾征服了笼统的保皇主义,第三阶级民主主义曾征服君主立宪主义,民主派曾征服了洪宪和复辟,第三阶级曾征服了贵族阶级,新文学正在征服旧文学,爱国主义正在征服卖国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征服资本主义。”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体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我们“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必要”。这些分析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国情与欧美国家不同,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亦不同,为中共日后正确判断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性质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其次,对中国资产阶级取得新认识。李汉俊指出:中国本应该随着世界的进化,发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要与封建贵族争斗,以期推翻封建制度”。但由于多国帝国主义要掠夺中国的市场,“于是中国的资本阶级又与世界的资本阶级在中国市场发生了争夺战。世界底资本阶级要制服中国底资本阶级,就要去帮助中国底封建贵族,妨碍中国底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李汉俊由此得了结论:中国乱源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市场,中国封建阶级本来应该倒台,但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似倒而不倒”;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应该获得政权,但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贵族的压迫下,“似得而终不得,终陷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以往共产党人将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均看成是强盗阶级,李汉俊能有这样的认识,表明他对中国革命同盟者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以及世界近代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李汉俊认定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近代文明和罪恶的根源”,中国如要赶上世界进步的步伐,就只有走俄国式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日本知名作家芥川龙之在《芥川龙之全集》第五卷中曾回忆1920年他与李汉俊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讨论。芥川龙之写道:“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当今中国该走什么路?李汉俊打开了话匣子:‘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复辟帝制,也不是走西方的民主共和,这两种政治变革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一条路。”

围绕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中国,提出了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曾出现各种流派,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资本主义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流派,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李汉俊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合理最完全的体系”,他明确表示:“我是绝对承受马格斯主义底体系的。”1920年上半年,李汉俊在《星期评论》第51、第52、第53号上发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的长文,详细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一国际12年的历史,李汉俊着重阐述了三点:一是关于所有制。第一国际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将土地、矿山、铁路等生产资料国有化,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即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二是关于政治斗争。马克思提出了“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的著名论断。三是关于马克思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有秩序地政治占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巴枯宁则主张,“是要破坏国家那个东西以实现共产主义”。对第二国际自1889年至1914年的历史,李汉俊既介绍了在恩格斯领导下,第二国际取得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每年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提出“成年者应得选举权”“劳动者底自治权”“妇女解放”“反对殖民政策”“土地国有”“废海军,代以民军”等主要成果,也介绍了恩格斯逝世后,特别是欧战时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违背了“非战”的决议,反而帮助资产阶级去从事国际战争,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使第二国际几同无形消失的历史教训。对第三国际的历史,李汉俊着重介绍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俄国的过程。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介绍,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才会胜利,背离马克思主义,就会走上邪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它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論证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路明灯之后,李汉俊又开始研究它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对于资本主义,1920年5月1日,李汉俊为《星期评论》出版了国际劳动节纪念号,并发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李汉俊阐述了资本家是怎样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他指出,资本家如强盗一样,他们的财富是从工人、农民手里抢来的。不同之处是资本家“用制度的势力去抢”,而强盗是凭“个人腕力去抢”。所以,“资本家是强盗,资本家阶级是强盗阶级”。“社会上所有的不平、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痛苦,无一桩不是基于这个强盗阶级底存在”。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提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与教育,张东荪受其影响,写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认为当前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贫乏,当务之急是增强富力,即发展资本主义。李汉俊立即发起了对张东荪的批判。他在《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一文中,建议“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底内容、劳动问题真相,拿来加一番研究。如果外国是因这些问题得了幸福,我们就努力学效他,如果外国是因为这些问题受过困苦的,我们就要设法避免他……一方面再把这回罢工事件底内容也拿来研究一下……”李汉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贫乏,贫乏只是现象。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就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图谋占领的市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成了中国的乱源。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压迫掠夺中国,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

针对张东荪称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没有资本家,主要还是发展实业为要,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李汉俊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存在,在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以国家武力,强迫着和中国人做交易,强迫着中国人帮助制造资本家的特权。中国自从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是有了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架构也在中国运行,其阶级价值规律也就发生作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东荪的所谓发展实业,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要主张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靠掠夺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发财致富,他们绝不会发慈悲,让工人阶级过上人的生活。张东荪应该跑到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睁开眼睛看一下无产阶级的苦难生活。由此,李汉俊认为,中国不是不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掠夺下,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不起来。

那么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下实现?李汉俊的回答也是肯定的。1922年元旦,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一文,指出:“我们要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自然要努力使中国赶快进化到社会主义。但要现在的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还是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呢?还是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直接就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呢?我对这个问题,可以作答案说: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呢?李汉俊接着说,“社会主义是要物质的条件完备才能实现”,这话是不错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也知道在物质的条件没有完备之前,完全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实现的”,“但铲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向社会主义自由进化的制度,建设一切足以促进中国向社会主义自由进化的制度,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李汉俊举例说:我们现在是要把一切政权、教育权,都移到有益于社会之劳动的阶级,收大计划的产业为公有;限制一般资本家自由掠夺劳动者;使劳动者有团结权;普及不收费的教育机关,使一切劳动者及其子女皆受教育;并排除一切足以妨碍社会主义实现的思想,专授以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的一切思想,授劳动者以发表思想的自由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能够急速广布,“这些是不待物质条件底完备,都可以作得到的。至于完全社会主义的状态,以及完全社会主义的制度,自然是要待物质的条件完备,才能实现;我们现在不过是要在这新状态之下,使这条件完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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