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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时期共产党人的初心解读

王相坤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论“初心”

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 1919年5月4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們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 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希望享受人类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吗?但是,他们在能够进入战士的行列之前,需要你们的帮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人老早就听到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能起来响应。要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谁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主义者还很少。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来到了俄国。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学生,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他们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工人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 中国工人遭受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本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的工人,比起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来,觉悟程度高得多。可以预期,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我们对城市工人是非常关注的。至于中国的手工业者的境遇,则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会越来越坏。对他们将来的生存问题,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瞿秋白 《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1月)

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 中国人民按其心理状态来说是酷爱和平的,他时刻准备和那些愿为共同利益而改善国际局势的人民友好相处,而同那些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意图的人们进行斗争。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

——瞿秋白 《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1921年2月)

专家解读: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唯一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曾经担任过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烈士,也是一位多次聆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党的创立时期,他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时的动人场景,主张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最早接触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最早提出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他最早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观,他是第一个写出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作品的新文学工作者,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从主张渐进改良到坚信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出生的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的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身成仁而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面对革命后国家景况依旧,社会越来越糟的严酷现实,正在江苏常州中学读书的瞿秋白精神上陷入极度痛苦,几年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回顾此时的心情时写道:1911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50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大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竞顺流忘返,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

在黑暗生活下,瞿秋白尽管饱受煎熬,有时也稍有消沉,但没有停止过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告诉儿时的朋友说:“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入手。”

为铲除人间不平,1917年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积极参加街头宣传,并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7日,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178名参加示威游行的青年学生,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成的拘留所。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日,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又被警察厅逮捕,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全部请愿代表又被释放。据李子宽回忆,“五四运动起,秋白被推为俄专学生代表,与各校联系活动。张太雷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屡次来京,旧雨重逢,与秋白过从甚密……就我所得印象,秋白思想之转变得力于此一阶段。太雷掖进之力应不在少。我之发现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亦即在此时间……一日秋白问我:北大政治系亦研究社会主义否,我答以仅偶尔提到……秋白谓‘应该研究一下”。

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与郑振铎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杂志,鼓吹将中国改造成德谟克拉西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其发刊词指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这时的瞿秋白虽然与五四运动前相比,学到了一些新知识,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但他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关于改造中国的设想难免有些幼稚,在当时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教育救国的。

此后,瞿秋白開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瞿秋白利用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提供的资料,分析美国宗教新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写下《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认为:“我们做新村运动是研究社会主义的试验,是要全世界的无强权的无阶级的社会实现……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我想这或者是较普遍的较易的进步的办法。不至于像办新村办不好,仅仅是新式理想的‘桃源。”这是瞿秋白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问题。3月,在李大钊的组织指导下,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4月,《新社会》第17、第18、第19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与消亡的学说。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表明他开始否定自己以前服膺的所谓教育救国论的唯心思想,标志着他开始由一个改良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篇题为《“我”》的短文中,瞿秋白这样吐露自己的心声:“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在苏俄帮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别赴英、美、法、德、俄等国。为选拔派驻记者,两报发表“共同启事”,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选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瞿秋白立即报名,被北京《晨报》录取,到莫斯科履行该报驻苏俄特派记者之职。

为什么要远赴莫斯科呢?临行前他向送行的朋友倾诉自己多日的思考: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我现在有了我的俄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以(《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就这样,瞿秋白从天津踏上北去的列车经长春、哈尔滨于1921年1月25日抵达莫斯科。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感耳目一新,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死沉沉的严冬的幕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体察到苏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瞿秋白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到达莫斯科10天后,正值全俄华工大会召开,从俄罗斯各地来到这里参加大会的华工代表近200人,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即兴讲话,介绍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激起了与会华工的爱国热情。

研究俄国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俄国社会,需要从研究俄国文化入手。瞿秋白对研究俄国文化饶有兴趣,特意参观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告诉瞿秋白一行,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苏俄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都想来研究。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解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革命胜利之初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正确的,它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但在1920年底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继续加强,引起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老百姓的不满。农民苦不堪言,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这一严峻形势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认真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会议认为,在战争已经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已经没有必要把因帝国主义列强封锁而造成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保持下去了。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实行的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而应该用粮食税代替它,使得农民有可能自由处理他们自己生产的部分余粮,活跃商品流通,改善城乡供给,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后来被概括为新经济政策的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次大会是“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其标志之一是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即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和发展商品流通,适当利用外国资本,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会刚一结束,瞿秋白就写了长达3万余字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在北京《晨报》连载了27次。文中称赞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热情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

从苏俄的发展变化,瞿秋白想到自己的祖国,在文中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一用心”,考虑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说,对于中国,“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啊”!这期间,瞿秋白发表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意在通过真实地介绍苏俄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的现实情况,唤醒中国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信念,走苏俄之路,改造中国才有希望。1921年2月27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发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详尽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境遇,指出,“中国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的人民由野蛮的军阀和卑鄙的官僚統治着,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而只是考虑自己的私利。在中国由于军阀官僚的压迫,不仅无产阶级,甚至知识分子也蒙受难以描述的苦难”。瞿秋白认真分析世界革命形势,认为美国人“鼓吹的国际联盟,对落后黑暗的中国是毫无帮助的”,而苏俄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性质,而且具有国际主义性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幸福。你们说过:‘世界应当属于劳动者。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觉醒起来”。瞿秋白特别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希望享受人类的幸福,难道不应该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吗?但是,他们在能够进入战士的行列之前,需要你们的帮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人老早就听到了,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能起来响应。要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处于恶劣的环境,但是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谁能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但是目前在中国,社会主义者还很少。可以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因此,我们来到了俄国。我们当中,大多数是学生,都真诚地希望为人类服务,他们来俄国学习,为的是使自己回国后能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帮助。”瞿秋白期望在苏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是在苏俄期间基于对社会主义苏俄现实考察得出的,它表明瞿秋白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彻底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同行的上海《时事新报》记者俞颂华、北京《晨报》记者李宗武的赞同,三人联名在苏联《消息报》刊登中国记者《致俄国工人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盛赞“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卡尔·马克思在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天才学说里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你们正是根据他的学说在建设自己的社会……你们——俄国的无产阶级是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的第一批继承者和传播者,你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正在首先实现这光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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