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图书馆建设思想及其 实践

周恩来在领导新中国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作为文化建设重要方面的图书馆建设,并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以及促进中外图书交流上,都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图书馆建设思想

(一)图书馆的性质、地位与功能。图书馆是党的文化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家邓衍林时指出:“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p159这就准确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性质。

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所以,图书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居于重要地位。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云南大学视察时,发现该校图书馆馆舍狭小,就说:“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2]后来他在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舍时也说过:“北大要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这是我们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3]p336

图书馆的功能是对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重要条件。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4]p186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再次指出:“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还应该及时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地改善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并且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5] 1958年8月,他在和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指出:“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迅速整理科技资料为科研服务,系统整理县志中的有用资料”[1]p159 ,以备科研之需。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作出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的报告。1956年底,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要求图书馆加强配合科学研究的服务工作。图书馆在紧密配合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本身的规模也得到较快发展,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由1955年的96所增加到1957年的400所,高等学校图书馆由194所增加到229所,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由56所增加到201所[6]。

(二)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文化繁荣和技术革命服务。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出发,规定了图书馆的基本任务。1958年8月,他在和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图书馆事业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图书馆要在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中起尖兵作用,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1]p159。1956年秋,他在视察云南省图书馆时召集的两次座谈会上,也曾强调: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6] 。1971年4月,周恩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明确提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2]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全面概括了我国图书馆的基本任务,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对图书馆如何搞好具体的服务工作,也提出重要思想。他曾指出:“图书馆的工作不光是收藏图书,主要是把图书广泛地流通起来。”“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要做到‘古为今用”。对于国内外最新出版的科技资料,他提出“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他强调指出:“这项繁重的资料整理工作,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务之急。” [6]

(三)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与办馆道路。周恩来在强调图书馆要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同时,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要加强工厂、农村等基层图书馆以及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图书馆的建设。1958年秋,他同邓衍林谈到:“图书馆事业不要光着眼于城市,还要深入农村和工厂,使之遍地开花。要把书送下乡,送到工厂,使图书广泛地流通起来。”[1]p159—160在谈到如何发展基层图书馆时,他强调办好基层图书馆必须面向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集体力量,要从读者中培养积极分子,逐步使他们成为基层图书馆的骨干。1955年4月,周恩来在视察云南大学时,看到图书馆比较狭小,提出:“云南少数民族这样多,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要为边疆的研究提供条件。”[6]周恩来的这些指示,对促进我国基层图书馆、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图书馆的发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给图书馆指明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办馆方向和依靠群众力量办馆的正确道路。一年后,云南大学建起了新的图书馆。图书馆系统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广泛开展图书流通,采取有力措施送书下厂下乡,为生产第一线的工农群众服务,科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馆积极为科学研究服务。1957年,中国出现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而且健康稳定地发展。

二、图书馆建设实践

(一)关心图书馆工作人员和重视馆舍建设。图书馆建设要以人为本。周恩来在视察各地图书馆时,接见过许多图书馆工作者。他曾三次会见北大图书馆学系的邓衍林教授,就图书馆的发展作了亲切交谈。1958年5月28日,他认真详细看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书库、文科参考阅览室、系资料室等,每到一处,都主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亲切握手、交谈。1970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听取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情况汇报时指出:“故宫内要住人专门管理、维修,以保存好文物、房屋。故宫建筑不像古希腊石头建筑,是木制的,容易坏。因此,要给部队同志讲清楚,切实加以保护。”[7]p366周恩来不仅谈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而且总会问起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情况,鼓励大家做好工作。

周恩来还对国内不少图书馆的馆舍建设作过专门指示,对国家图书馆自然尤为关心。1972年,当他得知北京图书馆馆藏书超过书库容量的情况后,即刻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位于北图西侧的两座楼房先交付北图使用,同时觅址筹建新馆。1973年10月,北圖将就地扩建的方案上报,周恩来批示:“这样做不能一劳永逸,原馆保留不动,可在城外找个地方另建新馆,解决一劳永逸。”[2] 1975年,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亲自审批了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拟定的新馆建设方案,并对新馆的楼层、高度等作了非常具体的批注。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为我国的图书馆建设呕心沥血。北京图书馆新馆1987年建成,并由邓小平题写了馆名,无论建筑面积和藏书量及自动化程度都是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云南大学的图书馆也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建成的。

(二)保护我国文化典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了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和大批珍贵文献免遭破坏或流失。1948年6月20日,华东野战军占领开封后,周恩来给粟裕电报,要求对河南大学、各中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应加强保护。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前夕,周恩来指示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宁波天一阁和吴兴嘉业堂的馆舍与藏书,使这两处古老的私人图书馆和大量珍贵古籍完好无缺回到人民手中。1950年5月,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为防止我国珍贵历史文献流出到国外起到了重要作用。1955年和1956年,香港一位藏书家要出卖一批珍贵的善本古籍,已有外国人正准备收购。周恩来得知后,便立即责成文化部派专人前往洽谈买下,使这批珍贵的宋元刻本和古代石刻拓本回到祖国怀抱。这批珍贵的古籍主要有善本书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元明间刻本《断肠诗词》、明刻本《任松乡集》《尔雅》等等;还有碑帖三拓,著名的“宋拓孤本”《神策军碑》,是柳体创始人柳公权所书,为现存柳体书中最佳者,价值极高。这批文献购回后,周恩来亲自一一检视,指示交北京图书馆珍藏,供工作组研究之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在“除四旧”中,大量文物古籍被破坏烧毁, 周恩来很痛心地说:“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他及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在他的坚决主张下,1967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的文献免遭损失。1974年4月,有关部门就销毁日本侵华时期发行的“军用票”给周恩来写报告,他立即指示,要留给图书馆一些票样,“作为反面教材,以教育后代”。1975年10月,周恩来通过国务院向国家文物局下达了编写《全国善本书目录》的指示。经过编者及各方面多年努力,1989年10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完成此项任务,对发掘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加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批准呈缴本制度与《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55年4月,在周恩来的批准下,文化部颁发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规定凡公开出版的图书杂志,“均应在出版后三日内由出版者按照规定缴送样本”,包括给主管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国立北京图书馆等共6份。这一规定,首次确立了我国的出版物呈缴本制度,保证了国家图书馆和科学中心图书馆藏书的完备性。

1957年9月6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查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负责全国图书资料的规划与协调。不久,即按《方案》规定在北京、上海建立了全国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其他9个城市成立地区性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使我国文献资源的整体建设和各图书馆间的业务协作与协调走上了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轨道。

(四)重视外国书刊的引进与国际图书交流。1956年1月,周恩来指示:“要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和“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4]p186。同年9月,他又提出要“进一步地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与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5]。1963年l月29日,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再次讲到订购外国书刊的问题,强调“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4]p415。1973年到1975年间,周恩来3次对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作出指示,对该公司一份关于引进和利用外国书刊资料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提出:进口外国图书资料,一定要充分估计到我国三大革命运动中各方面的实际需要,以有利于研究国际问题为原则。要充分利用外国一切有参考价值的东西,真正做到“洋为中用”。这些指示为我国图书进口业务指明了方向,使书刊引进工作不断加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中断。

周恩来在要求引进外国书刊的同时,也注意把反映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图书提供给国外的图书馆。1957年他访问印度时,发现泰戈尔国际大学图书馆中的中文图书很少,就表示给予援助。不久,我国将12000册中文图书捐赠给了泰戈尔大学图书馆。周恩来对外国图书馆的关心,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增强了两国人民友谊。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辛柯.信任、鼓励和鞭策——忆周总理对图书馆工作的关怀和教诲[N].光明日报,1978-04-17.

[3]陈锡岳,林基鸿.名人与图书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4]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6-09-19.

[6]何善祥.周恩来与图书馆[J].图书馆界,1991(1).

[7]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陈景娜(1966—),洛阳理工学院图书馆,研究方向:图书馆建设。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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