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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述略

曹春荣

1933年9月27日至10月4日,在博生(今宁都)县七里村召开的中共苏区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中央高度关注、群众热烈拥护的党代会,也是一次紧张、热烈、务实、高效的党代会,一次特色鲜明、意义重大的党代会。鉴于多年来学界对此事鲜有关注研究,笔者谨据历史文献就这次大会的背景、概况、特点与意义作一梳理,权当抛砖引玉。

大会背景

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之日,正值蒋介石纠集百万兵力并200架飞机,开始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之时,其中投向中央苏区的兵力高达50万,且多属其训练有素、经验丰富、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而此时红一方面军约10万人,中央苏区赤卫队5万余人,保卫中央苏区的兵力明显不足,枪炮弹药装备更是处于劣势。为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早在数月前就指示苏区党的组织:“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完成中革军委会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还要“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与此同时,“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党必须与借口战争不管一切经济上的建设,或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忽视战争动员的倾向斗争”[1]p2721-2722,以此保证红军的给养和供给,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夯实反“围剿”的物质基础。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上述指示,胜利完成8至11月扩红计划,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于8月7日在瑞金召集了瑞金、会昌、于都、长汀、汀东、宁化等10县(信康未到会)地方军事干部会议。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在会上作了关于扩红问题报告。会后,到会9县代表订立了开展4个月(8月至11月)扩大红军及归队竞赛条约,决心以冲锋的精神来完成战斗的光荣任务。

然而,由于此前5、6、7月各地为完成此时扩红任务已动员了大量人力,加上主观原因如思想认识、领导重视、动员方式、各方配合等不到位,8月份扩红成绩并不理想。以江西为例,全省扩红工作除兴国、博生县外,“一般的表现停滞疲倦状态,特别是乐安、万太、公略等县”。为扭转被动局面,中共江西省委号召在9月底前扩大红军突破一万,“作为庆祝红军胜利及拥护全省党代表大会的赠品”[2]。

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10天前,即1933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局(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总负责人博古写下《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献词,代表中央表达了对大会的期望——“江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该成為动员与武装江西的党及千百万劳苦群众去迎接行将到来的决战并取得胜利的大会,这是第二次省代表会应尽的历史的作用”;指出“大会应该在一切为着国内战斗前线的胜利的严密的口号之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在这方面首要与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动员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去加入红军,组织新的师、新的军团、新的部队去参加这个决定胜负的伟大的历史的战斗”。同时指出,在宣传实行上述口号时,不可漠视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与党的建设。“相反的,只有各种的工作的改善、各条战线上开展胜利的突击,我们才更能够造成与保证工农红军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基础,这一点在经济建设方面更表现得清楚与锐利。”[3]p2

博古的献词提到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关于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与苏维埃的改选运动。由此加强各级苏维埃建设,加强苏维埃与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的联系,使它更加巩固更加灵活更加亲密。为此要吸引每一个苏维埃里面的代表来参加实际的管理与行政的工作,吸引最广大的民众来监督、检查与帮助苏维埃的各方面的活动,仔细地倾听他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批评、自我批评、提议与意见,以战胜苏维埃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与官僚主义。

博古在献词中最后提到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便是党的组织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的改善”。“在这方面,我们的弱点还显著的暴露着,最主要的是我们工作中的刻板性与呆滞性”[3]p3。献词从有区别的宣传鼓动、分别党的领导与群众的领导、对具体部门具体工作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具体解决、把工作的突击性与工作的计划性经常性配合起来等方面,详细解释了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与错误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差别所在。

这样,博古的献词就代表中央给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规定了主要议题、内容、任务、目标,提示了应着重注意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从而给大会以明确的指导思想。

博古这篇献词公开发表在1933年9月25日出版的第27期《斗争》杂志上,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与博古献词同时发表的,还有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李维汉)的《关于江西〈全省各县代表大会的总结〉》以及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江西党目前工作的几个中心问题》两篇文章。

罗迈文针对江西《省委通讯》第31期发布的《全省各县代表大会的总结》,提出了“有必要说到的”几个问题。一是,对于各县代表大会一般得到“相当成功”的估计,不适合宜(黄)乐(安)崇(仁)代表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没有按照中央组织局给省委信的指示精神,开展反对三县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为首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撤换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者;而在永(新)公(略)新(淦)万(太)、南(丰)广(昌)、于(都)信(丰)三个代表会议上,在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没有同时打击“左”倾,如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和对富农的过火政策等。二是,各县代表会议讨论中,没有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跟当地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从分析当地反第四次“围剿”中的教训,来切实解决目前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三是,各县代表会议未能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号召以突击的运动来完成军委扩大红军的4个月计划。只有瑞金县代表会议提出了“我们要克服四次(反)‘围剿中的弱点,争取四个月计划三个月完成”。这个例子,值得各省各县党的代表会议去照样做。四是,各县代表会议虽然发动了向着官僚主义的自我批评,但对“那种可怕的强迫命令群众的方法”却没有“猛烈的开火”。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中心目标,应放“在动员和组织尽可能的更广大的群众去执行一定的任务”上面,“这是我们为着新的领导方式而斗争时不可忘记的”。文章最后表达中组局愿望:“我们的省代表会议必能克服县代表会议所作的缺点”,“在县代表会议一般的成功的基础之上,省代表会必定获得布尔什维克的成功”[4]p10。毫无疑问,罗迈的上述点评必定要对即将召开的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的议程,尤其是讨论和决议环节,产生直接且具体的影响。

李富春文主要检讨了江西省委4个月(1933年6—9月)来工作上的弱点与缺点:工作非常缺乏群众性,使我们的党还不能真实地具体地了解各地的群众情形,解决群众问题,使党与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的工作愈到区乡愈是接近群众,愈发生强迫命令群众的现象。这类弱点与缺点具体表现在:宣传鼓动工作呆板、刻板,不会区分领导群众与领导先进队伍(即是党),平均主义的作风,工作缺乏具体性等。显然,省委书记代表省委作的这番自我批评,会给接下来的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个好头,带个好样。

为迎接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江西各中心县委、县委先行召开了本级党代会,统一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与此同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了拥护省党代会运动,“尤其是各县区机关团体及广大群众的拥护党大会的一个铜板运动,各地制赠的彩匾,猪鸡鸭蔬菜等”,一批批送到博生县七里村大会会址[5]。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江西苏区300万工农劳苦群众对省党代会的热烈拥护。

大会概况

对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的概况,可以《红色中华》连载的该报特约通讯员钟平撰写的大会消息中了解到。

这次大会于1933年9月27日上午7时正式开幕。各县到会代表200余人,另有100余人列席。此时全省共有党员97451名[6]p674。红一方面军,粤赣省的于都、信丰二县(原属江西省)以及江西省军区直属区和各分区都有代表出席。大会首先推举斯大林、莫洛托夫、台尔曼、列宁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博古、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主席;推举李富春、曾山、陈毅等35位同志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推举刘启耀、娄梦侠等9位同志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议事日程初为——

第一天(9月27日),开幕式,中央局代表罗迈作政治报告,省委代表李富春作省委工作报告。

第二、第三天(9月28日、29日),政治报告及省委工作报告的讨论和结论。

第四天(9月30日),苏维埃工作报告及其讨论与结论。

第五天(10月1日),经济建设报告及其讨论与结论。

第六天(10月2日),党的组织问题报告及其讨论与结论。

第七天(10月3日),选举,闭幕式[5]。

这次大会实际开了8天,于10月4日闭幕。从钟平的后续报道来看,大会议事日程有所变化,增加了一些议题。下面简要介绍钟平报道中写到的一些细节,并作适当补充。

在9月27日上午的大会上,罗迈代表中共中央局作政治报告。他用通俗的詞句把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解释得非常清楚,同时举了很具体的例子,检阅江西党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的工作成绩与弱点,指出今后江西工作转变的方向与党代会的历史任务。下午由省委代表李富春作省委工作报告,他具体地以自我批评精神,检阅了江西党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的成绩与弱点,指出江西党在4月总结会议后,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但在扩大红军战线上,没有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获得成绩,却是在东黄陂胜利后,在红五月以来才得到如此伟大的成绩。同时他还指出,江西党还没有完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以致阻碍了江西党完全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他着重在全省党员面前提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号召全省党员在党代会后进行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在10月以前完成中革军委四个月扩红计划[5]。

28日上午是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工作报告,兴国模范县代表谢名仁将兴国扩红经验向大会作了很详细具体的报告,受到全体代表的赞扬与欢迎。谢名仁时任兴国县委书记,他在报告中详列了兴国县历次扩红运动的成绩:在1932年9月至11月扩红突击中,前两月扩大红军1600余名,11月用半个月时间扩大红军1400余名。在1933年红五月扩红突击中,动员模范师5500余名全部加入红军;6、7月动员1400余人加入红军工人师、少共国际师;8月扩大790余人加入红军到前线去。报告总结兴国之所以能取得扩红的伟大成绩,是因为:(一)能运用冲锋突击的精神以竞赛的方式,来兴奋全党对扩红的热情,尤其是能在政治动员中组织强有力的巡视团、突击队,经常做扩红的检查、突击工作,并以先进区乡帮助落后区乡。(二)注重加强干部的领导,使模范赤少队干部能团结在扩红任务上,而领导整连整营的赤少队员加入红军。(三)把拥护红军与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当作群众运动的经常工作。(四)在扩红运动中,在党内外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克服“扩大太多了”“没有对象了”的右倾观点,同时纠正强迫命令、收买欺骗等错误做法。报告还坦率地谈到了兴国扩红工作中存在的弱点[7]p1-5。

在当天下午的讨论中,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佳宾、南广县委书记聂昭良分别对自己在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表现作自我批评和辩解,引起大家不满。29日继续讨论,“大会又给了洪兴同志的机会主义以严重的打击”[8]。

30日上午还是讨论。下午由中央局代表罗迈作结论。首先,他肯定三天来大会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很热烈,开展了反倾向的斗争;其次,他指出江西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等,同时指出胡佳宾、洪兴等人的错误;最后,他发出了“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的号召。结束讲话后,罗迈以中央名义向兴国县委颁发“我们的模范县”奖旗,兴国代表团全体代表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登台接受奖旗。罗迈接着说:“兴国是我们的模范县,中央赠给你们以列宁的奖品,希望兴国要发扬模范精神继续前进,不骄傲、不疲倦的前进。各县代表要学习兴国模范,赶上兴国!”兴国代表当场表示:我们决不以现在的工作为满足,我们要克服还存在的个别的工作弱点,在中央局和省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用一个月完成三个月的扩红计划。在大会火热气氛感召下,“立刻就有许多代表来纷纷报名加入红军”[8]。

10月1日的议程是经济建设,首先由肖瑞祥报告工作,再经代表讨论、中央局代表发言,最后由李富春作结论。“大会严厉的打击了聂昭良同志在经济建设上忽视巩固工农联盟、加强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观点,及个别同志认为经济建设不是阶级斗争,以及在对外贸易上要联合商人,等等的不正确倾向”[9]。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党在经济建设上的任务,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保障红军给养,进一步改善工农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为此必须健全各级苏维埃国民经济部的组织与工作,吸引大批工农干部和劳动妇女,特别是红军家属参加经济建设各部门的工作,并在经济建设机关中开展反贪污腐化的斗争。

2日,由省苏主席曾山报告苏维埃建设问题。大会讨论时认为,省苏工作一般来说是先进的,但也有许多弱点,主要是对革命战争领导还不够,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建立,工作方式还存在不少官僚主义,苏维埃还没有应有的民主化,省苏党团还没有迅速在苏维埃系统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等等。大会指出今后苏维埃建设的任务,是加强苏维埃对革命战争的领导、对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在政治上扩大苏维埃影响,在组织上组织与领导环绕江西苏区的白区群众斗争,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建立城乡代表会议,广泛运用苏维埃民主化原则反对官僚腐化,完成全省选举运动,抓紧苏维埃系统反机会主义斗争,加强对边区和新区工作的领导。

3日的议事日程是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和讨论(延至4日上午结束),首先由刘球贤报告一年半来江西党的组织状况与今后的任务。大会在讨论了党的组织工作的成绩与弱点后指出,今后党在组织工作上的战斗任务,是要学习组织与领导群众的艺术,使江西党完全成为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党,完全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会上,中央局代表还具体详细地答复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

4日下午进行大会选举。事先由大会主席团提出新的省委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新的省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察委员名单,并逐一详细说明这些同志的斗争历史,政治上的坚定性,工作状况与个人成分等,充分运用民主原则,经过全体代表酝酿后再付表决。选举结果,全体通过主席团提出的名單,其中正式省委执行委员为博古、罗迈、李富春、陈毅、曾山等47人,候补执委为谢佩兰等9人。省委执委选出李富春、刘球贤、肖瑞祥、廖信中、谢玉钦、蔡畅、曾山、陈毅、娄梦侠、张绩之、刘启耀等11人为省委常委,李富春当选为省委书记[10]p490。

选举结束后,大会主席团提议,大会应给全省第一个模范区兴国上社区、第二个模范区瑞金武阳区、第三个模范区胜利平安区、第四个模范区崇贤区以列宁的奖品,获全体通过。大会给兴国“扩大红军模范”的奖旗,也在此时颁授。上述各县代表团按次登台受奖,全场均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给奖完毕后,大会主席团又提议,大会应给红一方面军以奖励的电文和一面列宁的奖旗、给江西范围内最好的游击队一面奖旗,大家又热烈通过。至此,大会胜利闭幕[9]。

大会特点与意义

苏区江西省在中央苏区以致全国苏区中的地位特殊——区域最大、人口最多、工作更先进,又是中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及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中枢机关所在地,倍受党中央关注与重视。这次全省党代会召开前,省委组织与指导了各中心县委、县委召开本级党代会,还通过各县、区委就召开省第二次党代会一事,对各地党内同志、党外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正因如此,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具有诸多特点。

一是中央高度重视、及时指导,为大会统一思想认识、政策策略和领导方式打下了基础。会前,中央组织局通过江西省委,对境内部分重点县(问题多且严重的县,如宜乐崇三县)的工作及其党代会结果进行了检查和评估,并将中央组织局意见及时反馈给江西省委。博古提早10天给大会写献词,罗迈也提早9天写出对江西《全省各县代表大会的总结》材料提出批评的文章。大会开幕后,《红色中华》还刊发了题为《拥护江西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社论。所有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党中央对大会的重视与期待,也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方向、任务、重点、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

诚然,中共中央局领导人把第五次反“围剿”看做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决定胜负的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省首先胜利、甚至在全国胜利的关键的认识,难免把一些应对之策绝对化,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左”倾,从而给苏区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以不良影响。但考虑到当年形势的艰险,而中央对大会给予的指导、提出的要求,大部分还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实际情形的,比如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关系,反对右倾的同时要警惕“左”倾,要改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因此应当肯定中央对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的指导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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