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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唱大风

叶介甫

当我们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砥砺前行,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是他们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从此开启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征程。让我们走近其中几位勇立潮头者,领略他们的人生传奇。

许德珩:“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讨袁(世凯)斗争,1915年初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中,他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起草了《五四宣言》,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奋勇当先,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他是“五四”当天被北洋政府逮捕的32名学生之一。蔡元培先生曾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积久不懈”。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本来在《国民杂志》召开的一次常会上,人们就议决“五七”国耻纪念日举行大示威,并将草拟的宣言送至全国各报。5月2日,许德珩从蔡元培处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约集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万分。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北大学生1000多人和各校学生代表来到北大三院大礼堂开会。法科学生廖书仓任大会主席,黄日葵、孟寿椿等人任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与会者情绪激昂,发言踊跃,丁肇青、张国焘、夏秀峰、许德珩、易克嶷等都发了言,个个声泪俱下。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会议通过四项决议:(一)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各界致奋起斗争。会上有人提议,给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那里送白旗,得到一致赞同。当晚,同学们便通宵达旦进行准备。许德珩写好了宣言,因为深夜买不到白布,他就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条,书写标语、口号。

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按计划到天安门集合。北大的队伍临出发时,受到教育部代表和军警的阻挠,到达天安门时已是上午8点半。同学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各校代表纷纷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大会通过许德珩起草的、充满爱国激情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我国国民“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

会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有人提议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去示威,于是游行队伍直奔东交民巷,并沿途散发传单。同学们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说帖,得以通过。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如临大敌。经过再三交涉仍不许通过。同学们高呼口号后,出东交民巷,经御林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找卖国贼算账。当隊伍到达曹宅时,朱门紧闭,有几十个警察守卫。趁学生和警察说理、辩论的机会,有个学生破窗而入,撬开大门,大批学生蜂拥而入。曹汝霖慌忙躲入厢子间。学生将章宗祥误认为曹汝霖,将他痛打一顿。“有个同学吸香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这就是“火烧赵家楼”。

半小时后,警察总监和步兵统领率大批军警赶到,污蔑学生杀人放火,随即捕去32名学生,其中北大20名,北大被捕名单中许德珩居首位,易克嶷也被捕了。军警对他们两人倍加侮辱,并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他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车上,一边捆一个,就这样地推进了警察厅(在前门内公安街,当时叫户部街)”。牢房极其拥挤肮脏,臭气熏天。每人每天只发一个大窝头,到中午“放风”时才能大便,呼吸新鲜空气。许德珩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口占一首诗以表心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5月5日,北京军阀政府令司法部和教育部查明“肇祸诸人”,“依法惩办”,并令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捣乱”。但就在同一天,北京全城的学生都发动起来罢课,共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北京女子高师的同学冲破校方的阻挠来到警察厅门口,要一同来坐牢。蔡元培校长和进步教授多方奔走,极力营救。孙中山先生也通电呼吁“学生无罪”。在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于5月7日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释放。蔡元培和北大全体学生在红楼迎接许德珩等返校。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但反动军阀政府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宣称“业经释放之学生将送交法院讯办”。许德珩等北大被捕学生发表“声明状”,抗议警方的非法传讯,表示“决不能甘受非法之提传”。

在反动政府的重重压力下,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辞呈,并于5月9日秘密出走。他行前给北大师生留下张条子:“杀君马者道旁儿。”他的辞职更加赢得广大师生的尊敬。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5月1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的黄日葵、许德珩、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等都是积极分子,经常出席学联会议,与各校代表商讨爱国运动有关事宜。5月19日,北京学联决定自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罢课,直至学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军阀政府斥之为“纠众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日之内一律上课。学生断然拒绝,军警包围北大三院。

5月27日,北京学联决定派许德珩、黄日葵南下扩大宣传。许德珩、黄日葵从北大三院越墙出来,化装出京。他们沿津浦线,到了天津、南京、上海。5月31日,他们参加了上海万名学生追悼因参加游行而病死的北大学生郭钦光的大会。许德珩在会上发表演说,“闻者为之泣下”。当上海学生得知许德珩为被捕学生之一时,群为鼓掌,表示敬意。6月5日,上海实现三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民罢市),直至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以后,6月10日才开市。

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召开成立大会。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强调“我辈宜去掉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会后,他被推举为《全国学联日刊》主编。

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的实现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同年9月间,许德珩回到北京。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欢送许德珩等赴法勤工俭学。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等70余人到会。同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大会,并欢送他们赴法。许德珩在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我们同志从此以后,去同工农民众打成一片,本互助的精神,谋求中国的改革。

11月,许德珩回江西探亲后来到上海,候船出国。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

史文彬:组织工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反帝斗争

史文彬(1887—1942),山东省青城县(今高青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历任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中共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曾一度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1942年冬病逝于八路军淳化镇后方医院。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19年5月,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曹汝霖的女婿、长辛店铁路机厂副厂长刘家骥,反对工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扬言“谁闹事就开革”,还公开辱骂进步工人是“劣马害群”,因此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史文彬和几个工人、学生一起,拿着钳子、大锤、铁铲等工具,抬着煤油桶到刘家骥住宅,点着了刘家大门。从这次惩办刘家的斗争中,史文彬看到了工人阶级和学生团结起来的力量。

6月3日、4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了近千名爱国学生,激起了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等地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消息传到长辛店铁路机厂,史文彬、陶善琮等人马上带领几百名工人、学生,到长辛店大街上游行示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这是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第一次上街游行,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久,史文彬等工人又组织了提灯游行,继续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

6月中旬,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和它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选举史文彬、陶善琮、陈励茂以及留法预备班和商民协会的代表为联合会委员。十人团成立后,史文彬和张珍等人动员了500多工人参加,每10人为一组,互相监督不买日本货。史文彬还带领十人团成员打着大旗、小旗到附近的大井、小井、琉璃河等农村集市上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抵制日货的道理。他们还挎着布袋子到火车站、商店门口和街头巷尾叫卖中国货“无敌牌”牙粉。由于他们的宣传和行动,一时间,购买“无敌牌”牙粉成了长辛店爱国反帝的标志。

8月间,救国十人团派出以史文彬为团长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為反对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的请愿大会。在历时3天的斗争中,史文彬和大家一起,白天进行爱国反帝反军阀宣传活动,晚上在总统府门前露宿。天津觉悟社社员马骏等人也不断向大家作宣传,进行鼓动。当军警来捕捉马骏时,他毫无畏惧,仍慷慨激昂地向群众发表演讲,并挥手叩揖向大家告别。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史文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深受感动,心胸更加开阔,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从此,更积极地投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涌现出了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4月,正当春风吹绿华北大地的时候,他们打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旗子,来到长辛店铁路机厂进行演讲。史文彬、王俊等先进工人热情迎接了他们,并组织工人聆听讲演。“讲演团”同史文彬商议了以后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办法,还决定在铁路机厂找一间房子,作为讲演和进行其他活动的场所。这样,长辛店铁路机厂开辟出一个北方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

是年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在工人中深入地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铁路机厂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经过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努力帮助和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热情操办,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委员,同时又成为该校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当时,前来讲课的有邓中夏、何孟雄、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朱务善等人,李大钊也来校讲课。他们从《新青年》《劳动周刊》等杂志上选择有针对性的文章,以生动的语言进行讲解,并用通俗的语言阐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等革命道理。上述革命活动,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为成立工会组织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铁路机厂1000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和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章程,并选举史文彬为工人俱乐部(工会)委员长。会后,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一小时学习”等标语牌,到大街上游行。史文彬和大家一起,边走边唱着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们编写的歌曲:“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只要我们团结紧,冲被乌云满天红!”

雄壮的歌声,震荡着古老的长辛店小镇上空,预示着红色风暴即将兴起。游行完毕,大家三呼“劳工万岁”后散会。《共产党》月刊第六期,报道了长辛店铁路机厂工会成立的消息,并热情地称赞工会“办的很有精神,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五一节后,史文彬在邓中夏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成为长辛店铁路机厂第一个中共党员。

邵飘萍:被誉为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报人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曾任北京京报社社长,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之一。1926年6月26日被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杀害。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的报人”。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文章,指出“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呼吁“吾人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在这晴天霹雳下,中华民众纷纷痛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各种社团也纷纷召开应急会议,力谋补救,国民杂志社便是“出力独多”的一个。

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由邵飘萍向学生报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决通电各省于5月7日同时召开要求政府拒签“和约”之国民大会的情况。

3日晚上的会议,参加者1000余人。会议首先由邵飘萍发表主演说。他向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以及当时的形势。最后,他悲愤激昂地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接着,新闻学研究会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高君宇等争相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个大字,高举示众。时至23时,到会者一致决定: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这就是第二天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他秉笔直书,撰写《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在《京报》上不断揭露北洋政府袒护卖国贼的行径,警告当局不能用“军警之办法”对付学生,指出“镇压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就是为卖国扫障铺路”。文章鼓励社会各界“持久进行”斗争。

邵飘萍在五四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重大影响,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等罪名下令通缉,并于同年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久,段祺瑞政府得知他的下落,照会公使团引渡。邵飘萍靠朋友的帮助,化装出京,避至天津、上海,后又转奉天,并再次东渡日本。

在日本,邵飘萍由报界挚友张季鸾的推荐,为朝日新闻社所聘用。这时,他开始重新放眼世界。以往,他虽然从俄国十月革命中朦胧地领悟到救国之路,却还来不及深入研究。他急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坐下来,潜心研究“十月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愿望,终于在亡命日本的这段时间里实现了。在大阪,邵飘萍常跑书店、图书馆,想方设法寻找购买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著作的日译本,日积月累,书架上竟摆满了《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论》《新社会》《露(俄)国大革命史》《社会主义研究》等书籍;书房里也挂起了马克思的肖像。他白天工作,晚上伏案攻读这些理论著作,经常披阅、摘录到深夜。他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的真理,终于使他从各种“学说”的迷雾中走出来,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认定中国革命要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邵飘萍将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心得撰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向渴望了解世界新思潮及新生苏维埃的人们进行传播。

邵飘萍的这两本书一出版,很快销售一空,并多次再版。《新俄国之研究》后来还被毛泽东所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入教学参考书,也是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里“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刘和珍:反帝反封建的“真正猛士”

刘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民国时期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她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宣战,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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